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宋朝,我們就擁有了世界上第一支專業城市消防隊
2021年05月05日11:56

原標題:早在宋朝,我們就擁有了世界上第一支專業城市消防隊

原作者丨吳鉤

摘編丨肖舒妍

宋史研究者、曆史作家吳鉤經過考證,在其《宋潮:變革中的大宋文明》一書中提出,早在宋朝時期,中國就出現了世界上第一支專業化的公共消防隊。當時的公共消防隊設備專業、組織高效,有效撲滅了多場大火,一改前朝(唐代)把救火作為臣民義務的規定,做到“不勞百姓”,體現了城市公共治理的一大進步。

《宋潮:變革中的大宋文明》,作者: 吳鉤,版本: 新民說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1年4月

以下內容經由出版社授權,摘自《宋潮:變革中的大宋文明》一書,較原文有所刪節修改。小標題和插圖為原書所有。

假設我們在晚清上海租界漫步,走到中央巡捕房或者虹口捕房的地方,會看到街道邊聳立著高高的鍾樓,“頂懸大鍾,高聳似塔架,分五層,以梯盤旋而上”。這是租界工部局火政處設置的火警瞭望台,上面有消防員值日瞭望,當發現租界內哪處房屋著火時,馬上敲響瞭望台上的火警鍾,指示消防員趕緊出動救火。在晚清城市,這可是新鮮的消防設施,1870 年代初(同治年間)才始見於上海租界。當時有竹枝詞云:“救火全憑瞭望台,警鍾一響敢遲回。頭戴銅帽車行快,路上行人盡避開。”

但是,如果我們來到宋代的都城或者其他大城市(比如廣西靜江府),會發現類似的消防設備聳立於城內外,形同高塔。宋人將這一城市消防設施叫作“望火樓”。樓上同樣有消防員輪值瞭望,一旦發現火情,立即發出警報。換言之,晚清西洋人設立於租界的城市消防設施,在宋朝城市其實很常見。

你可能會說,晚清上海租界內的火警瞭望台,不僅僅是一建築物,背後還有一支近代化的消防隊,宋朝也有城市消防隊嗎?答案是,有的。世界第一支專業化的公共消防隊,就出現在宋代。這不是我個人的論斷,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便認為:北宋開封的消防組織,“是世界城市史上最早的專業消防隊”;而南宋杭州的消防組織,更是“當時世界上所有城市中最完善的,已與近代城市的消防組織相類似”。

不信?我們先到宋朝的東京開封府看看。

開封的消防組織

走上東京開封的大街小巷,每隔三百步許(宋製,一步約合五尺),我們都會看到一間鋪屋,這叫“軍巡鋪”,每間軍巡鋪都有五名鋪兵,他們的職責是“夜間巡警”,即巡邏街巷,察看有無盜賊與煙火。

城內外的高處,又有“磚砌望火樓,樓上有人卓望”。根據《營造法式》提出的建築標準,望火樓由磚石結構的台基、四根巨木柱與頂端的望亭三個構件組成,台基高十尺,木柱高三十尺,望亭高約八尺,整座望火樓高達四十八尺左右,接近 16 米(按一宋尺約等於0.32米計算)。放在1000年前,這是非常高的建築物了。站在望火樓上,視野應該非常開闊,遠近房屋若冒出煙火,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望火樓下,“有官屋數間,屯駐軍兵百餘人,及有救火家事,謂如大小桶、灑子、麻搭、斧鋸、梯子、火叉、大索、鐵貓兒之類”。宋人所說的“救火家事”,即消防器材。大小桶是儲水桶;灑子是汲水的器皿;麻搭是滅火工具,“以八尺杆系散麻二斤,蘸泥漿,皆以蹙火”;梯子、大索、鐵貓兒,大概都是用於攀登的工具;斧鋸則是緊急情況下用來破拆的用具,相當於今天的消防斧。

此外,宋朝的城市消防還使用到一些在當時很先進的器材,包括——水袋:“以馬牛雜畜皮渾脫為袋,貯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節,縛於袋口。若火焚樓棚,則以壯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水囊:“以豬牛胞盛水”,撲火時,“以囊擲火中”,是一種可投擲的滅火器;唧筒:“用長竹,下開竅,以絮裹水杆,自竅唧水”,大概是最早的消防泵;雲梯:“以大木為床,下施大輪,上立二梯,各長二丈餘,中施轉軸”,可用於高層建築的救火。

這些消防器械當然不可與現代化的機器相提並論,但考慮到它們出現在800年前,就不能不讚歎其先進。

駐紮在望火樓下官屋的“軍兵百餘人”,則是專業的消防官兵,他們又被稱為“潛火兵”。他們是職業軍人,平日需要接受專業訓練,因此身手敏捷。望火樓上的瞭望消防兵一旦發現哪處起火,就會馬上發出警報,“則有馬軍奔報”主管城市消防的領導,潛火兵即刻出動,以專業技能汲水撲火。因為有了專業的消防隊, 開封府發生的火災,通常“不勞百姓”救火。

宋《武經總要》中的消防設備。

在宋代之前,城市並無專業的消防組織(農村就更不用說了),失火了,很大程度上依賴民間的自救。國家也立法強製規定了臣民救火的義務,《唐律疏議》說:“諸見火起,應告不告,應救不救,減失火罪二等。”見失火不施救的人,將按罪刑比失火之人減二等的標準作出處罰。

《宋刑統》抄自《唐律疏議》,也有一模一樣的“諸見火起”條款,但我們知道,《宋刑統》的不少條款,跟宋朝社會生活是脫節的,在司法過程中往往也存而不論。“諸見火起”條款正是如此,因為北宋前期,政府曾要求,京師公私廨宇失火,鄰近之人不得擅自救火,必須等候專業消防隊前來撲救。這一立法,原是為了防止有人渾水摸魚、趁火打劫,進入失火現場盜竊公私財物;此外,也是因為有專業的公共消防隊可以信賴。

到了天聖九年(1031),宋仁宗聽聞“都輦閭巷有延燔者,火始起,雖鄰伍不敢救,第俟巡警者至,以故焚燔滋多”,遂修訂法令:“京城救火,若巡檢軍校未至前,聽集鄰眾赴救。因緣為盜者奏裁,當行極斷。”不過,所謂“聽集鄰眾赴救”,乃是指民眾“可以自行救火”,而非“必須動手救火”。而從《東京夢華錄》的記載來看,東京“每遇有遺火去處”,都是由“軍廂主馬步軍、殿前三衙、開封府各領軍級撲滅,不勞百姓”。

從規定臣民救火之義務,到“不勞百姓”,這是城市公共治理的一大進步。

杭州的消防組織

南宋的行在臨安府,“城郭廣闊,戶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棟連簷,寸尺無空,巷陌壅塞,街道狹小,不堪其行,多為風燭之患”。而且,宋朝時城市夜禁製度已經鬆弛、消亡,夜市繁華,“夜飲無禁,僮婢酣倦,燭燼亂拋”,也特別容易引發火災。紹興二年(1132)五月,杭城一場大火,“被毀者一萬三千餘家”,遷居杭州的東京人袁褧帶著母親與妻子“出避湖上”,才得免葬於火海。紹興六年(1136)十二月,杭州又有大火,一萬餘家被燒。

當時許多人都在議論:杭州之所以頻頻被火,是因為宋室南遷,改年號為“建炎”。但袁褧說,這是無稽之談,因為周顯德五年(958)四月,杭州城南也發生特大火災,延燒一萬九千餘家。袁褧認為,火患頻仍的根本原因是,“臨安撲救視汴都為疏,東京每坊三百步有軍巡鋪,又於高處有望火樓,上有人探望,下屯軍百人及水桶、灑帚、鉤鋸、斧杈、梯索之類,每遇生發,撲救須臾便滅”。相比之東京開封,杭州的消防設施太簡陋了。

這是南宋初的情況。其時南宋朝廷剛剛在杭州立足,前線硝煙未息,杭城百廢待興,宋政府還顧不上城市消防。不過,到了嘉定至淳祐時期,杭州已建立起比昔日開封更為發達的城市消防體系。開封街巷是每隔三百餘步置一間軍巡鋪,杭州則是“官府坊巷,近二百餘步,置一軍巡鋪,以兵卒三五人為一鋪,遇夜巡警地方盜賊煙火”。

杭州官府既“以潛火為重”,又先後在“諸坊界置立防隅官屋,屯駐軍兵”。防隅官屋又稱“火隅”,類似於現在的消防中隊。官屋內屯駐的軍兵,是專職的潛火兵。到淳祐九年(1249),杭州城內外的火隅已有十二個之多。之後,又增設了11隅,總共23個火隅,每隅屯駐潛火兵 102員,共置消防官兵 2346 名。

此外,杭州又設立“潛火七隊”,分別為水軍隊、搭材隊、親兵隊與帳前四隊,歸臨安府直接統率。其中水軍隊配備潛火兵206人,搭材隊118人,親兵隊202人,帳前四隊共有350人。他們重點負責全城的消防任務,相當於今天的消防總隊。從其名字可以判斷,南宋消防隊的分工已經非常明確,有專門負責“搭材”的隊伍,有專門負責“噴水”的隊伍。

還有一支由 300 名殿前司精兵組成的潛火隊,“專充救火使喚”3,也歸臨安府統轄,這是當時最精銳的特種消防兵,估計關鍵時刻才派遣上火場。紹定四年(1231),杭州又發生大火,“九廟俱毀”4,權相史彌遠的宅第卻倖存未毀,因為有殿前司特種消 防兵盡力救撲。南宋詩人洪舜俞事後寫了一首《吳都城火》詩規諷史彌遠:“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痛哉九廟成焦土。”詩中的“令公府”指史彌遠府第,“殿前將軍”即殿前司特種消防兵。可見殿前司精兵在火場上確實身手不凡。

這麼算下來,杭州二十三個火隅、城內四壁、城外四壁,加上潛火七隊、殿前司特種消防兵,共有潛火兵超過 6500 名。消防隊伍不可謂不龐大。

各個火隅還配備有各種防虞器具,如“桶索旗號、斧鋸燈籠、火背心等器具,俱是官司給支官錢措置,一一俱備”。這些消防器材全部由財政撥款購置、保養,宋朝立法規定,“仍以官錢量置救火器具,官為收掌,有損闕,即時增修”。

火隅又附設有望火樓,如果我們走在南宋杭州大街上,走著走著便可以看見一座望火樓。望火樓上,當然有探火兵“朝夕輪差,兵卒卓望”。一旦發現城內外哪處冒煙,立即發出信號,指示樓下潛火兵飛馳救火,“不勞百姓餘力,便可撲滅”。由於消防設施漸次建立、完善,火災頻發的杭州“自是十來年間(淳祐年間),民始安堵”,火患總算消停了十多年。

南宋《西湖清趣圖》中的杭州城望火樓。

餘話

宋朝是不是只有東京開封與臨安杭州才建立了專業的公共消防隊呢?當然不是。

乾道七年(1171),建康府修建了一千間官屋,撥給馬軍司、“親隨衙兵及潛火官兵吏舍、庫局等使用”;淳祐十二年(1252),建康府又設潛火局,“買火資創造水筒,及各廂砌缸停水”。可見南宋建康府是設有公共消防機構的。

紹熙年間,袁甫出任徽州知州,他在一份呈報朝廷的報告中說:“本州從來多有火災,雖間出於意慮之所不及,然由人事有所未盡。臣自到官以來,首以是為急務,嚴保甲、圖籍,則擇防虞官正副八人,皆鄉之所推重者總之;修四隅火備,則官多置器用,且令各自為備,而日命兵隅官察之;置潛火軍卒,則籍定姓名,每旬番上,且給官錢犒之。”州政府設了“防虞官”(其職為防火)與“潛火軍卒”(其職為滅火),都是專職的消防員。

《嘉泰會稽誌》載,“潛火隊在府衙西”。顯然,紹興府也設有潛火隊。今日廣西桂林鸚鵡山的石壁上,還保留著一幅南宋鹹淳年間鐫刻的“靜江府城圖”,圖中便畫出一座望火樓。按宋朝慣例,靜江府建有望火樓,應該就設有防隅官屋,屯駐有探火兵與潛火兵。總而言之,我們有證據認為,南宋時,至少有一部分州郡建立了公共消防隊。

除了政府設置的專業消防機構,宋朝還有兩套系統也發揮了公共消防的作用。一套系統是設於城廂、市鎮與鄉村的基層行政組織。比如南宋杭州城廂的廂官,“分治煙火、賊盜公事”;又如鎮官,除了掌市鎮商稅,還“兼本鎮煙火公事”;再如農村的保正,亦有“管干鄉村盜賊、鬥毆、煙火、橋道公事”之責。

另一套系統是民間設立的街道防火組織,比如福建延平府設有“潛火義社”,因為“不出於官,故以義名”,在宋代,但凡以“義”字冠名的組織,基本上都是民間成立的公益組織,如義約、義役、義莊。延平府的“潛火義社”是郡中士紳倡議成立的,義社有募捐而來的資金,購置了消防器械,在城中設立了東隅、西隅、中隅、北隅四個巡警點。義社還選舉出社首,製定了規約,加入義社的有工匠、丁壯,“皆聽命於社首”。平日義社會舉辦賽神會之類的聯誼活動,碰上火警,則“彼此相應,不號召而集,不頃刻而至,不爭功,不邀賞”。

宋朝之後,由政府積極組建專業消防隊的公共消防製度,差不多中斷了;基層行政組織兼轄煙火公事、民間防火組織這兩套系統,則延續了下來。

元朝初年,杭州城諸橋之上,還設有巡察火警的哨所,“若見一家發火,則擊梆警告,由是其他諸橋之守夜人奔赴火場救火”,這應該是南宋“軍巡鋪”的遺存,但宋朝整套完備的消防製度已經不存在了。

明朝設有“火甲”,因為帶有一個“火”字,今人以為那是專業的消防隊。其實不是。“火甲”雖然有防火之責,“凡官民房舍火起,不分地方,各司督領弓兵、火甲人等,俱持器具救火”,但“火甲”實際上是按照里甲複製出來的勞役,若干戶編為一甲,甲中人戶輪值應役,巡更守宿,防賊防火,“凡地方或有盜賊生發,即督領弓兵、火甲人等擒捕”。這屬於基層行政組織兼理防火,而不是專業、專職的公共消防機構。

清代京師設有“火班”,“火班”的官兵,“俱系八旗各自酌量派委,所以有六十名、七十名不等之處”,總體規模四五百人,“夜間遇有傳集之事……火班處附近居住之官員兵丁,即令齊集該火班之大臣處,呈遞名牌,聽其指示遵行”,“自設立火班以來,凡遇救火之事,並無遲誤”。聽起來似乎跟宋朝的潛火隊差不多。但清朝“火班”只服務於皇城、皇宮的防火與滅火,與市民生活沒有關係,所以我們只好說“火班”略有專業性,卻無公共性,不是城市公共消防組織。

不過,清代有一些城市確實出現了專業化的公共消防隊,叫 “救火兵丁”。比如杭州,康熙年間,浙江巡撫趙士麟從綠營兵中“選定救火兵二百名”,又要求浙江藩司從各差役內選出三十人,臬司選出二十人,杭府廳選出四十人,仁和、塘錢二縣各出三十人,組成一支救火隊,每人發“號褂一件,上書衙門姓名,以示別也。某某執長柄鐵鐃鉤,某某執钜纜繩索,某某執榔斧。平居逢朔旦,各衙門點驗,一旦火發聞風”,則“令各著號衣”,前往救火。這個救火隊,倒是有點南宋杭州潛火隊的模樣。但不管從組織規模(總共不過350人),還是從出警機製來看,都不可跟宋時同日而語。

在清明時期得到極大發展的消防組織,其實只有民間的防火團體,我們前面提到的晚清上海的“水龍會”“救火社”,繼承的便是宋代“潛火義社”的傳統。除了上海,晚清時的廣州、福州、長沙、漢口、成都等城市,都冒出了多個“水龍會”“救火會”。這些城市的消防組織的發展,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點:都是從先行一步的洋人或租界得到啟示,都是由當地紳商主持消防隊的組建與運作,而地方官府基本上都是一副“不關我事”的態度。

宋後,政府公共職能的退化真讓人吃驚。

原作者丨吳鉤

摘編丨肖舒妍

編輯丨張婷

導語校對丨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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