專訪鄭永年:推進共同富裕,關鍵是實現包容性增長

2022年10月19日05:00

  “要正確認識共同富裕,首先就需要將其放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背景下進行理解。從中國的情況來看,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也是我們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主題。最根本的還是要通過發…

  共同富裕是黨的二十大報告的重要關注點之一。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如何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如何通過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紮實推進共同富裕?圍繞上述問題,21世紀經濟報導對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進行了專訪。

  鄭永年認為,共同富裕包含了一層重要內容,就是實現包容性增長,沒有增長就沒有共同富裕,所以要為企業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和發展空間,因為它們能創造和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對於政府在此過程中發揮的職能和作用,他認為,政府更要承擔“保底”的職責,要保護社會,即做好“軟基建”的建設,例如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

  通過發展來推動共同富裕

  《21世紀》: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重要特徵之一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你如何理解?

  鄭永年:共同富裕至關重要,也是此次黨的二十大的重點議題之一。要正確認識共同富裕,首先就需要將其放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背景下進行理解。

  世界上每個國家都在追求現代化,而各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不同、特點不同。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它的現代化水平很高,但是形成了“富而不公”的現象。這些國家雖然經濟總量富裕了,但是分配不公平也導致了社會不穩定加劇、政治極化,包括美歐民粹主義崛起,與這些國家貧富差距加大有密切的關係。與此同時,還有一大批發展中的國家還不能稱得上是現代化國家,經濟沒發展起來。

  對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社會來說,實現共同富裕需要一定的時間。而且,共同富裕是一個動態起伏的過程,富裕程度隨經濟狀況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共同富裕必須是一種包容式、開放式的發展。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也是我們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主題。最根本的還是要通過發展來推動共同富裕。

  《21世紀》:當前國際形勢嚴峻複雜,全球經濟面臨多重風險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推動共同富裕的目標有什麼樣的重要意義?

  鄭永年:無論對中國還是對全球而言,共同富裕都是當今時代的關鍵問題。當今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失序”,一定程度上也與歐美民粹主義崛起有關。那麼歐美國家的民粹主義為什麼崛起?本質上就是因為這些社會“富而不公”,從20世紀的世界曆史來看,一戰二戰的爆發也是由此造成的。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一些國家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分配不公平問題,以及不同國家之間在全球化成果上的分配問題。

  如果每一個國家的國內都能實現和平穩定發展,實現比較公平的分配,那麼國際和平也就有了保障。那麼,中國未來如何持續地維護好國內發展環境的和平穩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繼續營造激活企業創新活力的良好環境,充分發揮企業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巨大能量。

  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企業是重要的主體之一,是發展的主體、市場的主體。要建立相關的容錯機制和制度,為企業提供一個有利於創新創造的環境,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加有利的發展空間,這樣才能更好地培養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人才,孕育出新一代能夠引領全球產業發展的優質企業。

  鼓勵勞動致富,同時做好社會“保底”

  《21世紀》:你認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有哪些關鍵的步驟和舉措?

  鄭永年:需要先特別明確的一點是,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義,也不是“劫富濟貧”。首先,要實現共同富裕,初次分配最重要,企業是初次分配的主體,就業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要營造一個有利於激活企業發展活力的環境,畢竟企業是做大“蛋糕”的主體。那麼共同富裕就是在以市場為主導做大“蛋糕”的基礎之上,分好這個“蛋糕”。

  其實共同富裕還包含了一層重要內容,就是實現包容性增長,沒有增長就沒有共同富裕,所以我們說要為企業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和發展空間,因為它能創造和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在這其中,中小型、微型企業就變得尤其重要。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顯示,中國中小微企業法人單位占全部規模企業法人單位的99.8%,吸納就業占全部企業就業人數達79.4%。中小微企業解決了將近80%人口的就業問題,而這些中小微企業中絕大多數是民營企業,所以要鼓勵民營企業發展,激活市場主體活力。

  第二是再分配,就是國家通過財政稅收,在初次分配結果的基礎上各收入主體之間通過各種渠道實現現金或實物轉移,是政府對要素收入進行再次調節的過程。但再分配這一環節要注意的是,不能使這一制度變成“養懶人”,因此我們不能直接照搬北歐模式,而要強調立足中國的具體實際,鼓勵通過勞動致富。堅持多勞多得,鼓勵勤勞致富,促進機會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既然是勞動致富,政府稅收的負擔也更輕一些,那麼對於勞動所得,政府可以考慮減稅,從而也能起到對要素分配的調節作用。

  還有三次分配,主要是鼓勵高收入人群以慈善公益方式對社會資源和社會財富進行分配。要統籌好強監管和促發展的關係,不斷完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在更好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基礎上,只有讓企業、資本在法律法規的制度框架下健康發展,才能更好地倡導鼓勵企業進行慈善公益、向社會捐款,從而實現良性循環。

  從政府和市場關係的角度來看,再分配這一環節由政府主導,而初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主要都是以市場為主導進行的。在初次分配中,政府起到間接作用,主要是通過鼓勵企業發展,從而更多地解決就業問題;還有一種情況,全世界有些經濟體設置了最低工資標準,有些可能沒有最低工資標準,而是採取浮動工資,經濟繁榮的時候多發一點錢,經濟形勢差的時候就少發一點。

  那應該怎麼做呢?一方面要鼓勵每一個人通過勞動致富、通過要素致富,賺更多的錢,上不封頂,把“蛋糕”做大;另一方面,要用法律制度體系鼓勵這些高收入群體捐款,例如向社會進行慈善捐款可以免除一定比例的稅。但“上不封頂”的同時,政府更要承擔“保底”的職責,要保護社會。

  正如我最近常常提出的,除了硬基建以外,“軟基建”對於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而言也很重要,例如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這些是承擔社會托底作用的重要建設,也就是避免低收入群體不會挨餓受凍。總體而言,是既要為社會“保底”,同時還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形成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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