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氾濫,也讓孤獨本身失語

2021年08月06日00:25

原標題:孤獨的氾濫,也讓孤獨本身失語

  如果世界上有什麼是絕對公平的,孤獨的體驗可能是其中一種。

  這幾年,關於年輕人孤獨現象的討論是社交媒體熱議的焦點之一。有關孤獨的話語發端於空巢青年一詞的發明,成熟於一人食的流行,濫觴於寵物經濟、單身經濟等消費話語的興起。某種意義上,21世紀的孤獨,不僅是時代的流行病,更是一門大生意。

  孤獨是如何被發明的?孤獨又如何從一種社會和情感狀態,成為當下的一大問題?一個事實是,當孤獨的話語氾濫成災,我們或許從未如此孤獨過。

  發明孤獨:一種現代性的情感

  “孤獨,其本質決定了忍受著這種孤獨的人無法將其表述出來。”——《論孤獨》

  在卡夫卡最為人熟悉的短篇小說《變形記》中,主人公格里高爾·薩姆沙一覺醒來,變成了一隻甲蟲。他拖著胖乎乎的新身體試圖重新融入世界,卻不被接納,最終以甲蟲之身孤獨死去。他的遭遇被認為是描述現代人身心異化的最佳範本。而他在身體變形之後內心感到的孤立感,也訴說著關於孤獨最為深刻的體驗。

  按照歷史學者費伊·艾伯蒂在《孤獨傳》的定義,孤獨是一種意識和認知層面的疏離感,是與有意義的他者相隔離的社會分離感。孤獨是一種情感上的匱乏,關乎一個人在世界當中的位置。

  有時候,孤獨也關乎逃離眾人的衝動。在小說集《寂寞的遊戲》里,作家袁哲生曾這樣寫道:“我想,人天生就喜歡躲藏,渴望消失,這是一點都不奇怪的事;何況,在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之前,我們不就是躲得好好的,好到連我們自己都想不起來曾經藏身何處?”

  於是,他在小說裡虛構了司馬光砸缸的另一個版本:司馬光和一群小朋友玩捉迷藏,尋獲眾人之後,他卻堅持還有一人未被找到。在巨大的水缸面前,眾人舉起石頭砸了過去,順著水流衝出來的,是一個滿臉泥垢的小男孩,他竟是司馬光自己。

  在這本以“我”為第一人稱的小說里,捉迷藏的意象反復出現,講述著人與他人、與自我之間的隔絕。孤獨,在袁哲生這裏,幻化成存在主義式的“他人即地獄”。

  追溯有關孤獨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人們總是在逃向孤獨與逃離孤獨之間徘徊。

  卡夫卡,或是袁哲生,他們所講述的當然是現代意義上的孤獨,也是人類的現代困境:它源於“內心與外部世界的深刻疏離”。

  現代性的孤獨或許是這樣的一種存在:當“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後,它已然是現代人生存的根本性處境。

  孤獨城市:迷失的,也是解放的

  “孤獨是一個熙來攘往的地方,它本身就是一座城市。”——《孤獨的城市》

  城市所特有的孤獨感,我們並不陌生。在愛德華·霍珀的畫中,我們也曾見過孤獨的身影。它首先是一種空間性的孤獨,是那些蕭索的辦公室、咖啡館,也是濃黑夜晚中過於明亮凜冽的餐廳與房間。

  從早期的《星期天》到後來的《夜遊者》,孤獨是霍珀畫作中永恒的基調。

  美國詩人馬克·斯特蘭德曾總結了霍珀畫作中的重要組成元素:街道和馬路,上面空無一車。在這裏,無人分享我們的所見,之前亦不曾有人來過。

  小半個世紀後,法國哲學家讓·鮑德里亞橫穿過美國,留下了一本招致不少罵名的文化地理學作品。如果城市的孤獨在霍珀的畫中更多是空間性的,那麼,在鮑德里亞的筆下,城市的孤獨亦是精神性的。

  在《美國》中,他將洛杉磯稱為“關於冷漠的童話”。到了紐約,他又為我們描述了這座城市中所特有的笑容:微笑只意味著有微笑的需要。笑容背後沒有隱藏的動機,卻把你阻擋在距離之外。他將這種大城市獨有的笑容形容為“情緒全面低溫化”的一部分,是把“這空虛、這冷漠餽贈給他人,用零度的喜悅和愉快照亮你的臉”。

  有時候,對另一群人而言,城市的孤獨也意味著心靈的解放。正如倫敦之於維珍尼亞·伍爾夫。對她而言,倫敦這座城市永遠“吸引著她,激發著她,帶給她一部劇本、一個故事、一首詩”。

  伍爾夫在《漫步街頭》中寫道,“一個美好的夜晚,我們於4點至7點之間踏出了家門,擺脫了朋友們熟悉的那個自我,成為由匿名步行者所組成的龐大共和軍團中的一員。”

  對於生活在20世紀初期的西方女性來說,能獨自在城市中漫遊仍是一種無法想像的自由。直到上世紀50年代,我們依舊能在露絲·奧爾金的攝影作品里,看到女性上街被一群男性圍觀指點的場景。

  孤獨經濟:化解孤獨,製造孤獨

  “對孤獨的恐懼造就了孤獨本身。”——《孤獨傳》

  年輕人的孤獨現像是近年來媒體熱議的焦點,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常與社交媒體的過度使用、城市化與獨居潮的興起相聯繫。

  2018年,英國廣播公司(BBC)曾發起一項名為“BBC孤獨實驗”的在線調查,共計54988人參與。調查結果顯示,相比年長者,年輕人更容易感到孤獨。其中,年齡在16到24歲之間的群體是孤獨感最強烈的人群。

  21世紀的孤獨,不僅是時代的流行病,更是一門大生意。我們見到了關於孤獨的兩種流行敘事:它有時是新時代年輕人的獨立宣言,有時又成了他們需要迫切逃離的負面情感。前者讓我們看到了不明所以的“悅己消費”,後者則見證了諸如“陌生人社交賽道”等大廠黑話的誕生。

  只是,孤獨消費與社交媒體真的能緩解人們內心的孤獨感嗎?艾伯蒂在《孤獨傳》中指出,孤獨之所以會在21世紀成為一大問題,背後與廣義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休戚相關。當“孤獨”在19世紀作為術語被發明出來,不僅是為了反映全球化變革的異化屬性,同時也因為它是一種新的情感體驗形式,是上帝退場後,自我被拋向了孤立無援、變動不居的真空狀態。

  在不少學者看來,新自由主義關注消費、強調個人所得是通往幸福的途徑,從而催生了孤獨。當一個人因孤獨而花錢,TA的孤獨並不會因此得到填補。越沉浸於消費的年輕人,越容易感到孤獨。

  另一方面,社交媒體的悖論之處在於——“它製造的孤獨與它自身努力克服的孤獨是一回事”。換言之,社交媒體只能緩解短期的孤獨,過度依賴社交軟件,卻加劇了現實中的社會隔離。根據美國綜合社會調查(GSS)的數據結果,自1985年以來,沒有親密朋友的人數翻了三番,這在年輕人中尤其普遍。

  當然,這並不是將年輕人的孤獨症完全歸咎於社交媒體。對於有社交焦慮與社交障礙的年輕人來說,社交媒體的確緩解了孤獨感。正如艾伯蒂所言,更重要的問題在於我們如何結合不斷變化的社會關係與情感體驗,打造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相連的、具有全新意義的社區。

  重思孤獨:孤獨的士紳化

  “孤立只涉及生活的政治方面,而孤獨涉及整體的人類生活”——《極權主義的起源》

  在《孤獨的城市》中,萊恩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概念:情緒的士紳化。她認為,如同城市的士紳化,我們的情緒也正經曆士紳化的過程,由此產生類似的同質化、中產化以及死氣沉沉的後果。

  這倒不難理解。在現代性的語境里,情緒與身體一樣,都需要被統一管理。直接的後果,便是將負面的情緒與感受當做“不穩定的化學作用產物”。在萊恩看來,這種將孤獨病理化的做法,讓孤獨失去了本身的複雜性,也遮蔽了情緒作為製度性不公的回應。

  這不免讓人想起漢娜·阿倫特關於孤獨的政治性思考。阿倫特認為,公共領域的衰落是人類孤獨境況的根源。當人們能夠在其中相聚相連的公共領域失落,我們的生活大量孤獨現象便應運而生。她同時指出,個人的原子化是現代社會最極端也是最反人性化的表現。

  去年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不少學者也曾重思孤獨的政治性內涵。英國《衛報》一篇名為《孤獨公民:孤獨的政治》的文章指出,孤獨是一種流行病的說法,加深了人們對孤獨不必要的恐懼,也消解了公共性的“社會關懷”。在作者看來,這正是英國政府的“偽善”:一方面過度報導孤獨,一方面又結構性地摧毀社會聯繫的關鍵來源。

  與此同時,英國多年以來奉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為真正的孤獨剷平了道路。當集體性的孤獨危機到來之時,人們只能互相取暖。這是因為福利國家早已成為過去,而當下的國家健康服務體系根本無力滿足人們(尤其是老年人)所需的照護資源。

  孤獨的政治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診斷。它讓我們看到孤獨並非只是個體生活的體驗,它的背後聯結著被人忽視的結構性困境。

  它也提醒著我們,當孤獨的話語氾濫,我們或許從未如此孤獨過。

  □青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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