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領農民謀解放——聚焦土地革命根本問題
2021年06月04日13:40

  原標題:【建黨百年·經濟戰線風雲錄】引領農民謀解放——聚焦土地革命根本問題

  來源:中國經濟網-《經濟日報》

  1930年,隨著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土地革命廣泛地開展起來。這一年的5月和10月,為了加深對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瞭解,尤其是富農問題以及當時的商業情況,毛澤東在江西尋烏和興國地區,深入調查研究了當地農民生活的基本情況、階級關係及土地革命的狀態,獲得了大量的一手材料,撰寫了著名的《尋烏調查》和《興國調查》。

  階級關係發生劇烈變動

  從毛澤東的調查中,可以發現首要的一點是,農村階級關係開始發生劇烈的變動,被壓迫的貧苦農民在政治上翻身,成為農村的主人。對此,毛澤東有著清晰的認識。他細緻入微地分析了富農和貧農的區別、生活狀態以及思想認識,發現了二者關係的變化趨勢。

  在《尋烏調查》里,毛澤東認為,“另有一種比較富裕的農民,在普通說法叫他們作自耕農或中農的,實際仍是一種富農”。他們除不租田給人耕種外,一樣是高利盤剝者,因為他們有錢餘剩,他們有多餘的土地。他們在自己農產物上面加工,如使穀子變成米子,自己挑了出賣。他們還做些小的囤買囤賣生意。他們供著豬子、豬條子或大肉豬。土地鬥爭一發展到群眾的行動,便有大批的貧農喚著“平田”和“徹底廢債”的口號,就是對付這種富農的。

  毛澤東還指出,貧農並不是一個經濟地位完全相同的整一的階級,裡頭有不同的階層。半自耕農是不夠食的,因為他們的土地不夠使用。他們須從地主那裡租來一部分土地,完了租去,自己又不夠食了。但他們在貧農群眾中則是最好的,因為他們不但有牛,有犁耙,多少有些活動本錢,而且有一個表現他們的特點的,就是他們自己有一部分土地。佃農中之較好的有牛,有犁耙,也多少有些活動本錢,但沒有一點土地。他們的特點在於有牛,大多數有一條牛,極少數也有兩條、三條牛的。這個階層占農村全人口百分之四十二,占貧農人口百分之六十,是農村中一個最大的群眾。佃農中之更窮困的同樣無土地,雖有犁耙,但多窳敗,雖也有幾個本錢,但是很少。他們還有一個主要的特點,就是他們不是每家有牛的,他們是幾家共一條牛,或有一條牛,卻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地主為了節省飼養費交給他飼養的,他只能在一定條件下使用一下子這條牛的勞力。這一個階層不夠食的程度比上舉兩個階層都厲害。

  基於這樣的階級認識,在《興國調查》里,毛澤東通過調研後,進一步分析認為,經過土地革命,地主的田被分了,他們當中的反革命首惡被鎮壓了,也有的跑了,留在村里的地主及其家屬則分了田,革命政府仍給他們留有生活出路;貧苦農民“取得了政權”;貧農“成了農村中的指導階級”,中農也“與貧農僱農一起有了話事權”,他們“在鄉區兩級蘇維埃中擔負工作的,約占百分之四十”。

  階級關係變化的最直接結果,就是廣大無地少地的農民分得土地後,生產積極性極為高漲,生活獲得不小的改善,並獲得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翻身,進一步激發了革命的積極性。

  農民生活獲得明顯改善

  農民問題主要是土地問題。妥善解決了這一問題,讓廣大貧苦農民的生活越變越好,就會贏得他們的心。這一點,毛澤東看得也相當清楚。

  在《興國調查》中,毛澤東實地調查了傅濟庭、李昌英、溫奉章、陳偵山、鍾得五、黃大春、陳北平、雷漢香8個家庭的情況,讓人清晰感受到了農村土地革命給底層民眾生活帶來的深刻變化。其中,對陳偵山一家的調查,毛澤東這樣寫道:

  “七個人吃飯。三個兄弟,各人一個老婆,老大一個女。老大二十九歲,陳偵山老二,二十四歲,老三十八歲。

  ……

  自有二十擔穀田,又租來十擔(還租穀五擔),老大主持。永豐圩三天一圩,逢圩老大去賣油鹽一次,圩畢在家耕田。老大自己耕田之外,每年要請八十個工幫做。

  ……

  去年二月起革命,老大老二都參加,老大當農會糧食科長,老二當宣傳。幾個婦娘子都讚成革命,原因是往常債主逼債,逼得她們過不得年,她們聽得抗租、抗捐、抗糧、抗債,心裡喜歡,故此讚成老大老二革命。

  ……

  今年三月分田,除自己的二十擔穀外,還分進來二十九擔,共計四十九擔,每人得七擔。婦娘子看見分了田,租也不要量了,債也不要還了,心裡不勝歡喜,老二的婦娘子便高興地去鄉政府當婦女赤衛隊長。

  三月分田儘是好田,八月重分,好歹扯勻,扯去一半好田,扯來一半歹田,還是每人七擔,婦人仍是喜歡的。因為婦娘子自己在政府辦事,經常說別人應該好歹扯勻,所以在扯勻自己的田時,她也是讚成的。

  老大、老二、老三及老二婆均離家做革命工作,家中只有老大婆、老大婆的女及老滿嫂三個女子,都沒有耕種能力,所以鄉政府派人為他家耕田。”

  1930年10月7日,中共贛西南特委向中央的報告中指出:土地革命後,農民“不還租,不還債,不完糧,不納捐稅,工人增加了工資,農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種枷鎖,個個都喜形於色”;他們都或多或少地添置衣服、被子、蚊帳和一些農具,特別是大部分人討老婆沒有困難了。

  這些實實在在的好處,讓廣大農民深切感受到共產黨和紅軍是為他們謀利益的,因而積極地從事各項工作,參加紅軍或支援前線等。比如,在江西興國,23歲至50歲的翻身農民基本上都參加了赤衛隊。各鄉通常有一個八九十人的赤衛大隊,其主要任務是放哨,有時也配合紅軍作戰。這樣,紅軍打仗得到了源源不斷的人力和物力支援。在湘鄂贛根據地,從1930年9月到1931年3月,參加紅軍的翻身農民達3萬多人。翻身農民還以實物上繳的土地稅,解決了紅軍的軍糧問題。他們還經常以糧、肉、雞、鴨、布草鞋等物品慰勞紅軍。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根據國內外政治形勢變化和土地革命經驗教訓,於1935年12月作出了《關於改變對付富農策略的決定》,提出應該聯合整個農民,造成廣泛的農民統一戰線,故意排斥富農(甚至一部分地主)參加革命鬥爭的觀點是錯誤的。1936年7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土地政策的指示》,改變了對地主的政策,對富農的政策也有了新的變化。對於地主階級的土地等財產,沒收之後仍分給耕種份地及必需的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而對於富農的土地及多餘的生產工具(農具、牲口等)均不沒收。由此可見,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堅持和發展,主要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農民,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和工農民主政權,不僅深入開展土地革命,而且與時俱進實事求是調整政策,並具體、紮實、有效地開展各項工作,得到了農民的有力支持。

  (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呂立勤 梁劍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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