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環球|日本女性參政為何這麼難

2021年07月08日15:31

原標題:新民環球|日本女性參政為何這麼難

日本最高法院日前裁定,《民法》中的夫婦同姓製度並未違反憲法關於夫婦雙方享有平等權利的規定。這已是高院第二次就夫婦同姓製度作出“合憲”裁決,即強製規定夫妻婚後必須統一姓氏。

據厚生勞動省2015年統計,96%以上的女性會在婚後隨夫姓,只有不到4%的丈夫將姓氏改為妻姓。因此,改姓帶來的不便大都由女性承擔。如駕駛證、健康保險證、護照、銀行帳戶等重要證件原則上都不能以婚前舊姓辦理,婚後繼續工作的話也很可能無法使用舊姓,需要履行十分繁瑣的變更手續。而且,放棄舊姓意味著喪失部分自我,以丈夫的附屬進入婚姻生活,這令許多女性難以接受。

而夫婦同姓製度的長期延續,只是日本性別不平等現狀的冰山一角。

性別不平等形勢嚴峻

日本是目前唯一一個規定夫婦同姓的國家,導致這一製度長期存續的主要原因是政界強大的保守勢力。1996年至今25年間,在野黨、市民團體甚至執政黨自民黨內部成員多次試圖改革夫婦同姓製度,但總是在與自民黨高層的交鋒中敗下陣來。“日本會議”和“神道政治聯盟”等對自民黨具有強大影響力的保守政治團體認為,“可選擇的夫婦異姓製度”挑戰的是“舉家同姓”的家庭觀念。他們主張姓是維繫家族的紐帶,倘若姓氏相異,家庭將失去凝聚力,最終導致整個社會分崩離析。這套說辭對女性的歧視意味十分明顯,似乎女性的獨立和便利不過是維繫傳統家庭模式所付出的微小代價。

世界經濟論壇3月發佈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顯示,日本的性別平等指數在156個接受調查的國家中僅列第120位。近年來日本頻發性別不平等事件,形勢之嚴峻已經到了亟需正視和糾正的程度。

圖說:日本前奧委會主席森喜朗因發表蔑視女性言論而辭職。GJ
圖說:日本前奧委會主席森喜朗因發表蔑視女性言論而辭職。GJ

今年2月,日本前奧委會主席森喜朗蔑視女性的發言引發國內外軒然大波,最後以森喜朗辭職、女議員丸川珠代接任奧運擔當大臣收場。森喜朗此前也多次發表輕視女性的言論,卻一直安然無事,穩居高位,此次是因為產生了惡劣的國際影響,日本才被迫作出符合時代潮流的回應。2019年12月,女記者伊藤詩織在控告遭遇性侵案中勝訴,東京地方法院判決被告、前記者山口敬之賠償330萬日元。然而,這起案件反映了日本社會對女性遭受性侵的極端冷漠和敵意,僅憑一次勝訴是不可能根治“厭女”痼疾的。更早一些的2018年8月,東京醫科大學爆出連續8年在招生考試中對女生考分做減分處理的醜聞,又使得醫療體製中的性別歧視暴露無遺。

從政界到法律界,從教育界到醫療界,日本女性在各個領域都面臨深重的系統性歧視。正如東京大學教授上野千鶴子在2019年東大開學典禮致辭中指出的,“再怎麼努力也得不到公正回報的社會在等著你們(女生)。”

女性參政者勢單力薄

日本的性別平等狀況得不到改善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嚴重缺少能充分體察女性境遇並有意願改變現狀的女性從政者。在此次“夫妻同姓製度”判決中投出“違憲”票的最高法院法官宮崎裕子便認為,如果高院法官中女性人數占到一半,投票結果很可能有所不同。然而,日本高院的15名法官中只有2名女法官。

圖說:菅義偉內閣中只有兩名女性。GJ
圖說:菅義偉內閣中只有兩名女性。GJ

在全球各地男女平權狀況明顯好轉、女性議員人數顯著上升的大潮中,日本政界男女從政者數量和地位的懸殊越發凸顯。

目前日本眾議院465名議員中僅有46名女性,占總人數9.9%。根據日內瓦國會聯盟(IPU)編製的排名,日本國會女議員人數比例在189個國家中僅列第166位。在兩院製國家中,女議員人數平均比例從1995年的11.3%上升至如今的25.5%,翻了一番,亞洲地區這一比例也達到19.2%,日本可謂遠遠落後。日本內閣成員中女性比例更低,有2名女性,占總人數十分之一。地方政府女性首腦更是稀少,女知事占4.3%(2名)、50萬人以上城市女市長占10%(2名)、女性市町村長占1.9%(32名),還有約兩成市町村議會中一名女議員都沒有。可以說,日本政壇是由男性主導的世界。

事實上,培育更多女性參政者是自民黨的重頭政策之一,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和安倍晉三都曾為拔擢女性出任內閣職務付出過一定努力。在2005年發佈的“男女共同參畫基本計劃”中,自民黨製定了到2020年女性領導人至少達到30%的目標。但如今已過2020年,該目標的實現依然遙遙無期。

女性對參政望而卻步

為何日本女性參政如此困難?綜合分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欲進軍日本政界,選舉地盤、在選區知名度、選舉資金三者缺一不可。然而,在由男性把持的政治環境中,女性即使有意願競選議員,也難以得到政黨和後援組織支持,無法確保選舉地盤穩固。如果轉到其他選區參選,又面臨不被當地選民熟識的窘境。在勝選概率較低的情況下,自然也很難募集競選經費。也就是說,對於有意參政的女性而言,性別已註定她們的政途格外艱難,因為獲取地盤、名聲、資金的通道都極為狹窄。

在此背景下,絕大多數女性參政都需要借助從政的父輩或丈夫的實力,或在政界大佬扶植下方能立足。當然,男性慾在政壇有所作為,往往也要在勢力、人情、關係織就的大網中摸爬滾打,但他們可利用的上升通道和資源還是比女性豐富得多。而即便當選地方議員,女性從政者的生存狀況依然嚴峻。日本內閣府4月針對地方議員實施的調查顯示,近60%女性受訪者稱曾遭遇來自同事和選民等的權力騷擾和言語攻擊,這一比例比男性受訪者高出近2倍。從政難,當政也難,自然使許多女性對參政望而卻步。

圖說:女記者伊藤詩織在性侵案中勝訴。GJ
圖說:女記者伊藤詩織在性侵案中勝訴。GJ

其次,繁重的家務和生育職責是阻止女性向政界發展的重要原因。議員工作忙碌,需要隨時響應政黨和選民需求,因此非常需要家人,尤其是配偶的支持。然而,與普通職場女性一樣,平衡事業和家庭也對日本女議員形成重大挑戰,她們很難指望丈夫放棄工作,分擔家務和育兒責任。於是,許多女性從政者選擇不婚不育,確保以全部精力投入工作。

然而,單身女議員也可能受到質疑和抨擊,如被認為不配參與製定與婚育有關的政策。在2014年6月東京都議會上,單身女議員鹽村文夏談到優化女性生育環境的措施時,男議員鈴木章浩等人公然發出嘲諷:“你也早點結婚吧”“你生不出孩子嗎?”事後,鈴木在巨大的抗議聲浪中道歉並退黨,但女性從政者面對“婚”還是“不婚”的尷尬處境可見一斑。

第三,女性參政議政的意識和積極性較為薄弱。厚生勞動省2012年調查結果顯示,超過40%的40歲以下女性對未來事業並無明確規劃,且有近半數女性秉持“男主外女主內”等傳統認識。日本東北大學2003年至2004年調查顯示,女性在競選集會、遊行、與政治家或官僚接觸等多項政治活動中的參與度均大幅落後於男性。

與此同時,相當部分的日本女性對政界男女比例嚴重失調的現狀並無不滿。日本財團2020年6月針對1萬名18至69歲女性實施的問卷調查顯示,近三分之一受訪者認為沒有必要拘泥於性別,四分之一主張女性參政者人數無需再增加,還有不少受訪者將女性參政難的原因歸結為“女性易感情用事,不如男性理性”。僅有約三分之一受訪者讚成引入許多國家採用的“配額製”,即為女性候選人分配更多參選名額以調整性別比例,半數以上對該製度不知情。從上述數據來看,孕育女性政治家的社會輿論環境有欠成熟,也使得有誌參政的女性觀望遊移。

不過,近年來日本也萌發出變革的跡象。4月,自民黨提出將在今秋舉行的眾議院選舉中,將女性候選人比例提高至15%。5月,十餘名國會女議員首次圍繞“配額製”舉行學習會,討論如何從製度上破除女性參政的阻礙。此外,致力於改善女性參政環境的社會組織與活動家也越來越多。如果這些努力能夠開花結果,令更多女性在政壇煥發光彩,日本社會也許有機會創造“平等的一代”。尹月(上海交通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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