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藝呆與科技宅結合在一起,擁抱文科教育的真正價值
2021年04月27日08:56

原標題:把文藝呆與科技宅結合在一起,擁抱文科教育的真正價值

文藝呆與科技宅之間的鴻溝

“文藝呆”和“科技宅”,最初是分別用來描述斯坦福大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學生(即“文藝呆”)和工程學或自然科學學生(即“科技宅”)的。這些輕鬆愉快的稱呼背後,實則隱藏著諸多源於人們對各種學科相對價值的比較、學位對於未來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教育應當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引發的各種爭論以及與之相伴的情感。因此如果你看到在斯坦福大學棕櫚樹環繞的四方土地之外、金色山坡的另一邊,當今世界的經濟引擎之一——矽谷里就這些問題討論得熱火朝天,一點也不必感到奇怪。

物理學家和小說家查爾斯·珀西·斯諾(Charles Percy Snow),曾在他著名的散文《兩種文化》中,哀歎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鴻溝。而文藝呆與科技宅之間的鴻溝,正是上述鴻溝的現代化身。正如斯諾所強調的那樣,受過文科教育的人和受過技術與自然科學教育的人之間,可以共享許多有價值的東西。他主張在二者間架起橋樑。

如今,人們普遍認為,那些精通傳統文科教育的人,對在未來科技主導型的經濟社會中取得成功並未做好充分準備,因為他們未能掌握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簡稱STEM,“思特盟”)這些必要的職業技能。相反,我卻認為他們掌握的文科知識和技能,對在快速發展的經濟中取得成功至關重要。

本書試圖重新架構關於文科教育與“思特盟”教育價值的爭論。在考慮到更多所謂的“思特盟”專業真正需求的同時,本書也強調,上述爭論已經引發了“思特盟”教育和文科教育之間的人為對立。的確,隨著科技的不斷髮展,科技變得更加普及與親民。並且隨著科技變得無處不在,文科教育研究的經典問題及其對人類需求和願望的洞察,已經成為我們技術工具發展的基本要求。

作為一個文科生,我在科技世界長大。無論是我兒時在帕洛阿爾托,還是在斯坦福上大學的時候,不管是在Google或臉書工作的時候,還是之後在沙丘路旁的風投機構里做風險投資家的時候,我都親眼見證了文藝呆與科技宅結合的必要性。

如果掀開最偉大技術的面紗,我們會看到它人文化的一面。我見過數千家公司的創始人。事實上,不管你學過什麼,也無論你背景如何,在未來高科技經濟中,你都將扮演著非常實際且與之密切相關的角色。正如“軟件吞噬世界”一樣,技術需要來自社會各個角落的專業知識的投入。我們傳統的文藝呆組織,例如政府機關,需要更多科技宅的加入;同樣,我們也需要更多“文藝呆”來建設技術人員的公司。科技應該使我們變得更強大而不是取代我們。科技給我們帶來的應該是巨大的希望,而不是巨大的恐懼。

我們遇到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要想找到解決方法必須對人類文化和程式代碼都有所瞭解。解決問題既需要倫理,也需要數據;既需要有深度思考的人,也需要會深入學習的人工智能;既需要人類,也需要機器。它需要我們質疑算法中隱含的偏見,不但要深入探究我們構建的方法,還要探究我們構建的原因以及我們想改進的具體內容。在我們繼續開拓新技術工具的過程中,必須把文藝呆與科技宅結合在一起,擁抱文科教育的真正價值。

《文藝呆與科技宅:文科教育統治數字世界》,斯科特·哈特里 著,武建勳 譯,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版。

合作是雙贏

本書重點關注文科學生在將新興技術應用於突破性創新領域時扮演的角色。技術人員是文科生平等且重要的合作夥伴,反過來他們也可以,而且必須推動人文和技術領域之間的溝通。技術人員在這一過程中至關重要,他們繼續推動尚未完善的突破性創新,繼續帶頭開發許多最令人振奮的新產品和新服務。埃隆·馬斯克推動了電動汽車的使用和太空旅行的普及;拉里·佩奇和謝爾蓋·布林則讓全球信息都能被檢索到,並且接受了新的挑戰,致力於實現互聯網的全面覆蓋;再思機器人製造公司的創始人羅德尼·布魯克斯(RodneyBrooks)拓展了機器人可以幫助我們生產的新領域。

其他技術人員有的開創了自然語言處理的先河,改善了我們用自己的聲音控制技術的方式,使我們所說的比看到的更重要。

例如,亞馬遜面向所有亞曆克薩(Alexa)技術開發人員開放了語音命令技術,免費推出一款名為“亞曆克薩技能包”的音頻工具包,其中包含一個免費的音頻剪輯存儲庫。開發者可以利用“亞曆克薩技能包”給亞馬遜智能音箱添加各種音效。為了進一步鼓勵開發者對這款軟件工具包的採用,亞馬遜還創立了1億美元的投資基金,用以支援企業家開發其創意。

再比如皮克斯(Pixar)技術人員創立的拉繩玩具。這個名字取自《玩具總動員》里伍迪(Woody)的公司正在打包的一個功能包。這個軟件包能輕鬆創建一種聊天機器人,可以響應斯萊克聊天組和臉書網信使中的查詢任務,並執行基本對話。即使Google的深度學習,就像阿爾法狗圍棋機器人那種,也可以通過其張量流(TensorFlow)機器學習庫獲得,並且可以應用於各種匪夷所思的方面。

再比如,日本自動化設計師小池誠(MakotoKoike)使用了張量流機器學習技術讓父母的生活更輕鬆。他的父親在日本是一位種黃瓜的農民。小池誠把價格約為35美元的Google樹莓派(RaspberryPi)硬件阿爾杜伊諾和現成的相機組裝起來,造了一台機器,幫助他的父親按品質對黃瓜進行分類和分級,準確率達到70%。小池誠先是手動拍攝並分類了數千個黃瓜,然後使用這些圖像作為訓練數據來教“張量流”瞭解黃瓜各個特定特徵所代表的品質,並且在未來嚐試識別照片里的黃瓜。

技術人員可能經常被刻板地描述為在人文學科領域幾乎沒有興趣或能力的“極客”。但這一種看法是不正確的,就像在技術世界中詆毀人文學科的價值一樣。事實上,技術人員已經打破了文科與技術的鴻溝,推動了許多文科與技術合作夥伴關係,是可以成為兩個領域之間的高效溝通者的。

以支付樂(PayJoy)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道格·里基特(Doug Ricket)為例。這位前Google軟件工程師,與畢業於阿默斯特學院歷史和移民研究專業的馬克·海嫩(Mark Heynen)合作創辦了這家公司。他們在Google地圖團隊工作時的內容是繪製非洲地圖。離開Google之後,里基特的技術能力又有所提高。他從電腦屏幕後面走了出來,前往西非的岡比亞村莊,為一家名為D光的社會企業工作,試圖將太陽能設備引入赤貧社區。

雖然里基特仍然在香港做工程總監,但實際上他已經成為一名人類學研究員。在非洲的村子裡與潛在客戶共度數月之後,里基特意識到這些農民根本無法獲得信貸。沒有銀行授信,太陽能電池板高昂的前期成本實在令人望而卻步。他進一步又觀察到,許多人從當地的售貨亭購買了預付手機套餐。他想,那為什麼他們不能以同樣的方式購買太陽能電池板呢?里基特為D光設計了一個軟件解決方案,使客戶能夠以後再買新的太陽能電池板,這樣一次只需花幾美元。

回到美國後,里基特決定採用大致相同的模式來幫助大約4500萬沒有銀行授信的美國人獲得當今最好的工具:智能手機。在首席商務官海嫩的協作下,里基特於2015年推出了“支付樂”項目,使消費者能夠以極低的利息購買手機。經過一年的運營之後,“支付樂”獲得超過1800萬美元的風險投資。該公司的最終目標是走出美國,讓全球任何人都能買到智能手機或新設備。

強調人文學科的作用並不是說只有文科生才有開放的思想,而是說人文學科與技術的結合是最具變革性、最成功的創新公式——能最有效地解決許多棘手的問題,同時最大限度加強我們生活人文性的一面。

就像道格·里基特這樣的技術人員通過學習人文的觀點和探究方法,會在推動創新的努力中獲益良多一樣,如果文科生能培養自己的技術素養,那麼他們與技術人員合作的能力也將大大提高。隨著我們進入一個越來越科技化的未來,必須要彌合教育體製中人文和技術之間的鴻溝,從兒童最早的學習經曆到大學和研究生階段的學習,並使之反映出必要的社會二元性。

兩種文化相互結合

查爾斯·珀西·斯諾1959年在劍橋大學做了一次著名的講座,題為《兩種文化》。查爾斯既是訓練有素的物理學家,又是一位小說家。他對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日益擴大的分歧表示哀歎。兩者之間“相互不理解……充滿敵意,並且不喜歡”已經佔據上風。隨著20世紀科技的發展和計算機革命的興起,信息技術加入了鴻溝一邊硬科學的陣營。而現在是時候跨越鴻溝建立更多橋樑了。查爾斯在他的演講中也說過,“兩個學科、兩個領域以及兩種文化,甚至兩個世界的碰撞應該會產生很多創造的機會”。

這正是人文和技術的融合。通過促進人文和技術領域的相互欣賞,促進溝通來實現創造性的突破,這要求我們在創新教育方面始終保持一種活力,正如企業家為產品和服務創新時一樣。這不僅是確保實現新技術潛力的最佳方式,而且同樣重要的是,人們可以做好準備迎接未來的工作。

正如自動駕駛汽車安全措施的研發過程中創造的新工作,以及造型師公司創造的2500個新時尚造型師工作一樣,未來很可能會出現許多新類型的工作和特定崗位。正如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無法預測大蕭條後會出現哪些新工作一樣,我們也無法準確預測未來會有哪些新工作崗位。一些分析師推測未來新型工作崗位的數量會非常多。事實上,美國勞工部曾在一份報告中預測,今天多達65%的在校學生將在未來從事尚未出現的工作類型。考慮到現在出生的人大概可以一直工作到21世紀80年代,現在我們對屆時工作能力要求做出的任何猜測都顯得自大且無稽。當然,始終都需要自力更生和有創造力這點除外。

雖然我們無法知道未來的新工作是什麼,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絕大多數工作都對從業者的技術素養沒有要求。有動力的學習者可以利用現有的豐富資源很好地掌控技術,正如凱特琳·格里森在推出創新醫療保健技術業務之前所做的那樣。卡特里娜·萊克與數據科學家埃里克·科爾森合作建立的造型師也是這樣。但是,如果瞭解技術工具的本質及其操作的基本原則是文科教育的標準內容之一,將其納入我們答疑解惑的教學大綱中,或許未來就會有更多文科生與技術人員合作。

旨在彌合人文科學和科技之間鴻溝的教育計劃,比學校符號製度下的專業劃分更有益處,這點在斯坦福大學很容易看到。斯坦福大學彌合鴻溝的教育計劃由一系列教授發起的,其中就有1987年至1991年期間擔任斯坦福大學本科學生院長的湯姆·翁索夫(TomWasow)。“我花了很多時間思考本科教育應該是什麼。”他回憶道。翁索夫將自己的技術和人文專業知識結合起來,獲得了里德學院的數學本科學位,然後又取得麻省理工學院的語言學博士學位。

翁索夫研究的是語言和計算機的交互領域,他也是提供自然語言處理方面見解的先驅之一。他很早就看到了技術和人文科學相結合的美好前景,以及把符合製度下的各種課程,如哲學、邏輯學、語言學、心理學課程都納入計算機課程當中的好處。

這是一個不想玩“思特盟”與文科對立這種舊習俗的專業,結果培養出了眾多成功的企業家畢業生,其中包括領英的創始人雷德·霍夫曼,照片牆的聯合創始人麥克·克里格(Mike Krieger),Apple手機和平板電腦的軟件創造者斯科特·福雷斯塔爾(Scott Forestall),前Google高管和雅虎首席執行官馬里薩·邁耶(Marissa Mayer)等。幫助推出了Google網絡瀏覽器赫羅梅(Chrome)的GoogleAndroid產品管理副總裁也有符號系統學位以及心理學碩士學位,而臉書的首席產品官克里斯·考克斯(Chris Cox)也畢業於該計劃。即使是朱克伯格也承認,該計劃培養了一大批“世界上最有才華的人”。翁索夫不愛說話,富有洞察力,是技術世界中心的人文—技術形象之一。

當然,現在其他領域已經有了這種跨界合作。心理學、語言學和神經科學共同打造了認知科學,社會學和土木工程已經納入了城市政策專業,計算和設計已經結合在數據可視化之中,而心理學和計算也已經結合在可用性研究中。未來還應該開設更多人文—技術專業,如哲學和工程學合作開設“設計倫理學”,人類學和數據科學合作開設“數據素養”課程,社會學和統計學合作開設“人類分析”課程,文學和計算機科學合作開設“敘事科學”,法律和數據科學合作開設“預測性監管”課程等。這樣做背後的動力正在積聚。有一個學術機構——羅得島設計學院響應了這個號召,愛彼迎創始人在那兒上過學。埃絲特·武伊齊茨基也是該校2016屆畢業生。

羅得島設計學院倡導STEAM教育,即思特盟(STEM)與藝術和設計(A)學科的融合,並且STEAM教育已經開始流行。馬薩諸塞州安多弗市的公立學校系統把STEAM教育當作首要目標。得克薩斯州的德索托西部中學開設了iSTEAM3D磁性學院。學生使用遊戲《我的世界》(Minecraft)來設計城市、瞭解城市規劃,然後使用MakerBot23D打印機打印實體建築物和道路等來實現城市生活。學生們還會玩蛋白質解密遊戲(Foldit)。遊戲里玩家要尋找蛋白質摺疊的新方式,並在此過程中為科學家提供新的組合,以便用來治療潛在的疾病,而學生們也可以學習化學。2013年,當時羅得島設計學院的校長約翰·梅達(JohnMaeda)還啟動了兩黨國會STEAM核心小組,將其作為國家的優先事項。

我們不能再以一種非黑即白的錯誤二分法來討論“思特盟”和文科教育之間的關係。收集更多數據時,我們需要充分考慮應該如何對其進行處理。製造設備時,我們必須參考其設計。構建算法時,我們必須詢問它們所基於的假設,還要考慮對偏差的保護。我們正在培養越來越多的數據科學家,但我們還需要加強學生的文學素養。人文教育和技術不應被視為對立的,它們一樣至關重要。新工具將會讓更多的技術力量參與生活,而在機器的進步中,人類的參與必不可少。

“首先是體力勞動,然後是常規工作,最後,也許會是真正的腦力勞動。”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在他1952年的著作《自動鋼琴》(Player Piano)中這樣描述機器自動化。幾十年來,我們一直沉迷於技術變革,而事實上,今天這種擔憂不應該一味地用樂觀來粉飾。世界是動態的,我們無從推測未來會怎樣。但當我們想要獲得可以緊跟時代步伐的永恒技能時,可以在我們的社區內進行人文教育,而非迴避它。通過文科教育,可以知道我們是誰,我們想要什麼,以及為什麼我們重要。通過人文技能與技術,以及技術與人文技能的合作,我們就可以從容應對瞬息萬變的世界。

理想狀態下,我們的教育、產品和機構應該是人文與技術的結合體。這樣才能利用我們快速發展的技術來驅動無限的未來。

(作者斯科特·哈特里為矽谷投資人,文藝呆與科技宅的結合體,畢業於哥倫布比亞和斯坦福大學,本科主修政治哲學,後來又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是名副其實的“文藝呆”。畢業後在Google、臉書等科技公司任職,成了“科技宅”的一分子。本文摘自《文藝呆與科技宅:文科教育統治數字世界》一書,澎湃新聞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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