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日報》刊發仲農平署名文章:大轉折,中國命運百年逆襲
2021年06月21日09:42

  原標題:  大轉折,中國命運百年逆襲——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農民(上)

  來源:農民日報

  黃河滔滔,氣吞八荒,一路浪淘風簸,百轉千回,橫越大半個中國。

  攤開中國地圖,用直尺測量,黃河從源頭到入海口,算起來直線距離不過2000公里左右;但實際上,黃河九曲,長風捲浪,還要浩浩奔流5000多公里才能入海。

  所有的轉折,都是為了前行,雖九死其猶未悔,不改心之所向;所有的轉折,都會校正方向,縱迂折依舊奔流,不易向海歸途。

  恰如這激盪百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從凶險莫測的湍流漩渦中衝出來,從前途未卜的縈迴曲折中闖出來,就算有過短暫的偏離航道,也終會回到曆史正確的一邊,始終向著夢想浩蕩奔騰。

  這是中華民族五千年史上最為雄渾跌宕的偉大轉折,這是中國命運激流勇進的百年逆襲。

  溯源而上,就如同黃河的源頭只是一眼碗口大的泉,這宏闊百年的開端,看上去也彷彿平常。

  那是1921年7月裡的一天。這一天,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

  只有穿過了百年歲月回望才發現,這一天,竟是華夏曆史上如此晶光耀目的一個節點。如同那眼泉,寧靜中蘊含了驚天偉力。

  一

  中國命運在生死存亡時刻迎來轉折,開天闢地誕生了華夏民族有文明以降,第一個真正為勞苦大眾謀幸福的政黨。這個政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為了人民”四個字融進血液里

  這一天,中國人已經求索了太久。

  晚清的中國,遭遇的是西方機器時代、工業文明的“降維”打擊。從“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到“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五千年文明尊嚴的垮塌只是短短百年。

  一戰後的巴黎和會,將德國在我國山東的特權轉交給日本,最終給予戰勝國中國的,只是歸還被奪去的天文儀器。這是何等的諷刺!

  彼時彼刻,在國家敘事中是蒙羞、是屈辱,而對於千千萬萬升鬥小民來說,是活生生的流離失所、生靈塗炭。連年的戰亂,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雙重剝削壓迫,讓黎庶百姓,特別是廣大農民,走到了曆史至暗時刻。

  長夜難明赤縣天。在曙光還沒有降臨的20世紀初,黑夜是那麼濃稠而漫長。更令人無望的是,在此之前,面對一連串的屈辱,中華兒女不是沒有奮起過,從洋務運動,到維新變法,再到辛亥革命,設想不是不美好,信仰不是不堅定,卻空留下冷卻的熱血、難酬的壯誌、未竟的事業……

  試錯成本如此高昂,卻彌足珍貴。它告訴我們,舊有的道路不可能救中國,必須尋找一條新的出路。但是,這條路到底在何方?

  最沉的暗夜裡,也依然有人不曾放棄尋找星光。蘇俄十月革命之後,他們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釗自束髮受書,即矢誌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他在獄中遭受酷刑,壯烈犧牲,時年38歲。他就是寫下600多篇文章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

  他帶著英譯本和日譯本秘密回到老家浙江義烏分水塘村,心無旁騖、夜以繼日地翻譯,留下“真理的味道是甜的”典故。他就是第一個把《共產黨宣言》翻譯成中文的陳望道。

  中文譯本《共產黨宣言》橫空出世,如同一道閃電,劈開了風雨如晦的長夜。

  多年以後,在延安的一孔窯洞里,毛澤東盤膝而坐,背靠在兩隻公文箱上,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曆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後來,在填寫中共八大代表登記表時,毛澤東親筆寫下了1920年的字樣。就在1920這一年,上海的陳獨秀、北京的李大釗、長沙的毛澤東等,先後成立了8個早期黨組織。次年7月,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九萬里風鵬正舉。一段風雷激盪、壯闊奔流的大曆史即將開啟,一場關乎億萬級體量人口命運的大轉折即將開始。

  “我們黨從這裏誕生,從這裏出征,從這裏走向全國執政。這裏是我們黨的根脈。”那是黨的十九大閉幕剛剛一週,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專程趕赴上海黨的一大會址、嘉興南湖紅船,探尋共產黨人的精神密碼。

  的確,站在百年滄桑巨變的今天回望,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是中國共產黨?他們做對了什麼?而如果放大到更為遼闊的5000年文明史的時間域來打量,又該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這短短百年?

  只有曆史才有選擇權和判卷權。可以說,是曆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也只有中國共產黨,能賦予曆史一個從未有如此蓬勃生機的嶄新社會形態。

  近代史上,地主階級洋務派,資產階級改良派、革命派等屢屢碰壁,固然令人扼腕,但從根本上看也是一種曆史的必然。一部中華文明史,數不盡的往聖先賢、明君能臣,縱使有“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警世通言,但其立場始終是從“舟”的角度出發去衡量利弊,其本質還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王朝興替如走馬燈,不管皇帝姓李、姓趙還是姓愛新覺羅,農民都是最底層的“供養者”。他們出錢出力、流血流汗地供奉著少數人的榮華富貴。

  在厚厚的史冊中,農民從未擁有主體尊嚴,他們只是工具。這就是千百年來社會運行的真相。

  只有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和最廣大的勞苦大眾站在了一起;也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農民才不再是沒有尊嚴的工具人,而成為曆史的書寫者、成為奮鬥目標的本身。

  “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準,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毛澤東對於黨的宗旨的定位,深刻揭示了這個黨的根本屬性,反映了曆史是人民創造的這個唯物史觀的最基本道理。

  正是這樣的宗旨,才可能會出現革命烈士程昭續這樣的人,在敵人用刺刀頂住脖子問要腦袋還是要共產黨時,斬釘截鐵地說:“老子要的當然是共產黨!共產黨萬歲!”隨後英勇就義;也只有這樣一個黨,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哪怕是勇冠三軍的紅軍大將黃克功,也會因殺害一名老百姓,被毛澤東親自批準公審槍斃……

  如果說曆史的考卷有答案,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答案。只是這答案,考驗的並不是智慧,而是立場和決心。

  一切為民者,則民嚮往之。

  二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把“為了以農民為大多數的勞苦大眾”當作初心和使命,但是,“依靠農民”,卻還要經過重重血與火的淬煉、生與死的洗禮才能最終領悟。而當這一天到來時,中國革命也將迎來偉大的轉折

  農民在中國革命中扮演著什麼角色?

  在這個問題上,初生的中國共產黨一度還難以將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十月革命城市武裝起義的經驗,與中國的實際結合在一起,還要走上一段曲折的彎路。

  他們曾發動過鐵路工人大罷工,但被反動軍閥殘酷鎮壓;他們曾嚐試與國民黨“黨內合作”,卻遭遇蔣介石公開叛變屠殺;他們曾試圖在城市發動起義,也都以失敗而告終……在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後,黨內一些人曾發出疑問:紅旗到底打得多久?

  而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讓這一疑問升至頂峰。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進行長征。“我們的軍事力量在長征前曾經達到過30萬人,因為犯錯誤,後來剩下不到3萬人,不到十分之一。”

  為錯誤路線付出的代價有多慘痛,對正確道路的渴望就有多強烈。事實證明,中國革命有其獨有的特殊性,這也決定了中國的革命不可能像歐洲、蘇聯一樣僅僅依靠工人階級,而是要團結更為廣大的農民,依靠工農聯盟取得勝利。

  被稱為“農民運動大王”的彭湃,是我們黨最早關注農民運動的早期領導人之一。他將自己家“鴉飛不過的田產”田契當眾燒燬,並領導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蘇維埃政權。

  毛澤東也從很早開始領導農民運動。正是通過農民運動,毛澤東勘破了真理,找到了屬於中國人自己的革命道路。

  “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中國。誰解決了土地問題,誰就會贏得農民。”這是對中國曆史最深刻的洞察,對中國命運最精準的把握。浩浩蕩蕩的曆史大勢與點化時代的真理力量,兩者相遇,就像海浪不停翻湧托舉,最終迸出海面,成為中國革命在生死攸關時刻能夠力挽狂瀾的決定性因素。

  “紅軍是窮人的軍隊!”“紅軍為消滅地主階級、土地歸農民而戰!”“紅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到了一個地方,就帶領農民打土豪、分田地,為農民講政策、刷標語。長征是宣言書,是宣傳隊,是播種機,沿途撒播著革命真理。

  1935年9月,毛澤東和中央紅軍從四川進入甘南,來到一個叫哈達鋪的地方。而此時,長征跋山涉水,到底要走到哪裡去,還是一個未知的答案。

  據親曆者回憶,當時毛澤東讓偵察連長梁興初去搞點“精神食糧”。在哈達鋪一個小小的鄉郵所,梁興初找到了幾張舊報紙。從一張《大公報》上,毛澤東知道了陝北也有紅軍的消息,於是,作出了決定紅軍長征命運的重大決策:到陝北去,把長征的最後落腳點放在陝北。

  此時的陝北,還有黨在土地革命時期“碩果僅存”的根據地陝甘邊區。在劉誌丹、謝子長、習仲勳領導下,陝甘邊區建立了蘇維埃政府,年僅21歲的習仲勳當選為政府主席,被農民親切地稱為“娃娃主席”。

  這塊根據地很快就將成為中國革命的“聖地”。1935年10月,經過艱苦卓絕的兩萬五千里長征,毛澤東和中央紅軍抵達陝北根據地。“它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樞紐,中國革命的起承轉合點。”“這個地方是落腳點,同時又是出發點。”毛澤東評價說。

  緊緊依靠農民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接下來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也獲得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廣大農民的擁護。

  他們為了保護夜間行軍的八路軍不被發現,自動打死所有的狗,出現“行軍百里無狗叫”的情形;他們“最後一碗米送去做軍糧,最後一尺布送去做軍裝,最後一件老棉襖蓋在擔架上,最後一個親骨肉送去上戰場”;他們500萬民工肩挑人背,用小推車推出淮海戰役的勝利……

  至此,中國共產黨真正擁有了大地之子一般無窮的力量,中國革命真正迎來了偉大的轉折、驚人的一躍。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在1947年與國民黨軍隊殊死作戰的時候,即便是延安,中國共產黨仍然可以戰略性放棄。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經問毛澤東對延安失守有何評價,毛澤東回答說:“人民戰爭不取決於一個城市的得失,而取決於怎樣解決土地問題。”美國學者羅斯·特里爾後來把這段故事收錄進所著的《毛澤東傳》里,並評價說:“毛澤東之所以能打敗蔣介石,是因為他深諳此道:戰爭的社會意義存在於中國廣大的群山綠野之中,贏得了中國農村‘老百姓’的支持,就贏得了戰爭。”

  紅旗漫卷染河山,長纓在手縛蒼龍。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中國共產黨帶領著以廣大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民,結束了戰亂頻仍、民生凋敝、喪權辱國的曆史,實現了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今天,戰火早已平息,鮮花開滿四野,穿越時光回到那些具有決定意義的曆史時刻,短短的瞬間蘊藏了多少驚心動魄的抉擇,多少運籌帷幄的膽識,多少逆轉乾坤的決斷。到底是什麼?讓中國共產黨“有如神助”,一次次站在了曆史正確的一邊。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是暗夜裡的啟明星,指引了中國革命前進的方向;那麼,緊緊抓住為了農民、依靠農民這一根本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就是前行道路上那支火把,熊熊火光照亮了無數人腳下的路,帶領中國革命走向無往而不勝。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建黨百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正是對曆史最深情的回望、最透徹的洞鑒。

  三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破除與重構了延續千年的治理體系,曆史性地賦權農民。廣大農民開始走向追尋自身主體性的道路,成為時代的主角。中國農村一個改天換地的偉大轉折開始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949年10月1日,當這濃重的湖南口音在天安門廣場上響起來,古老的大地沸騰了。

  那個無眠的夜晚,映照過貞觀之治、康乾盛世的那輪明月,將見證一個嶄新的人類社會形態的萌生、發展。在這個全新的社會里,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國家的主人、時代的主人,這是以往任何“盛世”都不可比擬的。

  新中國的天空下,處處迸發著無限的生機與活力。“英雄的人民站起來了!我們團結友愛堅強如鋼。”1950年國慶前夕,音樂家王莘路過天安門,看到五星紅旗在秋風裡飄揚,小朋友正在準備國慶唱歌,強烈的感動鼓蕩在胸中,一首《歌唱祖國》噴薄而出,很快就唱遍城鄉大地。

  解放了的農民群眾唱著新中國的歌,熱火朝天地興修水利。修好淮河、根治海河、治理黃河,一大批水利工程將千年水患變為今朝水利。從水患到水利,一字之差,展現了新中國農民移山填海的情懷、力量和智慧。

  在自己的村莊里,農民擁有了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1953年下半年開始,第一次基層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豆選、圈名、燙香洞、寫號碼……樸素的智慧里蘊含著“翻身做主人”的澎湃激情。

  千百年來被門第阻斷、被知識隔絕,被死死壓在社會最底層的農民,開始破除迷信、學習科學,開始讀書識字、告別文盲。到1960年,全國有1.5億農民參加了掃盲和各級業餘學校學習。

  婦女不再被視為男人的附屬,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申紀蘭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議被寫入了新中國的憲法。1955年,在一篇表揚實行男女同酬第一村——貴州省息烽縣堡子村的文章上,毛澤東親批:“建議各鄉各社普遍照辦”。之後,毛澤東更提出“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名言,迅速響徹大江南北。

  村莊開始有了基本的醫療資源。赤腳醫生、農村合作醫療、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被世界衛生組織譽為新中國推進農村衛生工作的“三大法寶”。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亂、血吸蟲病等被滅絕或得到有效防治。毛澤東在1958年讀到江西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的消息,夜不能寐,寫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的組詩。“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表達了農民群眾消滅了血吸蟲的喜悅心情。

  共產黨領導下的新生政權,賦權農民,讓農民自己當家做主,其開創性意義不亞於回天轉日。曆史不再是帝王將相的家譜,也不再需要文人墨客的悲憫,在新中國的土地上,人們獲得了真正的平等,延續千年以等級秩序為基礎的治理體系土崩瓦解。

  廣大農民主體性的覺醒在國家層面上直接表現為勞動力數量的倍增、素質的躍升。30年後,中國出現現象級的“農民工”大潮,成為“中國製造”崛起的堅實基礎。這當然是後話。在新中國之初,當家做主的農民群眾釋放出的巨大熱情和創造力,讓曆朝曆代掙不脫的“死循環”迎刃而解。

  以土地賦稅為例,千百年來農民最高的經濟要求和夢想就是“耕者有其田”,但他們即使曾經短暫地獲得過土地,很快也會再度失去,這就是中國兩千年封建史的“魔咒”:王朝始興,自耕農得到土地,統治者與民休息,輕徭薄賦;隨著時間推移,土地兼併加劇,出現地主豪強階層,自耕農失去土地成為佃農,賦稅加重,民不聊生,帝國推倒重來。

  漫長的封建社會也不是沒有出現過良好的政策安排。漢代鹽鐵政策,目的是“節製資本”,不讓民間過富;唐代均田製和租庸調製,最主要的精神在於“為民製產”,不讓農民過窮;明朝丈田均賦,編製“黃冊”“魚鱗冊”,兼有“限民名田”之義……單論設計,堪稱苦心孤詣。

  但是,在一個農民沒有主體性的社會,製度設計越精巧,維護成本就越高。沒有農民的自我參與、自我管理,連土地戶籍的動態統計都跟不上,再好的設計最終也會名存實亡。

  曆史學家錢穆認為:“每一項製度之推行與繼續,也必待有一種與之相當的道德意誌與服務忠誠之貫注。否則徒法不能以自行,縱然法良意美,終是徒然。”

  而新中國從成立伊始,就明確了農民的主體地位,就賦予了農民管理與自我管理的權利。農民的智慧是從泥土裡生長出來的,一旦獲得自主權,他們將創造出最具實用性的製度,他們將自發維護製度。

  因此,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只有在新中國的農村,曆史的惡性循環才可能徹底終結。

  當家做主的農民,不僅實現了自身的覺醒,也以強烈的主人翁精神哺育著自己的國家。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工業化迫在眉睫。大國工業化的核心是重工業,而重工業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如果等待資本自發積累,這必將是一個極其緩慢的曆史過程。年輕的新中國正被帝國主義圍堵,拖不起,也等不起。無奈之下,壓低糧棉油等主要農產品價格,犧牲部分農業利益,成為當時工業化發展最主要的資金來源。

  如今,親眼見證過“嫦娥探月”“蛟龍入海”等超級工程的人們,該如何去看待這一曆史進程?

  可以說,正是因為有了中國農民的犧牲和貢獻,中國才能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快速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而我們今天舉世矚目的工業製造能力、穩居第二的綜合國力,也無不是奠基於那段艱苦奮鬥的歲月。

  也許,只有放在大曆史中才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這是黨與農民在並肩經曆了多少艱難困苦後而建立起的唇齒相依、交洽無嫌的信任關係。

  事實證明,勒緊褲腰帶搞工業是當時的必由之路。且不說“兩彈一星”、機械能源等重大科技項目在國防上的屏障、經濟上的拉動,就從農業本身來說,到1956年,我國人均糧食產量曆史首次突破300公斤大關,基本達到了熱量安全線;1984年,糧食總產量首次實現4億噸,人均糧食達到390公斤,“基本解決溫飽問題”,這之中,除了體製優勢外,工業化的牽引、化肥的作用、農業機械的使用,也功不可沒。

  這也是作為主人翁的廣大農民,對自己當家做主的新中國義無反顧的奉獻。在過去的歲月裡,農民已經付出了太多、犧牲了太多,他們本應得到豐厚的回饋,過上更好的生活,卻選擇了繼續奉獻,原因是什麼?是因為他們熱愛自己成為主人的這個國家,他們與新中國同舟共濟、禍福相連,他們用辛勞與汗水哺育新中國的成長。

  這份信任,這份深情,縱鬥轉星移,亦不能被忘記,也必不會被辜負!

  四

  1978年,曲折前行的中國又將開創一個新紀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帶領迷茫中的人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實現了中國發展的偉大轉折。這其中一個重要的經驗,就是尊重農民

  1978年的風嗚嚥著從江淮大地吹過,那一年,安徽出現百年不遇的大旱災,河水斷流,水庫乾涸,土地大面積拋荒。

  時任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召開省委常委會,決定允許農民“借地度荒”,誰種誰收誰有,國家不徵糧,不分配統購任務。

  “借地度荒”限定每人三分地,但這個口子一開,一些地方很快突破了限額。而且,第二年初春,嚐到甜頭的農民不僅不準備退地,還紛紛要求“就湯下面”,以戶承包。

  怎麼看?怎麼幹?人們在激烈爭論、謹慎觀望。不過很快,一件“石破天驚”的大事發生了。人們發現,1978年冬小崗18個農民已經秘密分田到戶、包幹到戶,而且第二年獲得大豐收,“討飯隊”變成了“冒尖隊”。

  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1982年,第一個中央一號文件為包產到戶和包幹到戶正名。1983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作為農村改革的一項戰略決策正式確立下來。

  曆史表象的背後,往往是多種複雜因素的激烈碰撞。在經曆了十年曲折後,彼時的社會和人心正醞釀著一股變革的熱望與激情。而農民又一次扮演了曆史的關鍵力量,推倒了農村改革的第一面骨牌,自下而上引發了一場社會大變革。終於,農民創造力與國家意誌力交織並行、桴鼓相應,共同開啟了大變革時代。

  從人民公社體製束縛中解放出來的農民,煥發出巨大的活力,中國農業連續六年大豐收。幾乎與此同時,一個在世界經濟史上也堪稱奇蹟的事件正在醞釀、爆發,那就是中國所獨有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鼎盛時期,鄉鎮企業工業增加值占到全國近半,實繳國家稅金占全國稅收總額的五分之一。

  家庭聯產承包和鄉鎮企業發展,這是農村最重要的兩項改革,都是農民的偉大創造。“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鄉鎮企業容納了50%的農村賸餘勞動力。那不是我們領導出的主意,而是基層農業單位和農民自己創造的。”鄧小平曾經評價說。

  這場社會大變革發端於農村,很快就“燃燒”到全國經濟、政治、思想方方面面。如果用一句形象的話來描述,那就是“殺出一條血路來”;其標誌性的地點,就是深圳。

  1978年,“深圳”還是明朝永樂八年史籍上一個不起眼的名字,那個標誌地點還叫作“寶安”。

  5月的一天,當時的廣東主政者習仲勳路過南嶺村,看到耕地都沒人種,而當時很多人偷渡外逃,甚至說“死了之後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這位槍林彈雨闖過來的老人潸然淚下,他說:“這個不怪你們,是我們沒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第二年,在向鄧小平彙報時,習仲勳提出劃一塊“貿易合作區”,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鄧小平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曾經當過陝甘邊特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帶領農民分田地、建政權的習仲勳,又親手推動了與他一生密切相關的第二個“特區”。

  從此,“深圳”真正成為深圳,成為“中國速度”的領跑者、“敢為人先”的代名詞、“特色道路”的觀察窗。

  今天,我們回顧這段波瀾壯闊的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農民當中蘊含著無窮智慧,尊重農民的意願、農民的選擇、農民的首創精神,發揮億萬農民的積極性,這是任何時候我們做好農村工作的根本要求。

  “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這是鄧小平推進農村改革的基本方法,也是農村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

  中國大地上動人心弦的社會大變革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相互激盪、相互成就,誕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是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不懈探索實踐的智慧和心血。正是在這一理論體系的引領下,中國迎來了人類曆史上罕見的十億級人口長達四十多年的快速發展;在發展取得一定成就後,工農、城鄉關係也迎來新一輪變革。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黨中央就提出高度重視三農問題的戰略思想。2002年,黨的十六大將對三農問題的認識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大會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200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要求,“切實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又做出了“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自此,“反哺”成為城鄉關係的關鍵詞,我國三農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變革期。

  在這一輪變革中,農民個體感知到的是收入增加、民生保障等方方面面的權益;而從宏觀層面來說,更是國家與農民關係發生的深刻變化,農民成為反哺的對象,其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就是取消農業稅。

  2002年,浙江寧波悄悄試水農業稅費改革。到2004年,全省絕大多數縣市停徵了農業稅。後來,時任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在《之江新語》里說道:近年來,我省在全國率先進行了農村稅費改革,取消了農業稅,這是減輕農民負擔的重要舉措,是對國民收入再分配格局進行的重大調整,也是新一輪農村改革的開局之棋。

  改革潮流勢不可擋,一件彪炳史冊的惠農大事發生了!2006年1月1日,全國範圍內全面取消農業稅,這片土地上延續2600多年農民繳納皇糧國稅的曆史徹底結束。此後更是對農民實行了“四補貼”政策,讓農民更多地分享到現代化成果。

  種地不但不再繳稅,反過來還能拿補貼。這不是簡單經濟利益上的加減法,而是千百年來農業賦稅作為政權經濟支撐的徹底終結,是農民作為國家的主人、平等享有發展紅利的權利昭示。

  五

  千百年來肆虐的絕對貧困,在我們這一代人手裡曆史性地得到解決。這是中國共產黨回饋農民最珍貴的禮物,也是中國崛起最偉大的轉折。跨過了這個門檻,大國重現榮光之路將無人能擋

  2020年2月4日,農曆小年,江西井岡山白銀湖村村民邱冬華貼上新對聯,上聯:“脫貧全靠惠民策”,下聯:“致富迎來幸福春”,橫批:“共產黨萬歲”。

  90多年前的1928年,邱冬華的曾祖父邱啟山也曾寫下一副對聯,上聯:“分田不忘共產黨”,下聯:“幸福牢記毛委員”,橫批:“共產黨萬歲”。

  一幅“共產黨萬歲”的橫批串起92年的歲序更替。92年前,毛澤東頒布了《井岡山土地法》,帶領貧苦農民打土豪分田地。92年後,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正在指揮一場人類反貧困史上的偉大戰役,井岡山率先出列,摘掉了貧困帽子;而再過一年,全國的脫貧攻堅戰也將取得全面勝利,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將徹底擺脫絕對貧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

  在梁家河當過7年農民的習近平,對中國農民情深義重,他知道農民的苦,瞭解農民的難,日思夜想的都是如何把農民帶出貧困,如何讓農民過上好日子。

  河北省阜平縣駱駝灣村村民唐宗秀至今還記得2012年那個冬天:家門外用石頭鋪的小路上都是雪,一位客人深一腳淺一腳來到家裡。進了屋,也沒嫌干不乾淨就坐下來,“和我拉家常可是親切”。走的時候,兩口子特意攙著客人走出門外,“我叫他慢著點,他也叫我慢著點,說路不好走。”

  這位特殊的客人,就是一個多月前剛剛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就在這普通的拉家常中,一個涉及億萬農村貧困人口福祉的脫貧攻堅戰略緩緩鋪開。

  此後8年,脫貧攻堅偉大戰役在中國大地上轟轟烈烈地打響。300多萬名黨員幹部奔赴戰場,擔任第一書記和駐村幹部,同近200萬名鄉鎮幹部和數百萬村幹部一道奮戰在扶貧一線。

  2019年6月16日晚,廣西百色,電閃雷鳴、暴雨傾盆。一輛車、一個人,正頂風冒雨行駛在一條山路上。

  這是一條與重病老父親含淚告別的路。病床上的父親試圖留住她:“天氣預報說晚上有暴雨,現在開車回村里不安全,明早再回吧?”

  這也是一條心急火燎回村的路。她說:“正因為有暴雨更得趕回去,怕村里受災,我馬上得走了。”

  然而,行至半道,山洪突然襲來,瞬間淹沒了這輛車,連同車里那個青春熱血的生命。

  在這場偉大戰役中,包括廣西百色百坭村第一書記黃文秀在內,1800個鮮活的生命定格在了脫貧攻堅征程上。這一刻,百年的誓言錚錚作響,一個世紀的旗幟獵獵飄揚。

  什麼是初心?這就是初心!什麼是使命?這就是使命!

  它始於百年曆史中,農民對黨的深情奉獻和黨對農民的深切掛念。

  十四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很多都是革命老區,地處深山,交通不便,僅靠自身的力量,很難快速脫貧。百年的情深似海,今天的休戚與共。脫貧攻堅偉大戰役正是對喂烈士遺孤奶水、自家娃娃米糊的沂蒙紅嫂的感恩;對“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太行兒女的感恩;對青壯年幾乎都參軍、“斷代性”犧牲的川陝蘇區的感恩。也許,只有到老區人民都小康的那一天,那積存百年的沉重情感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釋放。

  它源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為了民族整體利益、長遠發展而對農民欠下的曆史舊賬。

  新中國工業化的起步資金主要來源於農業的積累。而進入新世紀以來,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基礎設施的建設、公共服務的完善都需要大量資金,徵用農村土地而獲得的土地出讓金是最大的資金來源。農民為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今天,反哺農民是一種必然的邏輯,一次曆史的還賬!

  它也出於在新的曆史時期,面對國內外深刻複雜變化,中國如何發展的現實考量。

  我國GDP已經破百萬億,人口14億。如此體量的大國,發展當然很重要,但放在首位考量的始終是穩定發展、是可持續發展、是高質量發展。如果貧困持續深化,一些國家貧富差距過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前車之鑒;如果不能在經濟社會上尋求更大公平,一些國家社會階層撕裂、政局不穩就是活生生的教訓。如果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的問題持續得不到解決,就相當於給未來發展埋下一個巨大的隱患。因此,僅從現實角度看,絕對貧困也是中國崛起過程中繞不過的溝坎、避不開的窪地。

  2021年2月25日。

  讓我們記住這個日子。這一天,習近平總書記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

  償千載宿願,建不世之功。這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光榮,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光榮!

  中國的脫貧成果也引來世界的目光。聯合國首席經濟學家艾略特·哈里斯評價道,中國消除絕對貧困是人類曆史上“獨一無二”和“令人鼓舞”的偉大成就。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刊文介紹了貴州一個村的脫貧致富實踐,感歎:“絕對貧困在中國已成為曆史。”

  六

  漫長的農耕文明時代,中華民族都始終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卻在西方工業革命後斷崖式跌落。但這不是曆史大勢,這隻是短暫的波折。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從荊棘中逆襲,走過百年崢嶸。下一個百年,以鄉村全面振興為起點,民族複興的偉大夢想必將重啟榮光

  1969年1月13日,北京火車站人山人海,一個不到16歲的少年,帶著滿滿兩箱書,登上了開往延安的“知青專列”。在這片他的父輩曾經戰鬥過的熱土上,他將開啟他的人生征程。

  列車南行河南,再沿隴海線西行,到西安後北折,寫了一個巨大的倒“幾”字。到達銅川後,換乘卡車到延安,再到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最後,穿過一道狹長的溝道,來到梁家河。

  也許正是因為以這個黃土塬上最普通的村莊為起點,在此後的歲月裡,“農民”兩個字深深地融入他的血脈情感里;多年以後,又重重地刻進他治國理政的理論與實踐中。

  從梁家河,帶著農民建沼氣池、辦鐵業社;到正定,開創河北省第一個“大包干”試點先河;到寧德,深植擺脫貧困的理念與方略;再到浙江,完成鄉村振興試驗田、中國夢起手式的探索。中國農民的偉大實踐滋養著他,而他,也在一路行思中埋下了未來大國複興道路的伏脈。

  “我們要堅持用大曆史觀來看待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只有深刻理解了‘三農’問題,才能更好理解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掌舵泱泱大國,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兩個一百年”的遼遠視野,極具開創性地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發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劃時代號令。

  這當然不只是情感縈系,也是對曆史的洞見,對未來的擘畫。

  如果把三農問題放在曆史長河,特別是近代以來全球現代化轉型進程中去考量,我們會發現,三農問題是帶有持續性的根本問題,中國社會在不同階段爆發出不同矛盾,本質上都是三農問題與其他矛盾的交織疊加;三農問題也是全球現代化轉型中最要害、最複雜的問題,如何對待三農,決定了與資本主義國家冷酷擴張道路相比,我們是要走一條什麼樣的現代化道路的問題。

  十八大以來,農業農村取得曆史性成就、發生曆史性變革。當前,站在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的又一個曆史關口,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向全黨發出號召:“民族要複興,鄉村必振興。”“脫貧攻堅取得勝利後,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這是‘三農’工作重心的曆史性轉移。”

  這一刻,儒家思想里的“天下大同”,文人筆下的“桃花源”……所有對鄉村的詩意暢想都有了具體的承載;而現實中的鄉村,又將以曆史未曾有過的想像力,繪就一幅全新的振興圖景。

  在這幅新圖景里,我們的鄉村將以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為基礎,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農業將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家園,實現“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

  屆時的鄉村振興,將不僅僅是產業振興,而是囊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五位一體的全面振興;不僅僅是鄉村自身的振興,而是以城鄉融合為基礎的整個中國的振興;不僅僅是一國一時的振興,而是在為世界提供“中國方案”的特色振興。

  曆史雖然漫長,緊要處卻往往只有幾步。

  過去百年里,正是因為參透了中國社會最基本的運行規律,抓住了三農這個根本要素;也因為始終以一顆最柔軟的心看待三農,中國共產黨總能站在曆史正確的那一邊,即便是短暫出現偏差,也總能及時糾正,重回正軌。

  今天,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戰略全局的曆史節點,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再一次做出了正確的曆史抉擇。

  這是百年國運的逆襲,也是複興偉業的起點!

  這是過往最好的時光,也將是未來最平常的歲月!

  滾滾長江天際而流,險峻處“巨石巉岩臨積水,波浪轟天聲怒”,留下無數不朽的詩篇。

  如今,曾經“瞿塘險過百牢關”的長江三峽,早已被當今世界最大的水力發電工程——三峽大壩截流。洶湧而下的怒湍激流行至此處而乍變,忽轉為高峽平湖。

  “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這是長江上的驚世力量;這也是曆史長河中的驚天逆轉,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農民一道,開啟了中國命運的大轉折,締造了中國命運的新天地。

  曆史的長度雖是時間的疊加,但每一個百年,與其他百年的厚度都不盡相同。

  剛剛過去的壯闊百年,是中華民族史冊上最為厚重的一頁;而走過雄關漫道的中國,未來也必將如三峽大壩開閘時的天地豪情,凝乾坤之偉力,啟萬象之新章,在中華史上書寫民族複興的偉大夢想!在人類史上探索中國道路的偉大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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