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石上人生》:出土墓誌與傳記文學研究的新視野
2021年05月01日15:25

原標題:我讀︱《石上人生》:出土墓誌與傳記文學研究的新視野

一代有代之學術,近四十年來唐代墓誌的發現呈現出幾何式的增長,保守估計總量已超過了一萬七千種,如此巨大的墓誌文獻,為唐代文史研究帶來了無數的可能,使相關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得到了極大地拓展。墓誌文獻的史料價值在唐史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重視,其文學價值亦日益受到唐代文學研究者的關注,產生了大量豐碩的成果。縱觀近年來以墓誌為核心材料的唐代文學研究,學者傾注較多熱情的領域有:1.文學家的生平事蹟考證;2.文學家族和家族文學之研究;3.唐代亡佚文學作品的補充和輯證;4.墓誌撰書義例的考察;5.文章學視野下的墓誌銘研究;6.傳記文學理論下的墓誌文本探討;7.喪挽文學中的墓誌文化。在傅璿琮、陳尚君師、戴偉華、胡可先、李浩等諸多前輩學者的努力和垂範下,出現了大批以墓誌為研究對象的年青學人,他們的視野更為開闊,理論修養更為完善,除了大力汲取不同學科和海內外的學術成果之外,更把重心投入到對墓誌本體的文學研究方面,產生了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論著,孟國棟的《石上人生:傳記文學視域下的唐代墓誌銘研究》無論在材料運用、學術理念還是在研究方法上皆具新識,值得向大家推薦。

《石上人生:傳記文學視域下的唐代墓誌銘研究》於2020年12月正式出版,全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六章為綜合研究,下編四章為個案研究,整體與局部相結合,宏觀與微觀相印證,前後相得益彰,層次突出。上編六章可分為三個層次。

前兩章重在論證墓誌銘的傳記文學價值。第一章集中闡釋了全書所使用的傳記文學視角和研究起點,主要對墓誌銘所具有的傳記文學屬性進行了分析,在新史料的框架下豐富了我們對傳記文學的認識,從而為進一步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同時指出了墓誌銘與其他傳記文學作品的差異性,彰顯了墓誌銘作為傳記文學重要載體的獨特性和本書的學術價值,豐富了傳記文學的研究對象和領域。第二章集中對墓誌銘所具有的真實性進行了探析。墓誌銘的寫作具有諛墓的特性,尤其是“私”的層面較為突出,但從其文本的來源及其撰寫內容來看,基本的史實還是可以保證的,一般來講誌主的仕宦經曆多出自行狀類的文本或親屬提供的材料,即便有書寫時的虛筆和隱惡之舉,但牽涉史實的因素當可信不疑,展現的個人形象和歷史敘事接近歷史的真實。對於唐人來講,譜牒知識是士人知識體系中的重要一環,而墓誌文中的世系記載屬於傳記文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利用唐代墓誌銘來補正傳世文獻中的家族世系,已經出現了趙超《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集校》和吳炯炯《新刊唐代墓誌所見世系考訂及相關專題研究》的專著與博士論文,均證明墓誌文本中關於誌主三代內的世系書寫基本可靠。

三四兩章重在對傳主生前的形象和親屬間的情感表達進行分析。墓誌文體從初創到定型,其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有唐近三百年的歷史中受其文學風尚的影響,尤其是精英作家群體的實踐下散文化的傾向越來越強,文學創作的思想表現的極為突出,比如在韓愈的墓誌文寫作中,他就把自己的文學好尚和時評觀念投射到了誌主的身上,突破了墓誌銘本身撰寫的模式。在書中討論了墓誌銘敘事功能的加強,傳記文學的寫作方式在中晚唐時期的誌文中成為了主流,如李商隱在《王翊元暨妻李氏墓誌》中寫道:“元和初,鎮州反。天子命取之。賊牢未動,諸侯兵進退將望,立牙不定。公曰:‘是可以有為。’始起於潞,及盧從史有謀,公因持奏入,謁上曰:‘潞有平原可戰,有積穀可守,其土種馬而原蠺,其人利鬥而尚決,耐寒而廉食,真趙魏屏也。陛下何至盡其地為盧氏□攜子耶。’上曰:‘取之若何。’公密陳如此如此。上悅,曰:‘汝之先以一箭射殺邢超然,後又射殺袁晁,蹙蕭庭蘭眾,奪取李靈曜信旗,佐韓滉修理職貢,故孝文立龍武使為將軍。汝免之。’公辭出至潞,以烏重胤深重可付事。因出上意,重胤曰:‘健兵皆不在牙下,奈何。’公曰:‘第無慮,承漼且至,有兵。’既而承漼至,會從史。前五日轉得梟,使不勝者出負酒,且大哥舞。公掌樽居中,約承漼。食時偽醉,重胤自外入,立縛從史,事定。曆左龍武、左羽林將軍。”在這篇墓誌銘中既有人物之間的對話,也有傳奇小說寫作方法的使用,傳主的形象活靈活現立體飽滿的呈現在了讀者面前。在墓誌中記載的個人關係網絡是文學史和社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其中墓誌撰書者的選擇在官方原因之外,更是喪家情感關係的集中映現,尤其是親人撰書的墓誌中蘊含著濃厚的情感與思念,如韋應物為其妻元蘋撰書的墓誌中,詩人這樣寫道:“昧然其安,忽焉禍至,方將攜手以偕老,不知中路之雲訣。相視之際,奄無一言。母嚐居遠,永絕□恨,遺稚繞席,顧不得留。況長未適人,幼方索乳。又可悲者,有小女年始五歲,以其惠淑,偏所恩愛,嚐手教書劄,口授《千文》。見餘哀泣,亦複涕咽。試問知有所失,益不能勝。天乎忍此,奪去如棄。餘年過強仕,晚而易傷。每望昏入門,寒席無主,手澤衣膩,尚識平生,香奩粉囊,猶置故處。器用百物,不忍複視。又況生處貧約,歿無第宅,永以為負。”墓誌銘記載的誌主友朋,更為文學史研究提供了新鮮的史料,如柳宗元在《獨孤申叔墓誌》中有如下文字:“君之壽,廿有七,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天下。今記其知君者於墓:左司員外郎李君直方貞白,隴西人;韓泰安平,南陽人;李行純元固,其弟行敏中明,趙郡讚皇人;柳宗元子厚,河東解人;韓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呂溫和叔,東平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人;韋詞默用,京兆杜陵人。”獨孤申叔的朋友圈,為詩人交遊和文學網絡的探討打開了全新的視角。

五六兩章將研究視野集中在傳主的疾病醫療和身後事宜的安排上。個人生命史和醫療史研究是歷史學研究中的前沿話題,對於文學研究而言,文本書寫是深入分析唐人傳記文學體例的重要素材。書中從多個角度對墓誌銘中的醫療疾病問題進行了討論,考察對象以男性誌主為主,不過在醫療條件較為落後的唐代社會,女性因為生育生養等生理因素,會比男性更多的面對一些特殊的醫療問題。這方面的研究,陳昊《疾之成殤:秦宋之間的疾病名義與歷史敘事中的存在》、姚平《唐代婦女的生命曆程》、萬軍傑《唐代女性的生前與卒後:圍繞墓誌資料展開的若開探討》等論著均從歷史學的視野進行了精彩的討論,正可與本書基於文學角度的研究相表裡。死亡關懷是文學世界里的永恒主題,墓誌銘作為亡者個人生命史的最後總結,在傳記文學研究中具有特別的意義。不管是誌主在彌留之時的或薄葬或分葬的叮囑,還是子孫為了彰顯孝道所營造的盛大葬禮,實際含義都是安慰亡者而昭示生者的,具有強烈的時代性。墓誌銘本質上乃墓葬禮製的有機組成部分,支撐著現實社會秩序的實施和表達,在墓誌銘的撰寫過程中,亡者與生者觀念的不一致是如何在墓誌文字中進行協調解決的,都是需要注意的方面。在第三節討論歸祔祖塋時,除了書中集中論述的多方墓誌銘外,最令人注意的還有誤掘他人墳瑩的情況,從而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和法律問題,《太平廣記》引《通幽記》就記載了蘭陵蕭遇遷移母親墓穴誤掘了盧會昌的墳塋,這個事蹟在出土的蕭遇墓誌中有著詳細的記載,集本石本相互參照可以給後人提供理解唐人祔葬禮製的傳奇個案。

下編四章,作者選取了王洛客墓誌、何昌浩墓誌、於汝錫夫妻墓誌和皇甫鉟墓誌,分別從個人生平、士人交遊、家族網絡和譜系建構四個角度進行了個案化的研究。這四個個案考察,可以分別對應上編章節中所討論的綜合面貌,是在傳記文學理論下的專題深化。上下編的設置,體現出了作者宏大的研究視野,點面結合互為補充,完整勾勒出了傳記文學視域下的唐代墓誌銘圖景。誠然,這四方墓誌的誌主還是屬於傳統文人的精英範疇,而唐代墓誌銘誌主涵蓋了各個階層的人群,容納了胡漢不同的族群,今後如有條件能從傳記文學角度對各民族、各階層代表性人物的墓誌都進行一番探討,方能全面反映唐代社會的真實面貌。

作者一直在唐代文學研究領域耕耘,其在浙江大學的博士論文《新出石刻與唐文創作研究》,綜合探討了唐代墓誌銘的義例和文章學問題。本書作為博士論文的延續之作,理論性更加突出,學術關懷更為宏闊。在現代學術劃分尤為細緻的條件下,全書對於史學領域研究的最新成果吸收還稍有不足,不過瑕不掩瑜,作為從傳記文學角度研究唐代墓誌銘的開創之作,角度新穎,問題意識突出,可稱之為是一部預流視野下的唐代文學研究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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