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下的資本主義:莫迪如何“遏製”農民的憤怒?
2021年06月08日10:11

  原標題:災難下的資本主義:莫迪如何“遏製”農民的憤怒?

  編者按:在飽受疫情折磨的印度,莫迪政府針對求援的人民和對新農業法抗議的農民實施了嚴格的言論管製。莫迪政府的新農業法為其同伴:經營著一個農業物流帝國的高塔姆·阿達尼(Gautam Adani)和剛剛進軍電子零售產業的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提供了利益,同時為試圖針對新法上訴的農民施加了種種限製。

  另一方面,許多西方的媒體在此時回顧印度的“綠色革命”,將其完全視作農業技術革新所產生的“奇蹟”,卻忽略了政府補貼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並且對“綠色革命”在過去沒有對印度的饑荒產生實質性影響的事實置若罔聞。在2020年出現的,過去法律的替代方案,早已寫在1991年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備忘錄中,而美國則幫助印度起草了這些法案。

  對於印度的農民來說,他們需要去瞭解、討論和提出一種替代工業化農業的方案,讓政府直接為工人、農民和窮人提供支持。以不同的方式耕種,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技術,想出更民主的方式來利用政府的支持,而這些運動將觸及地球上的每一個糧食食用者。但一切運動的前提,是印度的農民能擁有去批評、討論、和發言的空間,而莫迪政府是否會進一步壓榨這些空間已經成為了印度人民最需要擔憂的問題之一。本文原載於《波士頓書評》,作者Raj Patel是一位獲獎作家、電影製作人和學者。他是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林登·約翰遜公共事務學院的研究教授,南非羅茲大學(UHURU)人文學科高級研究員。

  2021年3月6日,印度坤德里,抗議者參加集會。自去年12月以來,成千上萬農民在首都郊區紮營,抗議印度政府提出的農業改革方案,3月6日標誌著他們的抗議活動進入第100天。

  2021年4月,當沙桑克·亞達夫(Shashank Yadav)在推特上請求政府為他垂死的祖父提供氧氣時,印度政府立即採取了行動。他們逮捕了亞達夫,並根據印度刑法第269條,以“蓄意或可能造成公眾恐懼或恐慌”的罪名起訴了他。儘管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政府尚未採取行動來應對第二波新冠大流行在印度引起的恐懼,但政府在管理有關政治和大流行的信息傳播方面一直“異常勤奮”。這種能力的形成有著很長的曆史。在2002年的一次採訪中,時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的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對於針對穆斯林的殘酷大屠殺表示,他唯一的遺憾是沒有更好地管理媒體。當“讓莫迪辭職”的標籤在臉書上(莫迪在臉書上擁有4700萬粉絲)成為熱門話題時,含有這個標籤的帖子都遭到了屏蔽。

  自那以後,印度醫療保健系統的可怕之處變得顯而易見,以至於無法加以審查。報紙頭版報導了漂浮在恒河上的屍體,以及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產國無力為本國民眾接種疫苗的災難。印度政府不可能把所有記者都關起來,不論他們有多想這樣做。媒體的關注讓莫迪政府感到羞愧,但還不足以讓政府承認其競選活動需要為與地區選舉相關的超級傳播事件負上部分責任。儘管有大規模集會和大量投資,印度人民黨並沒有獲得他們所尋求的收益。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農民,一個被驅逐出報導頭條的選區(在印度境內外都是如此),但他們的問題在去年卻團結了整個國家。

  今天,在德里的酷熱和疫情的肆虐下,農民的抗議活動仍在繼續。抗議者宣佈,他們將繼續抗議,直到莫迪廢除他的農業改革,或者他在2024年連任競選中失敗為止。這並不是說說而已——抗議營地裡設有長期的基礎設施,在城郊安營紮寨的農民建起了社區廚房、診所、足底按摩室,以及許多農民抗議活動的固定場所:圖書館。農民明白他們的命運總是取決於他們的知識和他們被允許種植的作物。他們自由地交換來自書本和種子的知識。

  印度是全球農業知識戰爭的前線戰場。從盧旺達到美國,農民和反饑餓倡導者反對慈善家、農用化學品巨頭和食品跨國公司,並與他們圍繞政府、技術和食品系統在消除饑餓方面的未來作用展開爭論。印度農民的命運關係到整個地球。

  2020年3月24日,莫迪在晚間新聞上宣佈,從節目播出開始不到4小時內,印度13億人口將被迫遭到三週的封鎖。印度新冠的感染水平不斷上升,而其衛生基礎設施在數十年來一直脆弱。如果沒有封鎖,在那時就會發生目前正在發生的災難。

  2020年的封鎖被延長到4月,然後一直到5月底。移民工人被困住了。由於找不到回家的公共交通,並且會因為留在被封鎖的地方而遭到定罪,一些人步行了數百公里,在途中死去。移民工人被警察毆打的畫面被廣泛傳播。

  隨著封鎖時間的延長,政府面臨著要做更多工作的壓力。政府沒有在醫療保健方面進行投資,也沒有為即將到來的災難做好準備。在推特、臉書和WhatsApp上,印度人民黨受到了打擊。5月12日,納倫德拉·莫迪作出了回應,宣佈呼籲建立一個“自力更生”的印度(Atmanirbhar Bharat),由263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提供資金。接下來的一週,印度財政部長尼爾馬拉·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舉行了一系列新聞發佈會,詳細介紹了該計劃。

  糧食援助、小企業貸款和租金減免等刺激措施,是世界上的財政刺激措施中力度最低的。西塔拉曼認為,新冠救濟方案是對煤炭、能源、民航和農業部門進行徹底結構性改革的一種手段,這將幫助印度擺脫經濟衰退。印度將通過開放化石燃料行業,出售礦業權和領空,為其大膽的“大流行後未來”做準備。這是教科書式的災難資本主義。

  此外,印度人民黨宣佈,印度最大的就業來源也將享受放鬆管製的成果;農民將從“可以追溯到印度獨立初期的政府採購安排”的束縛中解脫出來。雖然農業、林業和漁業只占印度國內生產總值的16%,但約有一半的人口以某種方式依賴於這些行業。

  這些法案在印度人民黨占多數的議會中獲得了迅速通過;2020年6月5日,它們成為了政府管理大流行的緊急法令中的一部分。到6月底,美國農業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下屬的外國農業局(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分析了這些提案,並稱讚它們是“解放現有的市場限製、消除農業生產中的自由貿易壁壘並賦予農民權力的法令”。農民們自己成立了研究小組來分析這些改革提案,並得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結論:農民們認為,這些法律是小規模農業終結的開始。讓印度的1.46億個農場進入自由市場,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一個更加鞏固的、壟斷的、破壞生態環境的、最終成為美國式的農業模式。

  在三項新法案:《2020年農民的生產貿易和商業(促進和便利)條例草案》、《2020年農民價格保證和農業服務(賦權和保護)協議法案》和《2020年基本商品(修訂)法案》出台之前,主要來自旁遮普邦和哈里亞納邦的農民通過有執照的代理銷售他們的農產品。至少在理論上,這些代理商幫助農民從州級農產品銷售委員會的特許採購商那裡找到了最高的價格。

  第一個新法案將國家的監管範圍限製在這些委員會中,同時允許新的參與者創造新的市場。第二個法案允許農民與任何他們願意的人簽訂合同。第三個法案允許企業儲存食物、建立倉庫和供應管理系統,這也是沃爾瑪在美國日常運作的特點。

  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駐德里的經濟學家蘇達·納拉揚(Sudha Narayanan)告訴我:“農民比其他人更早看到了後果。”正如納拉揚所言,這些法律似乎是為了幫助兩個與莫迪關係良好的盟友:高塔姆·阿達尼(Gautam Adani)和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他們都來自莫迪的家鄉古吉拉特邦。阿達尼是煤炭業的億萬富翁,經營著一個農業物流帝國,在2016年獲得了一份為期30年的合同,為政府儲存糧食。安巴尼擁有757億美元的淨資產,剛剛開始進軍電子零售業。由於有能力建立不受國家監督的私人市場,農民擔心他們會陷入美國農業特有的那種壟斷。

  沒有人相信當前的體系是完美的。例如,對中介機構的依賴為貿易代理提供了機會,使農民陷入債務困境。改革的支持者主張,廢除國家管理的糧食交易中的各種差異,將產生一個減少官僚主義、價格更加透明的全國市場。然而,我們幾乎沒有理由認為,阻止州政府對市場的監管,阻止農業合同受州法律的約束,會帶來烏托邦式的自由市場交易。事實上,圍繞私人合同的語言表述證明,農民將更難知道他們收成的實際公平價格。

  其中一些改革已經在旁遮普省以外的地區進行了嚐試。印度比哈爾邦的糧食貿易自由化印證了農民的擔憂。比哈里地區的農民每100公斤小麥賣16美元,而旁遮普地區種植同樣小麥的農民每100公斤能賣25美元。莫迪的政府堅持認為,它知道通過指導基礎設施來為國家提供食物的最佳方式。與此同時,在德里以外的營地,你會聽到“Sarkar ki Majboori-Adani, Ambani, Jamakhori”,或者說“政府對囤積者阿達尼和安巴尼有恩”。

  這些法律是一種對農業的專製做法。這些法律未經辯論,也沒有在透明的情況下得到通過,甚至禁止異議;它們包括一些條款,使任何人無法通過起訴“符合這些新農業法案的行動”而將政府告上法庭。

  在6月、7月和8月,主要發生在旁遮普省舉行的農民抗議基本上沒有效果;農場條例於九月通過成為法律。法案通過後,農民團體提議重新選擇抗議地點,稱之為“Dilli chalo”——讓我們去德里。但是他們從未真正到達那裡。

  德里位於印度北部首都地區,這是一個類似於華盛頓特區的“聯邦領地”,有自己的中央警察部隊。當抗議者於十月從旁遮普抵達那裡時,他們遭遇了封鎖和武力。農民們紮起了營地。消息傳開後,來自哈里亞納邦、北方邦和拉賈斯坦邦的農民來到了邊境哨所。很快,成千上萬的農民包圍了德里。報導警察騷亂的媒體報導傳播開來,隨之而來的是對抗議者的同情。

  人們在德里的這次集會打破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抗議活動的記錄。12月,超過2.5億人參加了全國罷工,政府拘留了支持農民的反對派領導人。1月26日,在印度憲法頒布72週年的紀念日,數千名農民開著拖拉機穿過新德里,警察和少數抗議者很快發生衝突。這些場景在網上瘋傳,印度政府的反應是將德里周圍的網絡中斷數天。不過,世界已經開始看到正在發生的事情。“為什麼我們不談論這個!?”Rihanna(Rihanna)問道,她在推特上發佈了CNN關於印度抗議活動的報導,給她的1億粉絲看。

  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很快表達了對農民的支持,並重新發佈了一份面向活動人士的工具包,那是一份三頁長的文件,包含全球對農民的迫害的簡短曆史、一些標籤、請願書的鏈接,以及關於國際農民運動(La Via Campesina)的信息。Rihanna和桑伯格的帖子裡很快出現了網絡噴子,他們發佈了厭惡女性和民族沙文主義的帖子,與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臭名昭著的社交媒體評論相互呼應。

  在現實生活中,印度警方沒有浪費絲毫時間。在桑伯格發推之後不久,22歲的氣候活動家迪沙·拉維因涉嫌編寫工具包而被捕。政府搜索了推特、Google和臉書的產品,尋找她在羞辱國家方面的同謀。正如內奧米·克萊因(Naomi Klein)報導的那樣,矽谷“盡職盡責”,迅速交出了兩位年輕活動人士之間的通信。

  這給Rihanna的問題帶來了一個答案:我們沒有談論這個問題,是因為印度政府及其親信正在針對那些在線和離線公開抗議的人。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已經成功了。例如,在線網站NewsClick的編輯普拉比爾·普爾卡亞薩(Prabir Purkayastha)在今年早些時候因涉嫌金融犯罪而遭到了政府的突擊搜查。他的網站深入報導了抗議活動,並指責了阿達尼和莫迪的裙帶資本主義,這或許只是一個巧合,但這不太可能真的僅僅是一個巧合。幾十年來,我一直在研究和撰寫有關印度農業的文章,從未見過人們如此不願意公開發表評論的情況。

  2021年2月6日,印度哈里亞納邦昆德利,農民堵路示威,抗議中央政府最近的農業改革。

  濕婆神黨(Shiv Sena)是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個極端民族主義、印度教至上主義的政黨,在有組織的犯罪、宗教和政治方面蓬勃發展。然而,儘管他們與印度人民黨結成了政治聯盟,但就連濕婆神黨也與“新的農場法律”劃清了界限。建立在鮮血和土地的政黨總是讚美勇敢的農民,反對城市的“滑頭”,但當印度人民黨不能帶來它身穿藏紅花袍的打手時,這就象徵著印度教右翼的一個明顯分裂。

  儘管印度政府對“討厭的外國人的干涉”感到厭惡,但長期以來,它一直在尋求與自己的盟友交好。印度政府的官方新聞來源將農民對政府的抗議比作白人至上主義者對國會大廈的襲擊。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一份未署名的溫和指責,指出“我們認識到和平抗議是任何蓬勃發展的民主製度的標誌,並注意到印度最高法院也有同樣的表述。”

  美國國務院沒有更對印度政府發佈更有力的譴責有兩個原因。首先,它不能。其次,它不想這樣做。美國政府的國際戰略意味著它必須在四方會談中與印度保持密切關係。即使它批評印度政府更為自由,美國政府總體還是讚同莫迪的政策。在同一份聲明中,美國國務院對抗議者提供了並不充分的支持。國務院說:“總的來說,美國歡迎那些能夠提高印度市場效率和吸引更多私營部門投資的步驟。”美國讚成莫迪的政策,因為它幫助製定了這些政策。

  與全球南方的許多國家一樣,印度農業政策的初稿是在美國起草的。莫迪正在試圖取代的,是美國國務院在上世紀50年代引入印度的綠色革命的殘餘。在2020年出現的,這些法律的替代方案,早已寫在1991年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備忘錄中。當時,華盛頓共識已成定數,其反對者最終只能成為“被犧牲的知識分子”,會不可避免地被自由企業的強大力量所擊垮。

  最近,印度和美國政府合作創建了美國、印度農業知識計劃,這是一個2005年的項目,試圖影響農業知識的輪廓。該計劃通過1億美元的基金,旨在資助印度和美國科學家之間的合作,以改善農業技術,以實現“第二次綠色革命”。如果你認為農業政策只是種子技術,那麼很容易將伴隨它的法律和行政架構視為“偶然現象”,認為這些東西只需要維持運行,以便種子可以發揮它們的作用即可。這是一種複雜的誘騙,也是知識倡議的架構師所欣賞的。儘管他們聲稱要進行透明的跨國界科學合作,但公開記錄請求顯示,該倡議推動了有利於美國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和那些希望推動合同化農業的監管改革。

  外國勢力攪亂印度農業市場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歐洲殖民者已經這樣做了幾個世紀,而印度目前的農業法律框架是一系列微妙的曆史力量影響下的結果。印度獨立後的政府非常瞭解國內和國際農業市場是如何運作的。畢竟,他們看到過英國出口糧食,而當地的糧食囤積者卻將糧食擋在市場的門外的曆史,結果在1943-44年的孟加拉饑荒中,有300萬人死亡。1955年的《基本商品法》(Essential Commodities Act)防止了農民在市場上被不擇手段的中間商抬價倒賣,也防止了囤積。

  綠色革命是這段曆史的一部分。儘管綠色革命是知識、技術和補貼的有力組合,但人們常常以錯誤的方式記住它。從《紐約客》(New Yorker)到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綠色革命被視為農業技術的奇蹟,原因是印度在1965年至1972年的七年間小麥產量翻了一倍。這一切是事實,但重要的是要理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增長,它在哪裡發生,以什麼代價發生。

  德里周圍的許多農民都來自旁遮普邦和哈里亞納邦,這並非偶然。這些邦是印度小麥作物的主要來源,也是近60年前綠色革命的中心。他們的農業系統來自美國政府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慈善家。“綠色革命”是在冷戰時期通過提高小麥產量來防止饑餓的一種外交策略,旨在阻止蘇聯的“紅色革命”。

  儘管美國植物育種家諾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因綠色革命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但這並不是由新種子推動的。1968年,時任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創造“綠色革命”一詞的威廉·高德(William Gaud)接受了參議院的質詢。高德斷言:“博洛格的種子太貴了,作物價格又太低,無法讓這項技術發揮作用;應該給予種植者的是補貼,而不是種子本身,來激勵農民種植更多的種子。”

  旁遮普的農民種植了更多的糧食,因為政府承諾給他們更多的報酬。同時,只有在對灌溉和化肥提供支持的情況下,這項技術才能發揮效用,這些昂貴的投入對只種植一種作物的大型農場的經濟效益而言是最好的。(事實上,最近的學術研究表明,印度小麥產量的激增是由數千口小管井促成的。)政府的支持也體現在1970年專利法案上:該法放棄了肥料和藥品等方面的專利權,規定同一產品如果用不同的方法生產,可以由不同的人申請專利(印度製藥業正是從這一法案中發展而來的,而“知識倡議”等團體則試圖糾正這些問題)。

  小麥產量增加了,但卻犧牲了飲食和生物多樣性。農民在家種植的其他主食和蛋白質被擠掉,為單一作物讓路;雖然一些農民從中獲利,但最貧窮的農民卻沒有。雖然種植了更多的小麥,但在綠色革命的早期過程中,它並沒有轉化為針對饑餓狀況的直接改善。今天,在全球饑餓指數中,印度在107個國家中的排名為94。

  如今,印度農民正生活在工業化農業的末期。與衰落的美國農業帶的農民一樣,印度北部綠色革命帶的年輕農民相較其他年輕人,有著更高的自殺率、債務率,他們面臨生態破壞,同時他們當中也流行著藥物濫用。土壤正在死亡,水正在枯竭,氣候變化使未來更加不確定。農民們已經準備好接受一個不同的系統,因為他們知道過去的系統帶來了什麼後果。但印度政府只向他們提供了一套法律,讓工業化農業的死亡螺旋為私營部門帶來利潤。這樣一來,政府就剝奪了農民去討論和辯論一個完全不同的農業系統的空間。事實上,莫迪正在很好地管理有關這場辯論的媒體環境。

  印度農民是其他地方的兄弟們的預兆。今年晚些時候,聯合國將舉辦一次糧食系統峰會。該會議由聯合國秘書長召集,將由2008年至2014年的盧旺達農業和動物資源部長、非洲綠色革命聯盟(AGRA)現任主席艾格尼絲·卡利巴塔(Agnes Kalibata)主持。蓋茨基金會和世界經濟論壇所倡導的方法,在盧旺達增加了糧食產量,但對饑餓卻沒有產生實質作用,這與印度的綠色革命有相似之處。

  與最初的綠色革命不同的是,國家對農民的積極支持是不存在的。相反,峰會將利用碳密集型化肥、私有化的供應鏈以及由世界經濟論壇召集的合作夥伴推動的“價值鏈夥伴關係”。這種想法,在峰會召開前已經在流傳,將最貧窮的人排除在外,不允許他們去瞭解如何通過不同的經濟政策養活自己。

  最近,與公民社會和原住民機製有關的500個團體宣佈,他們將不參與這一進程,因為他們擔心這一進程會受製於企業對如何結束饑餓的“願景”。這些代表了超過3億農民選民的團體指出,綠色革命式的農業既不是減少饑餓的必然選擇,也不是其最佳選擇。

  農民已經投資組織了農業同行教育網絡,以開發替代方案。位於卡納塔克邦的Amrita Bhoomi中心是一個農業生態研究和宣傳中心,由印度對美國經濟政策最激烈的批評者之一M D Nanjundaswamy創立,該中心使用“自然耕作”方法來提高土壤的肥沃程度和生物多樣性。這些做法增加了收入和土壤肥力,並以綠色革命尚未實現的方式來與饑餓作鬥爭。

  這樣的知識網絡是常態,而不是例外。由英國學者Jules Pretty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得出結論,目前有超過800萬組農民在研究這種農業生態技術。與世界糧食系統首腦會議上的技術、補貼和知識一攬子方案相比,其中許多方案在規模上展示出了更高的糧食產出和更好的饑餓指標。

  這讓我們回到圖書館和討論空間的問題上,儘管新冠病毒的感染浪潮在德里仍然存在。但那裡的農民已經成功地為辯論創造了空間。他們在反對農業法的問題上建立了看似不太可能的聯盟,即使只是暫時的。在傳統上一直是人民黨堅定支持者的印度農民與旁遮普省的錫克教農民結盟。農場工人加入了他們的老闆。人民黨已經失去了在城市地區和印度南部的支持。莫迪的選舉失敗反映了人們對農場法的高度不滿。

  現在的問題是,是否有空間去瞭解、討論和提出一種替代工業化農業的方案,讓政府直接為工人、農民和窮人提供支持。讓農民以不同的方式耕種,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技術,想出更民主的方式來利用政府的支持,這些運動將觸及地球上的每一個糧食食用者。在擁有2億成員的農民運動(La Via Campesina)等國際組織中,這些對話正在發生,這些知識也在自由地傳播。至關重要的是,我們要確保莫迪政府不會在印度扼殺這場對話。那麼,就像前文提出的那個問題一樣:我們為什麼不談談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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