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數字化:城市發展史上的新一輪革命

2021年09月08日15:08

原標題:城市數字化:城市發展史上的新一輪革命

近年來,從建設“城市大腦”、“智慧城市”,到推動城市“數字化轉型”,再到近來熱議的“數字孿生城市”(Digital Twin Cities),“數字化”已經不僅是科技界和企業家們關心的事情,而成為擺在各國城市治理者面前的課題。

“數字化”之於“城市”,究竟有多重要?從城市發展史的角度看,

方興未艾的“城市數字化”極有可能引領人類城市生活的新一輪革命。

現代城市:工業時代的“新發明”

城市是人類一項古老而年輕的“發明”。言其古老,是因為城市幾乎與人類的文明時代同時出現:在東方有夏王朝的禹都陽城,在西方有古埃及的孟菲斯,以及後來出現的古希臘的雅典。言其年輕,是因為城市的規模、功能、形像在歷史上經曆了多次深刻變革,而一些社會學家甚至認為,

不同時代的“城市”在本質上是不同的東西。

現代法國思想大師列斐伏爾在《都市革命》中直言,古希臘的城邦、中世紀的城鎮和工業化時代誕生的新城市“本來沒有什麼共同之處,可人們卻非要把它們放在一起加以比較”。那麼,我們所熟悉的現代城市是如何被“發明”出來的呢?

比利時歷史學家皮雷納在《中世紀的城市》一書中指出,現代城市以及市民階層源起於中世紀的西歐:為了貿易的方便與財產的安全,商人和工匠們在原本用於防禦的“城堡”周圍集聚,逐漸形成規模空前的城市和一套全新的社會制度。

《中世紀的城市》,亨利·皮雷納著,陳國樑譯,商務印書館2017版
《中世紀的城市》,亨利·皮雷納著,陳國樑譯,商務印書館2017版

這種觀點恰好與中文“城市”兩個字的原意相合:

在古漢語中,“城”即防禦設施,“市”即交易場所。而在皮雷納之前,馬克思也已經提出,工商業的發展導致中世紀出現了城市與鄉村的二元分離。而隨著市場擴大和工業革命,工廠取代了手工工場,“巨大的城市”被建立起來,一個“農村從屬於城市”的時代開始了。可以說,人類文明的“城市時代”幾乎是與“工業時代”同步到來的。

就此而言,18世紀下半葉的工業革命改寫了城市的功能:新興的城市大多圍繞工廠、礦藏、港口而展開,工業水平成為主導一座城市的力量,宗教、政治和軍事因素的影響大為減弱。這種變革直接體現在城市的景觀中:城市的新中心不再是教堂,而是火車站、工廠和商業區;最高的建築不再是教堂的尖塔,而是工廠的煙囪。

在人的生活方式上,工業革命讓人身依附與土地依賴成為過去,大量人口從農村湧入城市,生活的主旋律變成了“上班下班”的僱傭勞動與“自由買賣”的市場交換。隨著城市交通日益發達,經貿往來日益頻繁,社會分工日益細密,每一個市民的生活也開始與越來越多的陌生人有關。於是,獨立而又合作的公民意識,平等而又自由的市場觀念,逐漸成為現代城市生活的精神寫照,進而支撐起現代觀念體系的大廈。

城市空間的重塑:從遠程化到信息化

第一次工業革命主要依靠技術推動,科學尚未發揮重大作用。而19世紀電磁學的發展導致電力與通訊領域不斷取得突破,科學、技術與城市的融合由此開始。

在可以直觀的層面上,1882年愛迪生在紐約建成第一座發電廠,從此,電燈逐漸照亮了每一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在超越直觀的層面上,1844年摩爾斯在華盛頓發出第一封電報,1897年馬可尼在倫敦創立第一家無線電公司,從此,人類的交流(Communication)邁入遠程通信(Telecommunication)時代。

可以說,這是科技對城市的第一次“賦能”。一方面,電氣化帶來了電器發明熱潮,從電熨鬥到洗衣機,從冰箱到空調,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質不斷提高;另一方面,通訊的發展讓城市生活的時空界限被一次次重塑,從廣播到電話,從電影到電視,新的通訊手段和傳播媒介漸次普及開來,極大促進了人們的日常交流與精神生活。

當然,革命不單單是圍繞電力而發生的。在底特律,福特實現了汽車的大規模量產和普及,也讓“流水線”作業成為城市產業工人新的工作常態。而城市發展中最具象徵性的標識,是建築的“進化”。如果說,1851年倫敦的水晶宮與1889年巴黎的埃菲爾鐵塔,還在用玻璃與鋼鐵閃耀工業的偉力,那麼,從1885年建於芝加哥的世界上第一座摩天大樓到1931年崛起於紐約的帝國大廈,高樓林立的大都會景觀彷彿在宣告:城市不僅是工商業的中心,而且是科技的中心、資本的中心;城市不再是一座大工廠,而是人類探索未來生活的試驗場。

20世紀下半葉,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進一步強化了科技對城市的影響。生產效率的提高、第三產業比重的增加,加速了知識更新與社會交往,也加速了城市生活的變遷。在工作方式上,知識密集型崗位比重增加,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的“白領”概念生動刻畫了科層製系統中的新中產階級僱員形象;消費社會、福利政策雖然存在問題,但也顯著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在城市格局上,隨著產業和交通的發展,城市的中心被留給了高科技企業、金融等服務業,工廠和居民開始向郊區遷移,都市圈、城市群不斷擴展著城市生活的空間。

總體而言,科技與資本的結合持續推動了20世紀的城市發展,城市化浪潮席捲全球,城市空間不斷向著更大、更高、更深的方向拓展。而從高速公路到“信息高速公路”,從底特律的崛起到矽谷成為美國經濟的新中心,高科技對於城市發展的牽引作用也日益增強。

城市數字化:為城市裝上“操作系統”

如果將城市看作一個生命體、有機體,那麼,它的“新陳代謝”可以分為物質、能量與信息三個系統。

18世紀工業革命

升級了城市的物質交換系統,火車、輪船讓各種生產生活資料以空前的範圍和規模流動開來;

19世紀電力革命

升級了城市的能量系統,人類開始用二次能源“電力”驅動整個城市的運行,這既為物質系統的改造提供了新動力,也為信息系統的突破奠定了基礎;

20世紀信息技術革命

則開啟了城市信息系統的升級,經濟社會生活的信息開始進入計算機和互聯網,成為可計算、可分享的數據。

但是,要想將更多現實信息自動轉化為數據,並讓數據發揮更大的效力,必須依靠網絡、算力、算法等方面的技術突破。這正是今天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的成果。

簡言之,

城市數字化是對城市信息系統的一次“重要更新”,相當於為原本機械運轉的城市裝了“智能操作系統”,它將推動城市生活從“功能化”時代邁入“智能化”時代。

城市數字化將改變更多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對於企業而言,數字化改造將實現研發、設計、製造、運營等環節的智能化,讓定製生產成為可能、虛擬運維變得普遍,數據資源將成為最有價值的資源。對於城市經濟系統而言,市場運行狀態將通過數據平台實時、全景呈現,產業鏈協作將更加高效,供給與需求將更好匹配。對於個人

而言,繁重的體力勞動將加速由機器所“代勞”,更多腦力型、線上型、創造型的工作崗位將被創造出來。隨著工作性質的變化,會有更多人過上彈性上下班、居家雲辦公的生活,城市的功能規劃與空間格局也會隨之突破傳統模式,推動城市交通更便捷、運行更低碳、環境更宜居。

城市數字化將改變城市公共服務的提供方式。

城市居民將不僅生活在有形的城市空間中,更生活在城市所提供的各種無形的數字化服務之中。從線上醫療到雲上教育,從智慧出行到數字養老,從線上線下融合的新零售到全程智慧服務的新文旅,每個生活場景都將得到數字科技的賦能,所有公共服務都將實現一網通辦、一鍵直達。伴隨數字化的推進,城市的便利與美好將不再需要市民去探索,而是借助數據和算法的力量,主動、精準、個性化地呈現在每一位市民面前。

城市數字化將改變城市治理的流程和機制。

數字化為城市裝上“感知系統”和“大腦”,讓治理者對城市運行盡在掌握,能夠在公共安全、市場監管、社會治理、應急響應等方面更好更快地研判形勢,調度資源,提升服務市民和企業的水平。同時,治理者也面臨一系列新的課題:如何劃定政府、市場、公民三方的數據權限,兼顧隱私與便利,推動共治與共享;如何設置機器自動化決策與人為介入的機制,實現良性協同;如何調整條塊化、科層化體系,發揮最大效力。簡言之,一座智慧的城市,增進著也考驗著治理者的智慧。

“數字化”不是看得見的車水馬龍、高樓大廈,卻是一座城市看不見的“操作系統”。因此,城市的數字化水平,將成為未來評判一座城市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

過去,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主要看水電設施、交通設施、公共服務設施;未來,高品質通信網絡、智聯化公共設施、集成性的城市數據平台,將成為城市運行的基礎。

過去,貿易通達性與金融影響力,是一座城市保持旺盛生命力的“血液”;未來,數字經濟、數字貿易與數字金融的創新,將打開一座城市持續增長、無遠弗屆的新空間。

過去,城市發展的動力機制已經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未來,“創新驅動”將集中表現為“數據驅動”,數據資源將成為城市的核心資產、創新富礦。

放眼世界,城市數字化剛剛拉開序幕,中國已經展開“數字中國”藍圖,力爭在新一輪變革中走在前列。而在建設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的過程中,中國在技術方面擁有先發優勢,在制度方面也擁有顯著優勢。可以預見,中國的若干城市將率先激活數據潛能,全面升級城市的物質、能量、信息系統,引領城市生活的新一輪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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