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登高:中國人向來缺乏契約精神?這是一種認知誤區

2022年04月19日20:03

(東西問)龍登高:中國人向來缺乏契約精神?這是一種認知誤區

  中新社北京4月19日電 題:中國人向來缺乏契約精神?這是一種認知誤區

  ——專訪清華大學華商研究中心主任龍登高

  中新社記者 龐無忌

  中國人向來缺乏契約精神?恰恰相反。

  在過去幾千年的經商曆史中,中華商人逐漸形成並且傳承延續一種共同的精神文化基因,後世將之總結為“中華商道”。

  對於“過去有人認為中國人沒有契約精神,甚至說正是因此導致曾經十分強大的中國在近代落後了”的說法,清華大學華商研究中心主任龍登高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指出,這完全是一種認知誤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中華商道的核心要義是什麼?

龍登高:其實中華商道的核心內容與西方商業文明並沒有本質區別。中華商道最本質的內容就是契約精神與誠信。認為中國人缺乏契約精神,完全是一種認識誤區。

  契約精神可以說在中國源遠流長。曆史上,中國的地權交易、市場交易,都要簽訂契約。最近這些年,人們發現的關於原始契約、合同等方面的記載和史料越來越多,更可以看到,契約精神確是中國傳統市場的核心內容。

  所謂契約精神有三重涵義:一是自由自願的交易,二是互惠互利的交易,三是遵守契約受到激勵,而違背契約受到懲罰。履信守約是契約精神的核心。曆史上出名的晉商徽商,他們所談到的都是“做好人,行好事,要守信”,並且教育自己的後代誠信傳家。

  我訪問過許多海外華商以及中國本土成長起來的企業家,他們都很強調要守信用,誠信是第二生命。契約精神和誠信的背後一方面當然有道德倫理的影響,但更重要的還有制度和機制支撐。其中,既有對履信守約的激勵,也有對違反契約的約束。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中華商道有什麼不同於西方商業文明的特點?

龍登高:首先是包容性。從曆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中華文化在包容性方面具有很強的曆史基因。比如宗教,人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而且各種信仰之間相安無事,因信仰不同發生衝突比西方要少。再比如海外華商,有的是佛教徒,有的到西方之後信仰基督教,但無論他們去到哪裡,都可以同當地和諧相處,一起做生意。

  在探索市場時,中華商道又顯得相對穩妥、保守,主張穩紮穩打。中國人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覺得不好的東西,不強加給別人。而西方商業文明則更加積極進取一些,信奉“己所欲、施於人”,好東西要讓其他人來分享,所以受到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影響更深的西方商業文明事實上有著更強的向外擴張的動力。中華商道則不然。

  當然,在本質上,東西方對契約精神的強調是一致的。只不過傳統中國社會流行的是一種樸素的契約精神,現代的契約、法律設計得越來越詳細、嚴密。

  中華商道里的獎勵和懲罰機制主要表現在人際信用上。在一個相對小的人際網絡中,大多數都是熟人,如果不守信用,或者做了什麼壞事,大家知道了,都會避開跟失信者做生意,失信者也很難找到合作夥伴。而真正建立在法律意義上的懲罰機制,則是到現代市場經濟才逐步完善。

中新社記者:您提到中國商人重視履信守約,在古代是否有這樣的例子?現在我們有時也能聽到“父債子償”“兄債弟償”的故事,是源於這個理念嗎?

龍登高:的確中國有不少“父債子償”“兄債弟償”的故事和傳說。比如明清時期,有華商去東南亞做生意,父親承諾了但沒有做到的事由兒子實現了。但需要看到,這是一種傳統現象,而且並非先進現象。現代商業中建立的是有限公司,股東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有限責任,很少再有“父債子償”等情況發生。

  中國古代信用制度最典型的是宋代的交子。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紙幣的基礎就是信用。交子最初由民間創造出來,由成都的16個大商人主導。其他人把錢存到這16個商人處,拿著交子便可以在其他地方兌換使用。所以,元代時,馬可波羅來到中國,對此感到不可思議,因為那時歐洲使用的是金銀貴金屬。到清代,又有了票號,晉商的票號總部在山西,但它的分支機構、票號網絡遍佈大江南北,甚至延伸到日本、俄羅斯、印度等國家。

  紙幣這一以信用為基礎的貨幣之所以能最早在中國誕生,就是因為中國傳統市場的契約精神源遠流長。古代商人重視履信守約,才能催生出信用制度。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在如今的市場經濟時代應該如何傳承和發揚中華商道?

龍登高:中華商道的傳承和發展是對契約精神的弘揚,這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在20世紀前半葉,國內長期的社會動盪一定程度上破壞了這樣的契約傳統,此後計劃經濟則幾乎不需民間契約。但現在乃至未來,中國發展市場經濟,也意味著中華商道複興必需契約精神的強化。

  這一過程需要各種制度的配套。總趨勢是要讓契約精神和信用制度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日益完善。

  以信用制度為例,美國的個人信用制度相對完善,這是因為美國人素質特別高嗎?恰恰相反。是因為19世紀美國市場上欺詐行為太多。後來有牧師專門收集有欺詐行為的商人或者企業的相關資料賣給外來商人,後者可以此去避開這些不守信用的人,慢慢地演變成個人信用制度。久而久之,人們遵守這些規則,成為自覺的行動。

  現在中國市場經濟也在完善的過程中,其中就包括個人信用制度、企業破產法等配套制度在逐漸完善。

中新社記者:當前,貧富差距加大成為一個全球性問題。中華商道,或者說中國特色的商業精神在推動縮小貧富差距等方面有何優勢?

龍登高:貧富差距擴大在特定時期是不可避免的。產品和服務走向海外市場,參與全球競爭的企業與商人收益大增;而局限於狹小地方市場的企業可能停滯不前。另一方面,運用互聯網和新技術的企業,特別是平台企業,迅速發展;而不能與時俱進及時轉型的企業可能舉步維艱。這必然出現收益差距拉大,甚至一些缺乏生命力的企業被逐漸淘汰。當然,政府可以採取一些措施縮小貧富差距,比如推進第三次分配。中華商道傳統在這一過程中是有優勢的。

  過去,中國有很多民間組織的慈善公益項目設施。比如:很多地方都修建了風雨廊橋,或者在崇山峻嶺中修建茶亭。這些廊橋或者茶亭都是民間出資建造的,免費給旅人提供一個遮風避雨處,有的還提供免費熱茶。比如:湖南桃江縣就有100多座這樣的茶亭。

  過去在中國,由民間組織承擔公共工程、基礎設施建設、維護市場秩序等是一大特點,民間組織在扶貧濟弱,推動縮小貧富差距等方面也有優秀傳統。隨著中國走向現代的市場經濟,我們形成的社會治理共同體,還需進一步激活民間組織的作用。

  其實,政府管多了,市場會失去活力,管少了又會出現亂象。這時候民間力量就可以部分承擔一定的組織作用,它不像政令那樣具有強製性。當然,民間機構也需要公開透明,要接受政府管理,接受新聞媒體和大眾監督。(完)

受訪者簡介:

龍登高,清華大學華商研究中心主任,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第十八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獲得者。兼中國經社理事會理事,國務院僑辦專家諮詢委員,中國華僑曆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商業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曾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曾為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劍橋大學等高校訪問教授或客座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曆史研究》《管理世界》《社會學研究》《民族研究》等刊物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百餘篇。合作主編有“社會經濟史譯叢”“量化曆史研究”“清華經濟史叢書”“國際華商研究書系”“華人研究國際學報”等叢書與刊物。

(編輯:張澍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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