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元之父羅伯特·蒙代爾:一個才華橫溢的“離群野獸”
2021年04月20日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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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消息網4月20日報導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4月6日發表題為《歐元和里根經濟學之父羅伯特·蒙代爾逝世,享年88歲》的文章,文章講述了羅伯特·蒙代爾的傳奇一生以及他對經濟學、經濟政策的貢獻。全文摘編如下:

  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羅伯特·蒙代爾4月4日在家中——他和妻子瓦萊麗·納齊奧斯-蒙代爾修復的一座意大利錫耶納附近文藝複興時期宮殿——逝世,享年88歲。他的理論為理解全球金融和現代國際經濟的運作打開了大門,而他在經濟政策方面打破舊傳統的觀點則推動了歐元的誕生和被稱為供給學派經濟學的減稅方式得到採用。

  “在大蛋糕中分食小份”

  1999年,在芝加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等學府任教的加拿大人蒙代爾教授因“對不同彙率製度下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分析及其對最優貨幣區的分析”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進行的,一個彙率穩定、全球資本流動適度的時代——異常清醒,遠遠超前其時代。

  諾貝爾獎委員會當時寫道:“就預測國際貨幣安排和資本市場的未來發展而言,蒙代爾以不尋常的——幾乎是預言性的——準確性選擇了他的問題。”

  蒙代爾教授被認為是“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創建者之一。該模型創造了一種超越對獨立的各國經濟進行研究的簡潔方式,從而為該領域增加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維度。(20世紀60年代初與蒙代爾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任職的馬庫斯·弗萊明差不多同時提出了類似想法。)

  曾任以色列銀行行長的雅各布·弗倫克爾在一本有關蒙代爾教授之理論的著作的題詞中寫道:“你創造了現代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我們這一代經濟學家所知道的一切均拜你所賜。”

  但是,蒙代爾教授在學術界之外的聲譽更多地來自另外兩個觀點。他以“歐元之父”聞名,因為其研究鼓勵許多歐洲國家放棄本國貨幣、加入一個更大的貨幣聯盟。他還為降低針對富人的最高稅率提供了知識基礎。富人的擁護者團結在供給學派經濟學旗幟下,在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贏得了許多右傾政界人士和決策者的支持,同時招致較傾向於進步主義的經濟學家鄙視。這些經濟學家對認為給富人減稅是刺激經濟增長的最佳方式的觀點提出了異議。

  蒙代爾教授在2006年接受美國經濟學會採訪時說:“供給學派經濟學的論點是,急遽累進稅率使可供分配的蛋糕變小了。與在一個小蛋糕中分得較大一份相比,在一個較大蛋糕中分食較小一份,可能會讓窮人過得較好一些。”

  為鼓勵經濟增長,他主張將最高稅率維持在25%以下。他在1986年接受採訪時說:“必須為企業家群體提供刺激和獎勵。”

  “我走了我自己的路”

  上世紀70年代,人們以傳道般的狂熱宣傳其觀點,尤其是經濟學家阿瑟·拉弗和《華爾街日報》社論主筆祖德·萬尼斯基,前者以假設降低稅率將使政府收入增加的“拉弗曲線”為人所知。

  蒙代爾教授的觀點之所以日益為人接納,原因之一是主流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處於守勢,難以解釋20世紀70年代大部分時間內經濟增長放緩與通脹上升並存這種出人意料的狀況。蒙代爾教授認為,與人們的普遍看法相反,低稅率和寬鬆財政政策應被用來刺激經濟增長,高利率和緊縮貨幣政策則是遏製通脹的適當工具。

  這種做法——人們至今仍在爭論其結果——上世紀80年代得到羅納德·里根總統支持。里根採取後來被稱為里根經濟學的政策舉措,大幅降低稅率,支持以提高利率來控製通脹的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

  在整個職業生涯中,蒙代爾教授經常與同行業巨人論戰,包括芝加哥大學的米爾頓·弗里德曼和哈佛大學的馬丁·費爾德斯坦。但他也渴望得到認可,對諾貝爾獎帶來的聲望——和100萬美元獎金——表示歡迎。

  在諾貝爾獎晚宴上,身穿燕尾服、打著白領結、由納齊奧斯-蒙代爾夫人和他們兩歲的兒子尼古拉斯陪同的蒙代爾教授在演講結束時引用弗蘭克·西納特拉代表作中的一句歌詞,讓來賓既驚奇又高興。他宣稱:“我走了我自己的路。”

  “對粗獷個性的崇拜”

  羅伯特·亞曆山大·蒙代爾1932年10月24日出生於安大略省金斯頓。在他生命中的前13年,他住在一個農場里,與其他十幾個學生一起上學,而這所學校只有一個房間。蒙代爾教授曾回憶,他父親威廉·坎貝爾·蒙代爾是一名軍官;他母親莉拉·特雷莎·(漢密爾頓)·蒙代爾是一名活潑的女繼承人,因為負擔不起補繳稅,不得不放棄了家族城堡。

  當他父親在二戰結束後從加拿大皇家軍事學院退伍後,蒙代爾一家搬到了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在那裡,羅伯特(在整個經濟學界被稱為鮑勃)發現了一種他所謂的“對粗獷個性的崇拜”,這幫助他形成了放任自由的經濟觀點。

  但是,儘管遠離國家和世界的權力中心,加拿大西部人還是逃不掉戰後時代經濟動盪的影響。雖然美國在短暫衰退後欣欣向榮,歐洲和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卻要依賴美國的投資和材料進行重建,從而積累起巨額對美貿易逆差。1949年,希望提高本國出口商品競爭力的英國讓英鎊兌美元貶值30%,導致其他歐洲國家紛紛效仿。

  身為英聯邦一員、但在貿易上依賴於南方這個龐大鄰國的加拿大左右為難,也讓貨幣貶值了,但幅度較小。一年後,加拿大政府間接承認這樣做錯了,允許加元浮動。這使該國處於與當時其他任何主要經濟體不同的境地;戰後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使大多數貨幣對美元保持固定彙率。已在數學方面展露出天賦的高中畢業班學生鮑勃·蒙代爾對這一切感到困惑。

  他在1998年回憶說:“我問我的高中老師,貶值意味著什麼,他給我的解釋是如此扭曲和毫無希望,從而激發了我的好奇心。而報紙上的討論也是如此混亂。”

  蒙代爾先是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經濟和斯拉夫語,後來獲得了華盛頓大學的獎學金。為了能與世界上最優秀的一些經濟學家一起繼續深造,他前往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只上了三門課程,並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期間完成了論文撰寫。

  1956年,他回到美國,成為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後研究員。當時,米爾頓·弗里德曼掌控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以自由市場為導向,與麻省理工學院的凱恩斯主義傳統截然不同。但兩所大學當時均為國內經濟模型所主導——鑒於美國經濟的規模及其相對孤立於外部力量的地位,這不足為奇。

  相比之下,蒙代爾專注於某個依賴於貿易、易受國際貨幣體系變化之影響、並因不同地區間的經濟差異和政治衝突而左右為難的開放經濟——例如加拿大經濟——的問題。

  “滑鐵盧遇到了拿破崙”

  憑藉從上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發表的一系列具有重大影響的論文,蒙代爾確立了在行業內的顯赫聲譽。當時,他同時擔任各種學術職務,並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任職。他構建有助於將全球金融市場與貨物和服務貿易相融合的模型,證明在浮動彙率和投資資本具有完全跨界流動性條件下,貨幣政策會影響經濟產出,而財政政策基本上無能為力。他發現,在固定彙率下,情況恰恰相反。

  不久後,蒙代爾提出“最優貨幣區”概念,認為覆蓋一個資本和勞動力具有相對流動性的廣泛地區——例如美國,但在適當情況下,也包括歐洲——的固定彙率優於各國和各地區之間的浮動彙率。

  事實上,他認為,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固定彙率製度——20世紀60年代末,隨著美國開始積累起消耗其支持美元的黃金儲備的巨額國際收支逆差,這一製度開始搖搖欲墜——值得通過調整美元對黃金的價值加以保留。他後來回憶說:“重要問題是,如何防止國際貨幣體系垮掉。”

  這使他與芝加哥大學的米爾頓·弗里德曼成了對立面。1966年,蒙代爾重返芝加哥大學,加入該校經濟學系。弗里德曼主張允許貨幣浮動、以對市場力量作出回應。

  在那場爭論中,弗里德曼占了上風;1971年,理查德·尼克遜總統放棄金本位,最終允許美元與其他貨幣自由交易。

  但此前,確信國際貨幣體系崩潰迫在眉睫的蒙代爾教授1969年決定花兩萬美元買下一座巨大但搖搖欲墜的意大利宮殿,作為防範他預期中將要出現的全球通脹的手段。

  他於1971年離開芝加哥,返回加拿大(他終生是加拿大公民),在當時默默無聞的滑鐵盧大學任職。芝加哥大學一位經濟學家說:“終於,滑鐵盧遇到了它的拿破崙。”

  “最機智雄辯的人物”

  蒙代爾1974年回到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但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大部分時間,他很大程度上不受經濟領域同行關注。有一陣子,他白髮垂肩,大部分時間都待在他的宮殿中。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曾溫和地嘲笑蒙代爾住在一座“搖搖欲墜、不適合居住的別墅”里,組織一些“在常規學術會議圈子之外”的古怪會議。

  但在獲得諾貝爾獎前後那幾年,蒙代爾的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已安定下來。1957年與芭芭拉·謝夫的首次婚姻於1972年以離婚告終。他與瓦萊麗·納齊奧斯——他從1984年開始與她同居——的兒子1997年出生,不久後,他們結婚。

  隨著眾多學生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重要全球機構擔任要職,隨著歐洲像他長期以來倡導的那樣採用單一貨幣,蒙代爾教授重新在同儕中贏得了聲望。他把大部分諾貝爾獎獎金用於修復他的宮殿。

  在職業生涯快要結束時,蒙代爾教授仍然驕傲而好鬥。目前為一個有關經濟和政治的獨立專欄撰稿的前《波士頓環球報》記者戴維·沃什說,他是“經濟學領域中最生機勃勃、最機智雄辯的人物”之一,“他是一個離群野獸——一個才華橫溢的離群野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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