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談 | 一開始我也不知該怎麼寫
2021年06月24日19:10

原標題:作家談 | 一開始我也不知該怎麼寫

“文學與現實是一種複雜而辯證的關係,是象徵和審美層面的關係,而非客觀和樸素層面的關係。文學要通過語言和象徵來達到對現實的書寫,而不是嚴絲合縫地和現實相重合。所謂的現實只是一個有關現實的理解,對於文字工作者而言更是如此。”——梁鴻

梁鴻,學者、作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出版非虛構文學著作《出梁莊記》和《中國在梁莊》,學術著作《黃花苔與皂角樹》、《新啟蒙話語建構》、《外省筆記》、《“靈光”的消逝》等,學術隨筆集《歷史與我的瞬間》,文學著作《神聖家族》、《梁光正的光》。曾獲“首屆非虛構大獎·文學獎”、“第十一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散文家”、“2010年度人民文學獎”、“第七屆文津圖書獎”、“2013年度中國好書”等多個獎項。

梁鴻:非虛構寫作的人物與結構(三)

2019第六屆創意寫作國際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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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中國在梁莊》的時候我並沒有鮮明的意識,當時我主要做文學批評,我自己有一個特別大的苦惱,就是感覺學術與生活的聯繫斷開了,所以我覺得應該寫一點與生活有關的東西。我想自己是從農村出來的,剛好可以回村里看一看,所以,那年暑假我就在梁莊住了兩個月,第二年又回去住了兩個月時間。

說實話,一開始我也不知該怎麼寫,但是,我對自己有非常鮮明的要求:

第一,我不想寫成小說;第二,我不會寫成論文;第三,我要儘可能用大眾化的語言來寫。

在梁莊住了一個多月後,我當時突然間頓悟了。我拿著一個小錄音機錄我的奶奶、叔叔、鄰居的談話。我是農村長大的孩子,但是我離開太久了,他們的話語方式我根本掌握不了,可我還是覺得太妙了。

我作為梁莊的女兒,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回到闊別多年的家鄉,我就像一個穿針引線的人,來到田間村頭、房前屋後坐下來跟爺爺奶奶聊天。我將他們的自述作為作品的主體,但是裡面還有我的主觀情感。

如此一來,文體有一點四不像,既不是田野調查,又不是社會學、人類學論著,好像也不是純粹的口述歷史。就當時而言,這樣的文體是有風險,但我覺得那是我當時找到的唯一可用的文體,我特別想呈現出現實感,我特別希望把農民的語言用上,但是我又不希望它全是農民的語言。如果作品中全是第一人稱,又會把農民推遠了,變得與現實缺少聯繫。所以,我就選擇了以“我”為主線回到田間村頭坐下來聊天。

後來證明,這種文體是對的,讀者產生了極大共鳴。梁莊不僅僅在寫梁莊,而是要讓每一個讀者都覺得那個村莊就是自己的村莊,裡面的每一個人都不止有故事,還有溫度。這些在某種程度上是結構決定的,這個結構並不是多麼的高妙,但是它有一個獨特的作用,能夠讓你產生真正的共鳴,讓你想到你生命深處自己的存在。所以,對於文學而言,結構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在梁莊》出版後,很多人都仿照它的模式去寫村莊,但我覺得,不論你寫哪個村莊都不要再用梁莊的書寫模式,因為“梁莊”在前,雖然它有很多缺點,但是它在那裡,別人就不會覺得後來者有多好。對於寫作者而言重複是致命的。

後來我要繼續寫下去的時候,朋友都勸我停筆,可是,我覺得梁莊還沒有寫完。《中國在梁莊》寫的是梁莊人的生活,老人、婦女、兒童、村莊、河流,整個村莊的結構等等。但梁莊還有另外一部分人,在外打工者,他們也是梁莊人,他們的生活是在外漂泊的,我覺得把這部分人也寫出來梁莊才是完整的。

第二本的創作過程比第一本更加艱難。梁莊在外打工的人範圍太大了,他們散落在全國各地,我花了1.5年時間,沿著他們打工的足跡,跟他們同吃同住,感受他們生活的細節。

梁莊在外打工的人經曆的城市非常多,幾乎涵蓋了中國所有的城市、所有的職業,我該怎麼寫?經過反複推敲,我決定沿用《中國在梁莊》的方式,把作品中的“我”稍微推遠一點,但還是用自述的方式,跟他們聊天,看他們怎麼理解自己的職業、怎麼理解生活。

我寫了有10個城市左右,重點寫了七八個職業。比如在西安我每天跟著我的堂哥堂嫂,他們每天蹬三輪上批發街給人拉貨。我上午跟他們一塊聊天,看他們怎麼幹活兒,下午我堂哥就找老鄉到他們家來聊天。當時我覺得非常有收穫,我的收穫是原本在街上看到有蹬三輪車的,你會覺得他們亂騎亂撞,但是當你跟他們在一起生活,瞭解他們的生活之後,你發現真的沒有那麼簡單,他們並不是一群不講素質的農民,只是生活沒有給他們更多的機會。並且這個機會不是簡單的機會,而是有非常複雜的東西在裡面。

我有一個老鄉在外打工很多年,後來掙了錢就在老家蓋了房子。我就問他說,你在西安掙了100萬,為什麼不在西安買房子?他就說,我為什麼要在西安買房子?在這裏我每天還要去進菜、賣菜,每天都要擔心城管把我的車抓走。我在老家蓋那麼好的房子可以招待親朋好友,我心裡高興,但是在西安就沒有這種感覺。所以梁莊還是他的家,他在梁莊蓋房是他身份的象徵,他有歸屬感,他覺得那是我的房子、我的家,他可以作為一個主人翁被對待。

所以通過這些調查會發現我們對於很多東西的判斷都是不對的,我們沒有瞭解生活內部的邏輯,生活的複雜性程度要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再比如,我在青島採訪一個電鍍廠。做電鍍需要使用氰化物,氰化物有劇毒,所以那是一個重汙染行當。我堂姐是在那死的,我的堂叔在那生活了十年,臉能看出輕微中毒的跡象。除了健康問題他們還要跟黑社會做鬥爭,跟拖欠工資的廠長鬥智鬥勇,他們會去報復別人,會去偷廠子裡的金屬材料。他們壞嗎?當然壞。他們為什麼壞?因為他們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他們通過偷盜彌補他們失去的正義。

所以,我認為這是特別有意思的地方。當我們說農民愚昧時,這裡面褶皺太多了。很多時候,日常生活是被摺疊的狀態,表象之下的褶皺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但一個好的作家一定要看到那些被摺疊的東西,要把這些褶皺寫出來。

我們現在雖然處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獲取信息的途徑太多了,甚至到了信息氾濫的程度,但我們反而更需要作家來做深度挖掘的工作。在這個時代,一個好的寫作者特別有意義,文學也特別有意義,他們能把時代的褶皺展開,把被時代遮蔽的東西呈現出來,讓我們看到原來我們的生活是這個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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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作家談 | 一開始我也不知該怎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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