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石頭“說話” 房山考古專家耗十年著成875件碑刻通誌

2022年08月28日17:28

撥開塵霧和泥土,一塊破損的碑體出現在眼前,在水流的衝刷下,方方正正的一則楷書顯現出來,金色光芒在字裡行間閃耀著,匠心鐫刻出的一筆一畫體現著曆史的重量。楊亦武將臉貼近碑體,用手小心拂去塵土,打開手機攝像頭,表情嚴肅地將碑面上的文字拍攝完全,這是楊亦武研究碑刻文字的第一步。

楊亦武是北京市房山區一名文化學者,今年已是他從事地方曆史文化研究的第40年。前不久,楊亦武剛剛完成北京房山區全境共25個鄉鎮的碑刻文字整理工作,出版總字數達210萬字的《房山碑刻通誌》。他說:“碑刻正在淡出時代的視野,抓緊把碑刻文字完整地記錄下來,保住曆史文化,這是我們作為文化人的責任和使命。”

《房山碑刻通誌》。受訪者供圖
《房山碑刻通誌》。受訪者供圖

碑刻是地方的百科全書

隨著社會和時代的發展,文字的載體,由最初的甲骨、青銅,漸漸地向石頭這一載體廣泛應用。碑刻,即把文字或圖畫刻在石頭上,是中國古代常見的一種文化載體。在商周時期,早期碑刻就已經出現了,劉勰在《文心雕龍·誄碑》中曾闡釋碑的起源:“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嶽,故曰碑也。周穆紀跡於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

楊亦武介紹,碑刻的類型繁且多,按碑載及內容劃分,常見的有功德碑、寺觀碑、墓碑、詩文碑及其他紀事類碑刻,如修橋碑、鄉規民約碑、地界契約碑、祈福求雨碑、家族祠堂碑等,內容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楊亦武說:“系統的碑刻,能勾勒出地方文化、曆史文化、民俗文化的全貌,是以碑刻為視角的地方誌,是地方文化的百科全書。”

楊亦武正蹲著研究東雲居寺石額。受訪者供圖
楊亦武正蹲著研究東雲居寺石額。受訪者供圖

楊亦武說:“以前,修廟、建橋,凡是比較重要的事件都需要立碑,民風民俗、故事傳說也會在碑刻中體現,隨著傳統村落的消失,依託於鄉土的碑刻將不複存在,碑刻記載的曆史文明將隨著碑刻的消失而永遠消失,碑刻的搶救和研究極為急迫。”在房山地方的碑刻研究領域,楊亦武是孤獨的行者。他說,研究碑刻,大多是按照年代去研究,這樣,往往把地方文化割裂開來。很少有人按照地域和文化遺存本體分類排序,《房山碑刻通誌》按照地域和文化遺存本體分類排序,確保了地方文化的系統性、完整性體現和解讀。

《房山碑刻通誌》全書共八卷,其中收錄了房山區共146個村莊、社區的875件碑刻,曆史年代自北魏、北齊、隋、唐、遼、金、元、明、清,直至民國。楊亦武曆時10年,旁徵博引,修校9次,完成該書的抄錄、整理、編目、分類和考證,最終出版,構建了一個涵括房山全境碑刻的地方碑刻文獻體系。楊亦武說:“碑刻是瞭解房山曆史,揭示文明軌跡的一把鑰匙,《房山碑刻通誌》載及的800餘件碑刻,現在的不足400件,碑刻的搶救工作刻不容緩。”

海拔1991米的百花山堪碑。受訪者供圖
海拔1991米的百花山堪碑。受訪者供圖

與千年的文明對話

楊亦武學的是中文系中文專業,大學畢業後開始投入對碑刻的研究。他說:“從1982年開始,我就投身研究包括碑刻在內的房山地方文化,有四十年的積累,才能支撐我對房山系統碑刻的解讀。很多曾親眼見過的碑刻,過了10年20年,早已沒了痕跡,上面記載的文字如果不抄錄下來,一段文明就永遠消失了。”碑刻的研究,是一份孤獨的工作,漫長的碑刻曆程,沒有同行者,沒有團隊,憑著一份情懷,一份責任,隻身踏上了搶救碑刻的征程。

楊亦武。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楊亦武。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我一直都是一個人,跑遍了整個房山。”楊亦武說,碑刻搶救研究,最辛苦的是“找”。滄海桑田,千百年過去了,尋找碑刻成為一件難事。楊亦武說:“碑刻可能在海拔一兩千米的山頂、懸崖邊,可能埋在土裡、沉在水底。”

楊亦武(中)等人在海拔1307米發現的大房山主峰堪碑。受訪者供圖
楊亦武(中)等人在海拔1307米發現的大房山主峰堪碑。受訪者供圖

上天入地,楊亦武早就練就一身本領,足跡遍佈別人不曾到過的遠方。“這是一種情懷吧,當你把責任和使命融進情懷的時候,這項工作就變成一種愉悅和滿足,就如一個探尋千年文明的旅行者。”一些字跡不清楚的碑刻,楊亦武要跑上幾趟,確保碑刻文字原真無誤,同時帶上尺子,做好數據記錄。以前沒有智能手機,楊亦武就帶著本子,在現場一字一句地用筆抄錄,一次不行,要反複多次,儘可能地把碑刻完整抄錄下來。

楊亦武正在對遺蹟進行現場拍照。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楊亦武正在對遺蹟進行現場拍照。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有時為了準確抄錄,需要借助拓片。再後來有了手機,楊亦武會先用手機對碑刻現場拍照,回到家後再調出來整理,即便這樣,有些碑刻還需多跑幾遍。他說:“有時帶回的照片有不清晰的地方,就再一次回現場,直到弄清楚。”

抄錄完了,接下來需要辨識文字。楊亦武說:“古代的碑刻,不是現代的規範簡化字,繁體字的碑刻辨識有一定難度,加之許多疑難字、異體字、生僻字,甚至還有錯字,古碑的行文沒有標點斷句,這些都是碑刻研究考釋過程中需要解決的。”

查閱相關字,一個字有時候需要翻多部字典。字典不能解決,就從書法上找規律解決。他說:“辨字的過程需要耐心,沒有訣竅,就是堅持。”在《房山碑刻通誌》中,除了大部分楷書外,還有部分草書碑刻,辨識難度大,楊亦武花費了比其他碑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全部破譯完成。有些碑刻句子行文不規範,往往給斷句造成困難,這就需要反複讀識。

用血肉破開曆史的阻隔

碑刻研究工作,遠沒想像的那樣簡單,有的時候,碑刻得出的曆史信息會與正史所記錄的信息相左,楊亦武說:“這是最困擾我的地方。這就需要認真考證,是正史記載疏漏還是碑刻記載有失,需要一個去偽存真的過程,找不到確切答案的地方就存疑。”

楊亦武介紹,有些碑刻由於戰爭等人為原因造成破損,或自然因素漫漶,是後代重刊的,往往在人物的職分和年代上出現一些誤差。這也是碑刻研究的難點,但必須詳加考證,給出說明。

楊亦武在抄錄房山區最西部山區蒲窪鄉蘆子水村堪碑。受訪者供圖
楊亦武在抄錄房山區最西部山區蒲窪鄉蘆子水村堪碑。受訪者供圖

在碑刻搶救中,他經曆了這樣一件事。上世紀八十年代,楊亦武騎著自行車,行程十幾公里考查木岩寺,詩人賈島曾在此寫下《木岩寺日暮》一詩。楊亦武在豬圈里發現了一塊碑刻明代的《木岩寺賢公大師塔記》,這是該寺明代一位住持的塔銘。發現時,這塊碑刻上面附滿泥垢,為了看清文字,他只能用雙手蘸著自己的唾沫去蹭。他回憶:“當時,沒有水,也沒有其他工具清理,我只好用手指蹭,最後手指都磨出了血,終於把它完整抄錄下來。”

二十年後,這塊碑刻再次被發現,已經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慶幸的同時,楊亦武內心感到十分沉重。他說:“不論是自然原因還是人為損壞,大量的碑刻隨著時間的流逝將不複存在,如果不及時搶救,怕是要消失殆盡。”

隨著生產建設和社會發展,傳統村落將逐漸消失,依託於鄉土的碑刻和文化也將消失在曆史的長河中。楊亦武說:“鄉村是留住鄉愁的最後一片淨土,一旦鄉村消失,植根於鄉土的傳統文化就會隨之消失,這一搶救性工程,需要有人擔當,誰來做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來做。作為一個文化人,要有文化擔當,自任使命,這是一種自覺的文化行動。”

搶救空白的文明

房山範圍內最讓楊亦武印象深刻的,是分佈在房山區韓村河鎮太湖山上的兩處摩崖碑刻,鐫刻在天然的崖壁上,高度超過兩米,記載了明萬曆年間華嚴寺的兩次重修的經過,分別鐫於萬曆三十六年(1608)和萬曆四十三年(1615),距今已有四百餘年。其中,萬曆三十六年(1608)摩崖可見於驢友筆記,而萬曆四十三年(1615)摩崖無任何記載,更無碑刻抄錄。楊亦武說,原因是此件摩崖實在漫漶不清,非專業人士無法辨認,好碑的驢友們來了一批又一批,均望而卻步。

太湖華嚴寺,是明成祖遷都北京後姚廣孝的隱居之地。姚廣孝是明初政治家,他輔佐朱棣奪得大明江山,主持編纂的《永樂大典》被譽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由他主持的北京城建設,為朱棣遷都北京奠定基礎。楊亦武說:“在正史上說,姚廣孝居北京雙塔廣壽寺,並沒有提到姚廣孝隱居太湖華嚴寺,在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從別的碑刻上得到了線索。”

房山太湖村華嚴寺的摩崖碑刻。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房山太湖村華嚴寺的摩崖碑刻。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楊亦武在房山周口店鎮大韓繼香光寺碑刻中得到線索,這塊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順天府涿州房山縣韓吉村香光寺重修緣起碑記》是這麼寫的:廣孝姚公,國初功臣,爵至少師,辭歸山林,隱於太湖之華嚴寺,朝廷恩賜香光園苑為其別業,久為荒廢。由此,楊亦武終於確認,位於聖水峪太湖山的華嚴寺就是姚廣孝的隱居之處。

在編研《房山碑刻通誌》過程中,楊亦武想到了這兩件重要的摩崖碑刻,於是下決心要把它錄載其中。摩崖碑刻的位置在半山腰上,車子只能開到山坡上,剩下的路只能靠雙腳步行,從入口處到摩崖碑刻的距離,大概一公里,走得快的話需要半小時。進山也並不容易,雜草有將近一人高,需要靠人在前頭用鐮刀割斷,楊亦武說,最好是穿長袖進山,這樣能防止被草割傷手臂。在雜草灌木叢生的山上,迷路是常事,楊亦武的竅門就是把岔路口附近的植物當作記號。即便穿著登山鞋,不小心也會摔倒,他回憶:“一次上山,腳下一滑,順著坡滑出幾米遠,所幸沒有大礙。”

楊亦武在房山太湖村華嚴寺考察摩崖碑刻。受訪者供圖
楊亦武在房山太湖村華嚴寺考察摩崖碑刻。受訪者供圖

為了將碑刻內容完整地照錄下來,楊亦武花費了一年的時間,其中的艱難可想而知。“從春暖花開到臘月寒冬,我前後來了四次,那個冬天山溝裡的水都結冰了,我的手暴露在寒風中,沒一會兒就凍僵了,需要插到口袋里暖一暖再拿出來抄寫。” 最終,楊亦武完成了對碑刻完整的解讀。他說,完成的當下心底產生了一種釋然的悲壯感,“這兩件碑刻的原文如果不錄載下來,華嚴寺的一段曆史將缺失,這將給地方文明造成無法彌補的缺憾。”

讓曆史複活

即便完成了房山地區碑刻的系統研究,楊亦武的碑刻研究工作也沒有停止。上個月,房山區韓村河鎮天開寺附近的地下挖掘出一塊沒有碑首的碑體,上面用端正的楷書記載著天開寺的曆史,與早發現的天開寺碑刻碑首組成完整的一塊碑刻。楊亦武在接到消息後,趕到了現場,他說:“我很激動啊,等了很久的寺碑終於重見天日了,這件碑刻文獻只記載了碑題和撰者,並沒有錄文。”當天晚上,楊亦武就完成了碑文的整理和抄錄。

他和天開寺裡的負責人一起討論著這塊碑刻的保護工作。他說:“這件碑刻太重要了,碑文記載著天開寺的創建者和早期沿革等重要信息,這在已知的天開寺碑刻記載闕如,這對於天開寺來說是一件大喜事,要把這塊碑刻拚接好,重新立在天開寺。”

楊亦武說,一件碑刻就是一段曆史,除了記載的內容,其使用的石料、文體、字體等,都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為什麼我們說要搶救碑刻,花這麼大力氣去抄錄考證?就是因為碑刻記錄著曆史,是曆史的見證,所謂千年的文字會說話,做這件事,我們是要留住曆史文明。”楊亦武並不打算停止房山碑刻的研究工作,即使懸崖峭壁,地下深處,他要用腳步繼續訪求塵封的文明。

掀開覆蓋石碑上的膠皮保護膜,金色的陽光灑在碑刻上,映射出曆史耀眼的光芒,刹那間將時空的阻隔穿破,地上的沙礫輕聲唱著藏在字裡行間的傳說,碑刻也因為時間旅人的到來,發出聲音,告訴人們過去的故事。楊亦武踩在柔軟的雜草上,用指尖輕輕觸摸千年石頭上文跡,盛夏在蟬鳴聲中更顯寂靜,他的耳朵裡傳來石頭的聲音,在時空交錯間,與曆史共舞。

新京報記者 陳璐

編輯 唐崢 校對 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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