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韓丁:“不瞭解土地問題,就不能瞭解中國革命”
2021年06月30日06:08

  原標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翻身”過上好日子

  ——讀〔美〕韓丁《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

  來源:學習時報

   1948年,美國記者韓丁在北方大學執教期間,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了山西長治張莊的土地改革運動。回到美國後,韓丁根據在張莊收集到的資料,撰寫出《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一書,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農村的土地改革,“揭示中國偉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本質”。1966年,該書一經出版就引起很大反響,不久被翻譯成多國語言,推動了西方人對中國革命的理解和認知。

  “不瞭解土地問題,就不能瞭解中國革命”

  韓丁發現“翻身”是中國革命創造的一個重要詞彙,他認為這對於舊中國幾億無地和少地的農民來說“意味著站起來,打碎地主的枷鎖,獲得土地、牲畜、農具和房屋”,以及破除迷信、地位的變化等,他將書名定為《翻身》,旨在向大家敘述“張莊農民怎樣建立一個新世界的經過”。韓丁強調,張莊土改的曆史對於今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不瞭解土地問題,就不能瞭解中國革命,而不瞭解中國革命,也就不能瞭解今日的世界”。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國共產黨在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全國土地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並於10月公佈實施,為各解放區土地改革提供了鬥爭綱領。韓丁認為,《中國土地法大綱》在中國解放戰爭期間的作用,“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的作用……無償地解放了價值三十億美元的奴隸”,《中國土地法大綱》通過“無償地沒收了價值二百億美元的土地……把戰爭的主要目標從保衛解放區轉移到在全國範圍內打倒地主和買辦階級,促使了蔣軍大批地向人民解放軍投誠”,鼓舞了全國各階層的革命鬥志。

  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列強勾結封建買辦勢力,侵占中國大量土地,並以出租和雇工經營的方式,對貧苦農民進行殘酷剝削。韓丁強調,儘管中國農民也在通過各種方式不斷抗爭,但是囿於農民政治力量有著“普遍存在的個人主義”“缺乏遠大目光”“行動上的急性病”等弱點,所以一直無法改變受壓迫的境遇。韓丁從西方人的視角對中國社會進行觀察和分析,發現“無產階級領導”是群眾“對腐朽無能的統治者和外來侵略者進行鬥爭”的重要保證,由於中國共產黨具備“預料和指明轉折點的能力”,“努力研究一切有關的社會現象”,所以“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中國人民的鬥爭是很有可能要失敗的”。

  韓丁認為,中國共產黨施行的“耕者有其田”政策是“變革中國的一個必要步驟”,也是推翻舊社會,建立獨立的現代化工業社會的關鍵。正因土地革命“滿足了農民對於土地的需要”,促使“前線和後方的老百姓普遍激發出一種任何恐怖都難以動搖、任何挫折都難以阻撓的決心”。他觀察到,周圍的“共產黨員把公眾的利益擺在私人利益之上,把長遠利益放在眼前利益之上,把全局利益放在局部利益之上”,農民願意接受他們的思想指引,變自發的行動為有指導的行動,“把自己從自然和社會力量的被動的受害者,轉變為一個新世界的積極的建設者”。團結是農民對付剝削階級的基本武器,而農民之所以能使用這個武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有了共產黨的領導”。

  “還數解放以後日子好過”

  在舊中國的農村,地主階級“徵收高額地租,豢養家丁”,貧苦農民卻“讓苛捐雜稅奪去他們的大部分收成”,加上高額地租的剝削,農民連最基本的生活條件甚至都無法得到保障。在與村民的交流中,韓丁得知富農郭福旺和郭春旺是張莊“最凶狠的僱主”,即便在災荒年間,他們對佃戶們也毫不留情。在1942年的災荒中,苗家弟兄打下的糧食還不夠自己餬口,郭春旺卻硬要他們把租子交齊,交租後“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充饑”。

  韓丁瞭解到,地主申金河是張莊的首富,擁有“一百四十畝好地”,收入比最富裕的中農還多好幾倍。農民申發良為了抵償他父親欠下的八塊多錢,從十四歲就到申金河家中當長工,但是申發良努力勞動幾年後,不僅未能還清欠款,原先“八塊多的債反倒成了三十多塊”。經過土改,張莊的民眾“已經徹底擺脫了債務的束縛”,從前“必須依靠當長工或租種土地維持生活的農民,現在變為能夠依靠自己的土地過活了”。申發良不僅分到了田地和房子,而且“只要出力幹活,打下糧食全都歸到自家甕里”,他向韓丁感慨道“還數解放以後日子好過”。韓丁發覺,其他“翻身”的農民也有同樣的心情,村里“形成了不尋常的幸福氣氛”,許多貧農效仿八路軍的習慣彼此稱呼“同誌”,打招呼從過去“吃了嗎”變為“翻身了嗎”,土改帶來的這些轉變“使他們生平第一次感覺到多少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了”。

  農民在土改中不僅改善了經濟處境,還在政治上“翻了身”。韓丁接觸到的中共領導幹部,“沒有中國的舊式官僚那種架子”,就像“一個埋頭苦幹的農民那樣熱情開朗”。他認為,“共產黨人的領導作用,不是靠強製,也不是靠特權,而是靠說服教育,靠全體黨員積極參加村里日常工作來實現的。”新的鄉村政權正式成立之前,農民參與政治的主要方式是參加農會、貧農團等組織,大家通過樸素的方式參與選舉、監督幹部,表達自身訴求。隨著村人民代表大會的建立,韓丁注意到,張莊的村人民代表大會中有23個代表“都是跟共產黨沒有任何關係的普通農民”,他們是因“在村里所起的作用而被左鄰右舍選上的”,村民們“把全村最積極、最信得過、最優秀和最肯幹的人選為帶頭人了”。

  土改運動的展開,讓“過去那些在舊製度下被動的、不聲不響的受害者,越來越廣泛地被推到積極的政治生活中來,發揮出他們的從未料想到的才能”。共產黨讓在舊社會飽受剝削和壓迫的農民,一躍成為了新政權的主人。

  “確實提高了社會生產力”

  韓丁在對張莊的調研中,思考了舊中國農村生產力為何難以發展的問題。他認為,缺乏資金的農民們,借債“主要是為了應付喪葬、疾病、春荒等緊急花費,而不是用於發展生產”,無益於促進農業生產。雖然地主階級擁有資金,但他們不願意“買農家肥料、培育優良品種、改革農具”,“地主們都將多餘的糧食換成銀元,埋藏在地下”,這種行為“只會加深和延長經濟的停滯,使急需得到發展的鄉村不能利用僅有的一點資本”。在土改中,中共把解決貸款問題作為維護農民利益的重要方面。韓丁發現,當地合作社或者新組織起來的縣人民信用社能夠向農民提供貸款,“信用社的主任和職員不是坐等農民找上門來借錢,而是親自走訪附近的鄉村,直接調查農民的需要”,把資金交到那些最需要的人手中。張莊的村民感慨:“政府真關心我們老百姓。這次信用社又把錢直接貸到我們手裡,幫我們解決問題,我們保證一定要盡最大努力生產。”

  土改推動了農村生產力的解放,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熱情。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土地問題會議,原則通過了《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標誌著土地政策開始由抗戰以來的減租減息,向分配地主土地轉變。韓丁瞭解到,張莊經過1946年夏秋兩季的分地鬥爭,“貧農穫得了大約四百八十畝可耕地和幾十間房屋”,兩百戶村民每家分得約四十塊銀元,“相當於一個僱農一年的收入”。農民們將分到的錢財立即購置生產資料,村里的牲畜數目急劇增長,大車、犁、耬等各類農具也增加了不少。韓丁認為,“分配財產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只有生產運動的勝利,才能使人們普遍幸福,才能大力支援在前方保衛革命的軍隊,才能在經濟上戰勝蔣介石的封鎖。”

  韓丁將張莊在土改後的生產發展,歸於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農民終於有了土地和勞動工具,生產的糧食歸自己所有,不再是流入地主或高利貸者的倉庫,大家生產積極性得到激發。另一方面,“各級黨委、行政部門、財政機關和各級群眾團體製訂的政策和堅定的組織工作”,“組織起來推翻封建主義,組織起來增加生產”,也促進了生產的繁榮。

  正如韓丁所言,中國數以萬計的像張莊這樣的村莊,在土改中逐步地走上“翻身的康莊大道”。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爭時期領導的土地改革,讓在舊社會飽受封建剝削和壓迫的貧苦農民,不僅獲得了土地和生產工具,而且在政治上實現了翻身做主,彙聚起廣泛的革命力量,推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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