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論文致謝里的“小鎮青年”

2022年08月04日07:58

  作者|尹海月

  中國社科院大學趙安在博士論文致謝中寫道:我從2005年18歲離開故鄉,負笈遠遊,至今35歲博士畢業,整整17年時間過去。期間參加過7次研究生考試、3次博士論文答辯,最終完成了草學學士、法律碩士、經濟學博士等階段的學習。也曾因學業一度中斷,在基層擔任第一書記、在多家農業企業打工,曲折廢弛難以盡述。

  他感慨:“回首望過去,可憐無數山。”“一個人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活,就能忍受任何一種生活。”

  小鎮青年

  “我是一個小鎮青年,曲折輾轉只為謀生……”7月初,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畢業典禮上,出生於甘肅鎮原縣一間窯洞里的趙安操著一口西北口音,作為畢業生代表發言。

  8分鍾時間里,他主要講述了10年前的基層工作經曆,“重塑了我認識這個社會的價值體系。”

  那時,他每天騎著一輛自行車,翻越20里山路,從鎮原縣城關鎮前往村里。村里沒有食堂和商店,早上從鎮里出發要帶夠全天的糧食。

  有一次因為走得太遠,趙安將自行車寄存在山下的農戶家,沒能在天黑前走下山,一路靠撿山上的酸棗充饑,按照山羊的糞便和足跡才摸下山來。

  他原本計劃的人生是成為一名學者,“走出鄉鎮”。從小,父母和老師都說:“知識改變命運。”

  18歲以前,他很少走出過家鄉屯子鎮。因為父母都是老師,二胎的他出生就被叫作“黑娃”,寄養在鄉下爺爺奶奶家。三歲時,奶奶去世,他又被送到舅舅家。

  在舅舅家生活,趙安覺得自己像“空氣”。“童年四處藏匿,使我陷落於愛的貧困,一生不得治癒。”趙安覺得,自己從出生起,就是一個“邊緣者”。

  回到父母身邊後,生活沒有太大改變。父親雖然在鎮里當老師,但每天要騎車20里地回村種地,穿著滿是洞的背心割麥子。

  他撐袋子,父親往裡頭倒麥子。撐不好袋子麥子撒落,引來父親嚴厲的責罵。

  小時候,趙安最期待父親去西安。每次父親會買幾袋泡麵,泡一袋給他吃。那是趙安平時吃不到的“奢侈品”。

  長大後,趙安一回想起這個畫面就痛心。父親去西安是去看病,6點就要起床。回來時,父親背一個大冰塊,裡面放著冷藏的藥品,到家後立即找鎮上的飯館,請求人家幫忙冷藏。

  那時,父親在趙安的眼中是矮小的。小時候,他體弱多病,父親帶他去鎮上的小診所,抓幾副中藥喝,喝了幾次都不好,他怨父親,“為什麼不去大點的地方看病?”

  後來,父親帶他去慶陽市看病,醫生讓住院,父親堅決不讓,說家裡沒錢,回家再用藥就行。父子倆坐在馬路牙子上說話,趙安生氣,嫌父親沒本事,父親說,“我就這麼大的能力。”

  後來,父親在趙安21歲那一年病逝,離開時未滿50歲。每次想到父親,趙安都想找地方“號啕大哭一場”。

  多年以後,他才理解父親的無奈,意識到“一個人要突破自身的種種局限,來實現改變是多麼艱難”。

  他記得,父親的夢想是買一輛桑塔納回老家,光宗耀祖,“小人物就這麼一點理想,小到讓你覺得可笑。”工作後,趙安買的第一輛車就是桑塔納。

  趙安說,父親帶給自己最大的影響,就是人不能知足,要奮鬥,“要一直往上走”。

  讀高中時,幾十個學生擠在一間宿舍里,沒有空調,沒有暖氣,床上只有一個草墊子,學生們大多就著鹹菜吃饅頭。

  趙安一心想離開落後的家鄉,考上了蘭州大學,想報化學專業,分數不夠,轉報草業科學。

  剛到蘭州時,趙安分不清東西南北,看不懂紅綠燈,不會乘坐交通工具,進到大樓里因沒見過電梯而找不到上樓的入口。入學之後,不知同學所說的百度和QQ為何物。

  大四,趙安和同學去市周邊縣城的飼料廠實習,環境艱苦。他覺得草學冷門,不好就業,想考經濟學的研究生。

  2005年,趙安去了廣州,邊工作邊考研。

  落寞歸鄉

  在廣州,和草學相關的崗位寥寥無幾,趙安找到一份地產公司的文案工作,幹了不到半年,公司就倒閉了。他又去了一家地產公司,月薪2000多元。

  為了慳錢,趙安租住在城中村的“握手樓”,樓道潮濕陰暗,老鼠、蟲子跑來跑去,五六平方米的房間只能放下一張單人床。

  房間里看不到陽光,有時候早晨醒來,他找不到眼鏡,感到無比恐慌,摸索好一會兒才從某個縫隙里找到。

  那種恐慌感導致他現在還害怕待在沒有窗戶的房間,不敢長時間坐飛機、待在密閉的空間里。在廣州時,他常常想衝出屋子,到寬敞的地方大喊一聲。

  書籍是趙安的安慰。到了週末,他白天去附近一個學校的教室里準備考研,晚上回到“膠囊屋”,趴在床上讀周國平、尼采,經常讀到深夜兩三點。

  他對尼采的“強烈意誌學說”印象深刻,認為“人活著就是要大鬧一場。”然而,現實是,趙安考了3年研究生都不理想。

  在繁華的廣州,趙安感覺到“人的渺小和對未來的恐懼”。待了2年多,他聽母親的話,回甘肅的家鄉考編,被分配到鎮里的黨政辦公室,做會議記錄、處理文件、寫文字材料。

  那段時間,趙安心理落差很大。大學3個舍友,一個去國外深造,一個去北京讀研究生,一個轉入投行公司,只有他“衣錦還鄉”。

  他又開始準備考研,入職不到半年,正趕上省里選派第一批“第一書記”,下村支持鄉村工作。

  時任鎮原縣城關鎮黨委書記的李四科在年輕幹部里篩選簡曆,發現趙安學曆高,寫材料思路清晰,還是寒門子弟,推薦他去城關鎮五里溝村擔任第一書記。

  五里溝村是一個有著幾千人的貧困山村,河流穿越山穀,村民住在半山腰的窯洞上。

  雖然也是村娃,但趙安入戶調研時,仍被這裏的貧窮震驚。有的家裡窯洞極度黑暗,鋪在炕上的被子多年沒有換過,鍋裡只有幾個饅頭。

  這裏的交通和水資源極其匱乏,農民喝水、澆地,要牽著一頭馱著兩個大水桶的毛驢,走過狹窄的羊腸小道,到山下取水。

  每次下雨,泥路被雨水衝刷,一片狼藉。由於山路過於狹窄,“人死了連棺材都抬不上去”,大型農業機械更上不去,農民只能靠牲口犁地。

  目睹山裡的貧困面貌,趙安一心想做點事,開始修路。村里沒有集體資金,趙安設“功德榜”,號召村民捐錢,只籌到幾千元。

  他又把目光投向同鄉的農民企業家,去了蘭州、西寧,找到做天然氣生意的兩兄弟,募得4萬元現金。鄉里又批給這個村5萬元修路資金。

  趙安雇了兩輛鏟土機,在途經糧田最多的地方修路。

  其間,趙安初次認識到鄉村工作的複雜性:有的人說家門口的糞堆、花椒被鏟土機推了,要求補償。有的人認為路線設計不合理,帶一群人鬧。還有的人嫌棄把路口修到自己家,途經車輛多,太吵。

  趙安說好話,給補償,一一安撫,前後修了一個月。年底,鎮里對各村進行評比,原本排倒數的五里溝村躍居前列,修路沿線的群眾送來錦旗,趙安感覺“一下子有了價值感”。

  那年年末,他和朋友去慶陽市參加第四次研究生考試,途經市委大樓,看到一個大牌子上寫著“面向群眾”,“群眾”兩個繁體字看起來像“犀牛”。兩人調侃,如果有一天能進到這棟大樓里,“面向一下犀牛”,這一生就算實現了理想。

  這一次,趙安考上一所“985”院校,但由於基層工作在身,他只好忍痛放棄。

  2012年,甘肅省開展聯村聯戶、為民富民的“雙聯”行動,實施精準扶貧。鎮原縣祁川村被確定為全縣215個村里,唯一一個市委精準扶貧的聯繫單位。趙安又被任命為祁川村黨支部書記。

  “最後一公里”

  與五里溝村不同,祁川村獲得省、市大量資源傾斜,趙安不需要再四處要錢,而是要將政策“落實到最後一公里”。

  趙安觀察到,大量資源的注入打破了村莊原有的平衡,涉及資源分配問題,村里矛盾頻出,而矛盾的癥結點常常令人意想不到。

  比如村里“實有人口”的認定問題。2012年,村里一個小組被選址為縣里公墓區的建設區,涉及徵地賠款高達幾百萬元。分配賠款時,趙安發現,公安機關、計生委和村里提供的三套人口數據不一致。

  雖然大多數村民善良、樸實,但農村關係複雜,資源分配是難題。有一次,縣城治理河道,徵收一個小組的川地。小組絕大多數人都姓李,上世紀演化為“甲、乙、丙”3個小組,之後又合併。

  徵用地在甲、乙兩個小組川區,這兩個小組認為,所徵地是他們的口糧田,再由丙組參與分配不合理。但丙組認為,所征之地是小組集體資產,且父輩們共同搶修過這片川地,應該獲得徵地賠款。

  雙方互不相讓,越吵越凶,甚至揚言“從此不在一個祖墳里燒紙”。鎮里多次開會討論,最終決定,丙小組調整出幾畝地給另外兩小組使用,徵地款則由3個小組共同分配。

  但幾個小組都不認可此方案。

  梳理這一案例時,趙安倍感困惑,不知道將這些現象應該歸為政治學還是社會學問題。

  到了工作後期,他愈發感到鄉村工作的複雜,“就像海邊撿不完的貝殼。”趙安被罵過,還被吐過唾沫。

  曾經,趙安視做一名學者為理想。但基層工作讓趙安意識到,現實的複雜性不是光靠在辦公室生產“高深理論”就能解決的,有時候,農民的法子更接地氣。

  2013年元旦,趙安召集6個村民小組開群眾會,就10項擬實施的項目進行投票。

  但有的村民不識字,看不懂項目文字。有人提議,“投石計票”——將10件待選項目製作成卡片,匹配簡易明了的圖片,放置在10個小盆中,農民以石子為選票,擲入盆中。

  用這種方法,全村收集到700多張選票。趙安發現,基礎設施項目的需求占總票數過半,而在產業開發方面,村民接受速度較慢。

  身為一個農村孩子,又是草畜專業出身,趙安一直希望通過專業知識,幫助村里人致富。一天,村里兩個年輕人找到趙安,說想掙錢,但不知道幹啥好。

  趙安建議他們養羊。年輕人有些畏難,趙安又給他們做工作,說村里有各種補貼政策,養殖戶只需要拿一小部分錢。

  兩個年輕人沒有資金,趙安又通過互助資金為他們貸款,他們終於建起了兩個小羊棚,打了兩眼水窖。

  原本以為只要羊生下小羊羔,就能到市場賣錢,但趙安發現,養羊是個技術活,需要特定時間讓羊發情,等羊懷上羊羔、順利生產後,還要幫小羊吃奶,防止凍死。

  而賣羊門道更多,農戶要自己去找“二道販子”,熟悉銷售渠道。兩個年輕人在這些方面沒有經驗,幹了兩年就放棄了。

  這次經曆帶給趙安很多思考,“農民並不是不勤勞,只是他們的力量太過有限。”自那之後,趙安心裡有個願望,“有一天具備實力,利用自己的專業優勢和人脈資源,回村辦一個草畜合作社,帶領更多弱者發展種草和養殖產業。”

  感覺到自身知識匱乏,2012年,趙安去了中國人民大學農村發展學院讀在職碩士,這一次不是為了學曆,而是“尋找治理村莊的方法”。

  學習時間集中在假期,趙安每次去要先坐車到西安,再從西安坐十幾個小時火車到達北京。

  趙安說,這段經曆提供給他一種看待農村問題的“視野和方法”,“將經濟學問題微觀化,對農村工作進行專題式深挖,比如農村金融,參與式扶貧。”

  孤獨者的實驗

  在人民大學的課堂上,趙安第一次瞭解到孟加拉國經濟學家、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創立的“鄉村銀行”。這是一種成熟的扶貧金融模式,面向貧民,提供小額、低息貸款,無須抵押和擔保人,以五人小組聯保代替擔保,作為約束機制。

  30年間,尤努斯先後貸款給639萬人,其中96%是女性,還款率高達98.89%。

  聽說這個制度,趙安很興奮,查閱了很多資料。回到祁川村後,他從縣財政撥款爭取到15萬元啟動資金,建立了“祁川村扶貧互助協會”,試圖探索農村金融制度。

  一週內,協會發展了35人會員,繳納互助金3500元。協會章程規定,每筆貸款最高額度5000元,半年結清一次,並以至少三戶人家為聯保。

  此外,資金優先貸給從事花卉苗木、養殖等金融指導產業的農戶。不過,趙安注意到,多數村民後來將貸款資金用於消費,有的看病,有的蓋房,給兒子娶媳婦。

  半年之後,除一戶人家,貸款收回。幾個月後,欠繳的一戶也還上了貸款。考慮到資金規模小,趙安想吸納村民小額存款,以擴大資金規模,被堅決製止。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種急於求成的心態蘊藏著極大的風險。

  2013年6月,慶陽市政府向鄉鎮投入1000萬元低息扶貧貸款,協會得到100萬元新增貸款。隨著資金規模擴大、利息提高和期限的延長,有的村民開始拖欠還款,且逾期率逐年增高。

  因為村民沒有抵押物,趙安只能用“軟約束”的方式催債,掛橫幅、刷牆、換海報,提出口號“農民是最講信用的人”,但效果有限。到2014年年底,還款逾期率高達50.8%。

  最終,這場長達3年的經濟實驗黯然收場,趙安也為此承擔了巨大的壓力,但他並不後悔。

  趙安認為,通過資源堆積打造出來的扶貧村不可複製,想破除“短、平、快”的評價標準,探索一種“長效的工作機制”。

  為此,他開展過一系列制度實驗,比如村莊衛生清掃工作。村部、街道、水渠常常垃圾成堆,很多村民把垃圾倒在門口,每年耗費幾萬元清潔費全靠鄉政府轉移支付。趙安嚐試讓各村民小組輪流打掃,讓優先享受“低保”的村民帶頭打掃等等,但無人理會。一位村民甚至當著趙安的面倒垃圾。

  趙安在民主選舉上也傾注了很多心力。

  2013年年初,一位村民小組組長因未及時公示組內集體賬務、管理混亂引發村民不滿,村民要求撤換組長。村里決定按照民主選舉流程進行小組長換屆。

  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村民小組有三分之二以上戶的代表到會,選舉才有效。但選舉當天,300多位選民只來了70多人,還是在工作人員百般催促下到場的。

  選舉過程中更是問題頻出。好不容易收集完選票,得票最高者票數未過半,應該再次組織投票,但大批村民因天熱中途離場。

  之後,趙安又多次召集村民選舉,願意來投票的人不多,只能按照第一次投票結果任命組長。

  趙安設想在每個村民小組選舉5個村民代表,和組長共同推薦候選者。但村民對於參選並不熱情,好不容易選出來5個人,有的人說家裡生意忙,不想當。

  趙安又給人說好話,做工作,才勉強湊齊6個村民小組的30名代表。

  之後,村里讓村民自薦低保候選人,現場一片混亂,這人正在說家裡多窮,另一個人跳出來大罵說“不窮”,還有的直接在現場打起來了。

  村里一遍遍開會,開到後面,村民和村民代表都不來了,評低保的方式又回到老樣子。

  “真正給予社會行使民主的自主權,就一定能結出民主的果實嗎?海選一定能產生公意嗎?”多次組織選舉無果,趙安對此懷疑。

  其間,有人勸他,基層幹部應該執行命令,而不是做很多創新。趙安不認同,“這10年來,我一直在反思‘看得見摸得著’的盆景式工程,基層幹部要建機制。”

  工作到了第三年,趙安感覺“很孤獨”,常常找李四科討論農村問題。

  在李四科看來,趙安“沒有私心,想幹實事”,對他的要求總是儘可能支持。不過,他深知,“靠一個人的力量把家鄉改變很難”。

  2016年6月,趙安結束村支書工作,決定繼續讀書深造,“這是最適合的一條路。”

  在離開之前,他想把3年基層工作寫成書出版,“轉身時留下一個背影。”

  他“卯著勁”寫了30餘萬字,給出版社發郵件,無一回覆。他又打印了3本書,背著書包去北京,白天找出版社,晚上住在高中同學的出租房裡,找了一個多月也無人問津。

  趙安失望地回到家鄉。過了大半年,中國法製出版社的一位編輯表示對書感興趣,《祁村奮鬥》出版。

  在這本書中,趙安從經濟、法治兩個方面,系統梳理了在祁川村的工作。在趙安看來,基層民主選舉需要反複海選、試錯,才能激發村民的民主意識。

  趙安總結,互助協會在“零抵押、無擔保”的赤裸狀態下運行,失敗是必然的,“只有農村金融立法體系逐漸完善,農村信用體系、擔保體系、評價體系、金融環境發育成熟,才有可能孕育成功的農村合作金融。”

  “三農”學者李昌平給這本書作序寫道,“趙安之(趙安的筆名)‘千金撥不動四兩’的無奈是刻骨銘心的,他的思考也是深刻的,但未必全部正確。這或許只是一個開始。趙安之的開始,是花了三年時間身體力行的開始,是嚴肅認真的,全社會都應該有趙安之這樣嚴肅的態度面對中國的重大問題。”

  從容行走

  趙安覺得,後來多年學習深造,都是對這段基層經曆的“反芻”,“那時候是粗線條的,之後是精雕細刻。”

  由於農村工作常常需要瞭解土地法、合同法等相關法律,趙安轉為考法律碩士,考了兩次,才考上蘭州大學法碩。

  2018年,趙安碩士畢業,收到法學、農學、經濟學3個方向的博士錄取通知書,非常開心,“實現知識到一定積累後的系統性回報”。

  他進入中國社科院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所深造,和一批職業學者探討農村問題,視野變得更加開闊。

  他對合作社有了更深入的瞭解,“用我導師的話說,合作社是一所大學,農民要在合作社學校當中學習互幫互助,共同決策的一種理性精神,需要時間、耐心訓練。”

  他在多個場合談論基層工作經曆,強調學術和實踐要互動,但鮮有人在意他的聲音,這讓他覺得,不管在基層,還是在學術界,自己都是“主流體系的邊緣者”。

  他關注的人群也大多是邊緣者。博士論文,他研究農民工工傷保險問題,塵肺病病人是他的關注的人群之一。

  他去了10多個省、20多個縣訪談塵肺病病人。在湖南永州,他遇到一位兩三個孩子的母親,才二十六七歲,被問怕不怕,女人說不怕,就是不知道孩子怎麼辦。看到對方無助的眼神,身為父親的趙安心裡難受。

  還有湖南一個鄉的很多村民,在廣州深圳打地基建高樓,多年不通風的地下環境使得他們患上塵肺病,“這些人都被淹沒在塵埃之中。”

  趙安想將這些人的故事出書,但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這讓他有一種“思想無法傳遞”的苦悶。

  實際上,他一直在個人追求和社會評價兩條體系中搖擺。

  一位同學在國際頂級期刊發表論文,“成果非常耀眼”。他很羨慕,同樣是多年辛苦讀書,卻連一個教職都有可能拿不到。

  多年辛苦奮鬥,他的心裡積鬱了一些“擰巴”。第一次申請博士沒成,他不服氣,“我在村里三年,研究的東西比一個碩士生差嗎?”找工作,招聘單位優先選擇清北畢業生,他感到不公,“我們都活在這樣一種鄙視鏈中。”

  他不認同靠學曆評判一個人,但又不得不依靠這種評價體系。

  “我用有限的資源稟賦,做一些有益於自己、社會的事情就足夠了,我不接受什麼排名什麼評價。”趙安慢慢與自我和解,不局限於做一名學者,“我的職業是行走,我的專業是思考。”

  博士論文致謝走紅後,有網友說,讀哭了,“與你走過的路那麼相似,唯有繼續奔跑。”有網友感慨草根奮鬥的不易,“魚躍龍門都是幾代人的努力。”

  “很多人從我身上看到了自己。”趙安說,“他們希望看到我這樣的人好,這意味著每個人都有希望,雖然很悲壯。”

  他也收到很多老鄉留言,有的說,“希望回來造福鄉里”,還有的說,“希望你回來做個好幹部”。

  “家鄉的人們對我有很多期待。”趙安說,從事農業農村相關研究與實踐,將是他這一生的事業。

  7月初,趙安回到祁川村調研,感受到村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以前,村里有消息要挨家挨戶打電話通知,打不通還要騎著摩托車去村民家裡。現在,有了智能手機,村里組建了小組群。村民再也不用擔心喝不到水,政府補貼每戶人家買了電井,很多人家將小汽車開到了家門口。

  不過,趙安和現任村支書聊過之後,發現7年前的一些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如果有機會,他還想繼續自己未竟的互助協會實驗,“堅持探索,不要間斷。”

  未來幾年,他打算再寫一本《祁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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