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經濟高速發展的日本,也遇到過這些“成長的煩惱”
2021年04月15日21:05

原標題:戰後經濟高速發展的日本,也遇到過這些“成長的煩惱”

近日,日本決定通過海洋排放處置福島核電站事故核廢水,引發外界高度關注。實際上,回顧日本戰後經濟史,我們就能發現,即使在戰後經濟高速騰飛的年代,日本也曾面臨了各式各樣的“成長的煩惱”。如何應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

下文摘編自日本曆史學家古川隆久的《毀滅與重生》,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日]古川隆久

摘編|李永博

《毀滅與重生:日本昭和時代(1926—1989)》,[日]古川隆久 著,章霖 譯,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1年3月

01

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

已經面臨著超大城市的人口壓力

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同樣存在著不少問題。1964年11月佐藤榮作內閣上台以後,就將糾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問題作為執政的目標之一,可見當時的日本對於這一點已經有了相當廣泛的認識。1962年,東京、名古屋以及京阪神三大都市圈每年增長的人口數量達到60萬的峰值,東京都的人口在這一年超過了1000萬,東京成為世界上首個人口超過千萬的城市。

這一時期都市圈內的人口增加,主要得益於20世紀60年代前期大量農村和地方城市出身的中學畢業生集體前往大城市就職。當時的農村已經不需要更多的勞動力,而城市的工業發展則出現了人手不足的問題。雖然參與集體就職的人常常因為勞動環境不佳等原因而離職,但正是這些年輕人和其他從農村前往城市謀生的人們,共同支撐起了日本的戰後經濟奇蹟。

20世紀50年代後期的東京常常因為供水不足而斷水,這種情況即使到了60年代也沒有好轉,幾乎成了人們的日常。大城市里的交通狀況也相當糟糕,堵車時有發生。僅1962年一年,東京就出現了1萬次堵車,大阪也有5000次。空氣汙染問題也不容忽視,大城市一到冬天就經常出現霧霾。1970年7月,東京出現了在室外突感不適甚至暈倒的人,其原因便是光化學煙霧。這是來自汽車、工廠等處的汙染源排入大氣,在紫外線的作用下產生的有害氣體。之後,東京開始對光化學煙霧進行監測並對民眾發出警報。

交通事故也不斷增加,1962年全國的交通事故數量達到43萬起,因交通事故死亡1.1萬人,受傷超過30萬人。大眾媒體上甚至出現了“交通戰爭”的說法。

對於這些城市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政府也進行了相應的準備,建設了水庫、淨水廠、上水道等設施,修整和新建道路,設置紅綠燈、人行橫道、護欄、道路標識、人行天橋、立交橋等交通設施。但是,這些計劃都沒能趕上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的步伐,導致在現實中出現了諸多問題。1963年4月社會黨的飛鳥田一雄當選橫濱市市長,1967年4月社會黨與共產黨推薦的美濃部亮吉當選東京都知事,這些都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民眾對於城市治理中存在的問題已經十分不滿。自來水的短缺問題在60年代後期逐漸得到改善,1966年通過法律推進交通設施的建設和完善,使得“交通戰爭”的狀況也慢慢得到緩解。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在1970年達到頂峰,有超過1.6萬人喪生在路上,之後終於開始減少,1976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數降到了1萬人以下。

《毀滅與重生》的作者古川隆久,現任日本大學文理學部教授,從事曆史學研究已經30多年,專攻昭和史。他曾憑藉《昭和天皇》一書,獲得“三得利學藝獎”(相當於“日本年度最佳圖書獎”)。

02

那些年載入史冊的公共交通事故

在這一時期,公共交通工具也多次發生慘痛事故。1962年5月發生的國鐵三河島事故造成160人喪生;第二年11月又發生了國鐵鶴見事故,導致161人遇難;1966年發生4次空難,總計造成371人死亡。其中的三河島事故,可以說是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出現的各種弊端的縮影。

1962年5月3日夜裡,位於東京都荒川區的國鐵常磐線三河島站,一列下行貨運列車在紅燈情況下錯誤發車,並在撞到阻擋列車的車擋後出軌,部分車廂阻擋了下行本線,與下行的客運列車相撞,導致客運列車出軌。客運列車的部分車廂被擠到上行本線,幾分鍾後上行列車駛來,與出軌列車相撞,並碾壓了許多為了避難而進入線路的人,造成160人死亡、325人受傷。

三河島事故

事故的原因被歸結為列車時刻表的安排過於緊密,以至於超出了鐵路職員注意力的極限,以及鐵路安全設備不夠充分。當時的列車乘務員沒有能夠互相聯繫的無線電設備,列車也沒有安裝車內廣播設備。因為經濟發展帶來的運輸量增加,國鐵只能不斷增發列車。對於時刻表安排過於緊密的問題,國鐵計劃將東京近郊的鐵路擴展到四線。在事故發生之後,國鐵開始導入列車自動停車裝置、無線通話設備和車內廣播設備。常磐線也在1971年4月實現了四線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就這樣通過經濟實力得到瞭解決。

1966年,先是在2月發生了全日空客機墜入羽田海面,133人遇難的事故;3月相繼發生了加拿大太平洋航空的客機在羽田機場著陸失敗,64人遇難的事故,以及英國海外航空的客機在富士山上空解體,124人遇難的事故;11月又有一架全日空客機墜毀在鬆山海面,造成50人遇難。羽田機場的航班過於繁忙,被認為是接連發生重大事故的原因。由此產生了在千葉縣的成田建設一個國際航班專用機場的計劃,但是因為與當地民眾的溝通不夠充分,成田機場自建設之初就飽受反對運動的困擾。直到1978年機場啟用之後,反對運動也一直沒有停息。

03

不斷滋生的公害問題

公害問題可以說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最大的社會問題。1959年3月,四日市的石油化工聯合企業第一期工程完成。之後,隨著日本各地石油化工聯合企業的興建,有不少人因為這些工廠排出的廢氣而患上了哮喘。受到四日市哮喘和水俁病等公害問題的影響,1963年,在靜岡縣駿河灣東部建設石油化工聯合企業的計劃受到當地居民的反對,理由是政府出具的沒有發生公害危險性的調查報告存在錯誤。他們的反對運動得到了廣泛的支持,最終迫使建設化工企業的計劃在1964年9月取消。這體現了對於個人權利和民主決策的尊重,可以說是新憲法和戰後教育的成果。

四日市的哮喘病患者

1965年6月,在新潟縣阿賀野川流域也出現了與水俁病症狀一致的甲基汞中毒患者。1967年4月,發現昭和電工鹿瀨工廠排出的廢水是造成甲基汞中毒的原因,但是政府和企業都極力隱瞞這一問題。同一時間,在富山縣又出現了一種被稱為痛痛病的奇怪疾病,這是三井金屬神岡礦業所排出的廢水中所含的鎘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造成的。1967年6月,新潟縣的水俁病患者正式起訴昭和電工,要求賠償。

面對這種情況,本就有心糾正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的佐藤榮作在1967年8月主持製定了《公害對策基本法》。這一法律要求企業採取措施預防公害發生,並在公害發生以後對受害者進行賠償,經濟界因此在法案審議過程中施加了諸多壓力,使得法案中的一些內容遭到刪除。但是,這部法律還是最終得以問世,說明國家已經不得不正視公害問題,並對受害者伸出援手。在《公害對策基本法》通過1個月後,四日市的哮喘病患者起訴排汙企業要求賠償,1968年3月,痛痛病患者及其家屬也選擇採取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

1968年,厚生省將痛痛病和水俁病認定為公害病。1968年6月,熊本縣的水俁病患者起訴窒素公司。1971年7月,政府成立環境廳,專門應對公害與環境保護問題。1972年,通過立法規定了企業在公害問題上的無過失補償原則。

到1972年,有關公害病的多起訴訟都被地方法院判決原告勝訴。企業方面不是放棄上訴,就是上訴被駁回,只能選擇與受害者和解。但是,在最早發生的熊本縣水俁病問題上,因為有受害者在訴訟中要求追究國家與縣政府的責任,加上對救濟對象的認定標準有爭議,使得問題至今尚未得到完全解決。

這一時期特有的由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只有公害問題,還有吃藥反而吃出病的“藥害問題”。1962年5月,媒體報導中不斷出現聯邦德國生產的安眠藥“反應停”造成服用者生下的嬰兒先天畸形的消息,在日本生產同樣藥物的公司只好停止販賣這一藥品。雖然厚生省和製藥公司在前一年的11月就已經瞭解到這一藥物在聯邦德國造成的問題,但是並沒有馬上停止銷售。這一緩慢應對造成300多名新生兒受到影響。因為國家和企業都不願承擔責任,受害者的親屬最終選擇起訴國家和製藥公司。1974年10—11月,相關訴訟相繼和解。受此事件影響,藥品管理的相關法律得到修正,新型藥物的試驗製度也被強化。

“反應停”事件尚未得到解決,日產和豐田又在1969年5月相繼出現車輛質量問題。1966年美國製定法規,出台了汽車召回製度。但是,日產和豐田在之後幾年里都沒有執行召回製度,而是私下回收修理有缺陷的車輛。這一問題被美國媒體曝光後,通過日本媒體傳回國內,也讓日本國內民眾瞭解到了美國的汽車召回製度。

當時主管貿易的通商產業省考慮到汽車是日本的重要出口產品,因此對於公開汽車存在缺陷的事實並不積極。但是因為媒體的曝光,其他廠商生產的汽車也陸續被發現存在缺陷。最終發現當時日本國內使用的日產汽車當中,每10輛就有1輛是應當被召回的。各大廠商不得不正視這一問題,運輸省也將公佈汽車存在的缺陷規定為廠商的義務。在這以後,國外對於日產汽車的評價反而更好了,1971年日本汽車的年出口量達到372萬輛,位居世界第二。

1969年10月,合成甜味劑甜蜜素被懷疑具有致癌性,因此在美國被停用。一直以來甜蜜素在日本被廣泛使用,但在媒體報導了美國的情況之後,日本也禁止了這種甜味劑的使用。自此以後,人們開始關心起食品添加劑的安全問題。

這一時期的教育問題也較為突出,隨著經濟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在義務教育結束後選擇升入更高一級的學校。加上在戰後的嬰兒潮中出生的人也差不多到了初中畢業的年紀,增加高中數量的呼聲日益高漲。政府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這種需求,但還是更多地考慮了經濟界的希望,建設了一批工業高等學校,來為企業培養技術工人,並對高中進行排名,由此引發了高中的入學競爭,也使得大學的入學競爭更為激烈。

為了減輕學生的中考負擔,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不依單次考試的成績決定入學資格,而是在考核中重視記錄了學生初中時期各種情況的“內申書”。60年代中期,又誕生了“偏差值”這一概念,這是衡量學生能力的一項指標,人們可以通過這一指標選擇報考學校。然而,內申書被批評會壓製學生的個性思想,而偏差值的導入則進一步加劇了高中的高低排序,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

伴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日本面臨各種各樣的新問題,其中不少在幾年之內就找到瞭解決的辦法。但是,也存在熊本水俁病這樣的事例,雖然發現很早,卻遲遲得不到理解,以至於長久都沒有得到妥善解決,給受害者及其家屬平添了許多痛苦。從各類公害問題受害者的立場來看,政府的應對措施還無法說已經完全到位。但是相比戰前的足尾礦毒事件,政府的應對還是有了長足的進步。政府和企業承認錯誤,承擔自身的責任,對公害問題受害者進行賠償,這是理所應當的。而《日本國憲法》中尊重個人權利和民主程序的理念,是讓這種“理所應當”成為可能的重要原因之一。遺憾的是,在昭和時代結束進入平成時代之後,日本還是出現了“藥害愛滋事件”,昭和時代藥害問題的教訓被遺忘了。

撰文|[日]古川隆久

摘編|李永博

編輯|申嬋

校對|李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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