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開封漫遊記:蘇軾歐陽修租房住,皇帝也逛茶肆酒樓
2021年04月13日05:11

原標題:北宋開封漫遊記:蘇軾歐陽修租房住,皇帝也逛茶肆酒樓

    開封市清明上河園景區,宣和殿上眺望遠處的拂雲閣和茗春坊。視覺中國供圖
開封市清明上河園景區,宣和殿上眺望遠處的拂雲閣和茗春坊。視覺中國供圖

當我們回看過去,“歷史創造”不再是唯一的視角,“地理創造”成了幫助我們審視過去的一個新幫手。宋朝的開封,給了民眾進入都城的權利,並在空間建設上,首次把都城當成了“人民的城市”,而不全是“皇帝的城市”——如同在北方的秦漢都城長安和洛陽那樣。

根據戈夫曼的擬劇理論:空間對人的行為具有製約和誘導作用,空間在人之上,為人的行為立法。以此為基調,我們或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有了什麼樣的空間,才有了什麼樣的社會生活。

後樑、後晉、後漢,都定都開封。但由於政權更迭太快,前幾個王朝還沒來得及進行都城建設。951年,周世宗郭威即位,而舊開封城,城垣毀壞,街衢擁擠。5年後,天下初定,郭威決定“將便公私,須廣都邑”。

《哈佛中國史·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一書的作者迪特·庫恩說:“在規劃設計里,土地如何使用是朝廷及其官僚機構首先要考慮的問題,但與早期的王朝不一樣的是,此後所有的城市定居者,包括官員、商人、貿易者、工匠、手藝人,都能在城里自由定居,在他們買得起的地方建造房屋。”

一千年前的開封,“成為一個多功能的城市中心,很可能在19世紀以前都沒有被世界上其他城市超越”。著名漢學家伊懋可說:“這個時候的中國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社會。”

放開封閉的“開封”

事實上,趙宋也像李唐一樣,繼承了前朝的政治、文化和經濟遺產。都城的由“封”到“開”,成為名符其實的“開封”,肇始於北周。北周當政者面臨著這樣的問題:由於內城空間狹窄,不得不向外擴張。但此擴張不像東晉的建康城,是為了皇城的壯觀,讓皇家更有面子,而是城市發展遇到了巨大的空間問題:內城屋宇交連、街道狹窄,夏間暑熱難擋、經常多發火災。

因此,周世宗在顯德二年(955)四月,下了一道詔書,說明擴建外城的目的,一方面是為瞭解決軍營和官署的用地不足問題,更重要的是,著重於解決原有“坊市”中“邸店有限”,即解決外來工商戶所需邸店不足和租費猛漲的問題。

開封城是建立在舊城基礎上的都城,由於都城的人口吸附效應,大量的屯駐軍以及朝廷衙署的存在,城市空間被分配殆盡,用於企業經營的場所不足,企業租賃房屋的費用上漲,企業和朝廷從業人員缺乏足夠的居住空間。

周世宗在擴建外城以後,立即疏通開封對外的水道交通。為了便於接待大量客商運輸貨品進入新擴建的外城,同時支援客商需要的“邸店”建設,允許民眾自由建造房屋。

詔書上說,“其標內,俟縣官(指政府)分畫(劃)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

為了繁榮市場,周世宗還鼓勵官員出資建設房屋,開設“邸店”或者租賃。著名的《清明上河圖》所畫市井繁華,就是在這一政策下產生的。

汴水疏通後,亦只是一條水路而已,大將周景威很有商業眼光,於臨汴風光尤佳處,建樓十三間,“世宗嘉之,手詔獎諭”。

周景威所建的十三間房子,成為汴水邊的標誌性建築“十三樓”。自此,開封官民開始在汴水邊興建房屋,沿水一帶漸漸繁華起來。各類營業場所鱗次櫛比,多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零售商舖。長街迤邐,約有5公里,坊巷院落難以計數。

開封城的空間正義:歐陽修38歲還租房住

北周的開封,首次把空間貨幣化,即人們可以自由在都城買賣房屋。房屋價格的高低,完全取決於地段、用途和商業上的盈利能力,與今天的交換原則基本相似。至宋,這個製度未變。

哪裡人多,哪裡的商品好賣,哪裡的房屋價格就高,成了新的城市規則——按照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說法,宋朝的開封,其空間構建完全取決於生產關係——生產方式——社會內部的勞動分工。城市的空間性,第一次得到了完美的闡釋。

與一切空間權力都在皇家和世家大族手裡的秦漢不同,朱熹曾說:“且如祖宗朝,雖宰執亦是賃屋。”說明北宋在空間面前不分貴賤,達成了某種程度的空間正義。所謂的空間正義,意味著在空間占有方面,人們的權利是平等的——除了皇帝(宗室也同樣如此,他們共同居住在皇帝分配給的院落里,所居院落大小基本相同,生活水準也基本一樣,並接受大宗正司的嚴格管束)。

北宋時的開封,並不為官員提供公有住房,只開具薪水,一應開支都是自己應付。因此,儘管儒家知識分子與其他社會階層相比,在許多方面擁有特權,但在空間占有方面,基本平等。不管你是什麼來頭,知名度多高,在空間面前,與普通人回到同一起跑線。

蘇東坡21歲與弟弟蘇轍跟著父親蘇洵到開封趕考,父子三人一塊兒租住在太平興國寺的澡堂子裡,整整住了一年才搬走。歐陽修24歲中進士,在開封賃屋而居,38歲升至“知諫院兼判登聞鼓院”,仍然賃屋而居。

北宋時的開封,人們在空間面前具有平等性,基本杜絕了特權階層通過非正義程式造成的不平等;而通過擴大外城,鼓勵居民自建,也最大程度地矯正由市場導致的不平等。

都城里的新空間:勾欄瓦舍、酒樓、茶肆

坊市製在北宋開始崩潰,形成了臨街開店的商業街市。北宋時期的開封城,商業繁盛,據元豐八年(1085)的記載,當時加入行會組織的“諸色行戶”,共有6400多戶。隨著商業的繁榮,各類新的公共空間也不斷生產出來。

最突出的是“勾欄瓦舍”,做為一種新的商業業態,成為滿足城市中下層百姓需求的娛樂空間。瓦舍是綜合娛樂城,勾欄是劇院。

“勾欄瓦舍”的出現,表明宋朝的開封已經允許民間建設自己的“公共娛樂空間”。隨著“勾欄”里的表演水平越來越高,漸漸出現了明星式的藝人,連皇室成員也成為這裏的觀眾。

某位皇室公主,日日勾連於此,連夫婿生病,也不在床邊照顧。但由此可見,城市娛樂空間的出現,改變了嚴格的階級分隔,身份地位懸殊的人們,也可以在共同的空間里一起相處,共同享受。

開封娛樂空間的擴展,不是偶發的,而是城市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結果。城市里的民眾對城市有更多的空間渴望,娛樂空間是情緒排泄的重要出口。“勾欄瓦舍”的出現,滿足了城市居民對情感活動與精神娛樂的需要,也極大地豐富了都城的空間結構形態。

在開封,另一個新的空間形態是酒樓。

秦漢期間,入夜宵禁已為成規,違反此例者,將被治罪。這樣的城市生態,不可能生長出適宜夜間活動的娛樂空間,比如酒樓。《宋會要輯稿·食貨》記載,宋太祖趙匡胤於乾德三年(965)下令開封府:“京城夜市至三鼓己未,不得禁止。”此令一出,夜市自此蓬勃發展,至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間尤盛。

開寶七年(974)正月十四日,宋太祖巡幸大相國寺,返回途中,少駐酒戶孫守彬樓,然後又至白礬樓觀雜戲。北宋僧人文瑩,在其筆記《湘山野錄》里記載:日本使者來宋朝貢,真宗大喜,要求日本國建一個“神光寺”,來護佑國家,因此需要給“神光寺”寫一個寺記,遍尋大學士張君房不見,原來此公正在白礬樓飲酒作樂。

北宋酒樓的高度,竟然可以超出皇宮,比如豐樂樓的內西樓,後來不得不“禁人登眺以第一層下視禁中”。這意味著,從樓上可以看到大內的人物景色。代表世俗社會的酒樓能高出皇宮,在其他朝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兒,表明皇家權力在空間管理方面,已經開始鬆動。

開封城的另一個新空間,是茶肆。

北宋的茶葉已經像米和鹽一樣,成為民眾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為普通人服務的茶肆開始大量出現,成為都城新的娛樂空間和消費空間。像酒樓一樣,皇帝也經常進入茶肆喝茶,貴族、大臣和詩人們也經常流連於此。

勾欄瓦舍、酒樓、茶肆,是宋代產生的新的都城空間。在宋代,商業經濟、娛樂文化與政治之間,表現出相互融合的態勢,“都城中心由單純的政治功能性質向與城市生活組織密切聯繫、輻射範圍更為廣泛、功能更加多樣化的復合性中心發展”(《北宋東京公共娛樂空間形態分析》,李瑞)。

與上一個統一王朝——唐代相比,空間的平等性首次明顯地展現在世人面前。文彥博說“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趙普說“天下物,道理最大”。皇室不再是都城空間的惟一生產者和掌握者,開放、多元的空間,成為開封的活力之源。

(作者為歷史學者)

孫曉飛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1年04月13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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