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世界三大灣區悄然發生四大變化,對粵港澳大灣區有何啟示
2021年04月11日19:47

原標題:觀察|世界三大灣區悄然發生四大變化,對粵港澳大灣區有何啟示

持續一年多的新冠疫情,給世界經濟帶來巨大沖擊,在重塑全球經濟格局的同時,深刻改變著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

最新跡象及一些研究表明,全球知名灣區因此出現新變化、新特徵、新趨勢。灣區在轉型,供應鏈空間在壓縮,新技術新商業模式在孕育、在誕生。

火熱的粵港澳大灣區,當下勢必冷靜思考:我們從中可以吸取什麼?

變化一:全球三大灣區紛紛轉型

啟示:以最大力度打造全球科技創新中心

梳理全球灣區經濟發展路徑可以看到,這是一個不斷脫胎升級的曆程。無論是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還是東京灣區,都大致經曆了港口經濟、工業經濟、服務經濟、創新經濟幾個階段。尤其是新冠疫情暴發以來,三大灣區集體轉型,轉型目標及“火力”集中點都是科技創新。

紐約灣區素以“金融灣區”著稱。但近幾年特別是疫情流行一段時間後,紐約出台減稅降費等政策,積極推進新一代互聯網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的研究和應用落地。現在,紐約的人工智能技術研發和應用,某種程度上甚至比“矽谷”還要發達,形成了數百家創新企業聚集的“矽巷”。不少“矽谷”工程師聞風而動,“飛”至東海岸落戶“矽巷”。紐約由此成為美國東岸科技重鎮、“東部矽谷”,有專家預言它將成美國“新科技首都”。

太平洋西岸。東京灣區同樣在悄然向科技創新中心轉型。被譽為“產業灣區”的東京灣區,如今更加重視鼓勵和保護科技創新,現已躍升為全球科技創新高地。灣區內的築波科學城,聚集大量國際知名科研機構和實驗室,成為具復合功能的科技新城、產業新城,已然是日本的科學中心、科創發動機。

更重要的是,紐約、舊金山、東京三大知名灣區,不再是重要的貨品輸出地,而是全球各項關鍵技術、重要技術的重要輸出地。這是世界知名灣區發展的一個顯著新特徵。

深圳及粵港澳大灣區雖有一定的科技創新能力和大規模的製造能力,但大而不強,特別是科學技術較上述灣區有很大差距,關鍵核心技術更是遭遇“卡脖子”。現在,全球三大灣區在優勢盡顯的情況下,又加大了科技創新的力度,留給我們追趕乃至超越的時間越發緊迫、任務越發艱巨。

根據“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我國將堅持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其關鍵是基礎研究,是關鍵核心技術的攻堅。

“十四五”藍圖上,粵港澳大灣區未來5年將與北京、上海一道,形成三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從南到北串成一線,成為輻射帶動全國科技發展和自立自強的骨幹支撐。

“發展灣區經濟,服務國家戰略,深圳應加速轉型,特別要瞄準全球技術和產業趨勢率先發力,打造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深圳市政府研究中心主任吳思康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深圳應借助“雙區”建設和綜合改革試點等重大國家戰略機遇,加快光明科學城建設,高起點佈局重大創新載體和高校,打造“全球綜合創新城市”。同時,要以最大的力度,打造全球最優的科技創新發展和營商環境,吸引更多國際創新資源聚集,力爭在一些關鍵領域實現重大突破。比如,可以通過更加開放創新的政策支援,把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打造成全球最強的科技創新、科技開放的平台。

變化二:全球供應鏈空間壓縮

啟示:推進產業鏈供應鏈區域化本地化

受疫情影響,人流物流受限,全球許多海運、空運航線停運。三大灣區的研發機構和企業,大都全球佈局,供應鏈遍及世界各地,因此受疫情影響極大,產業鏈、供應鏈一度阻斷。

“新冠疫情後,全球化結構調整加速,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鼓勵製造業回歸本土,從而出現製造業和供應鏈企業回流的情況,產業鏈供應鏈地域化、區域化趨勢明顯,佈局更加本土化。”中山大學區域開放與合作研究院院長、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教授毛豔華告訴本報記者,全球供應鏈的物理空間被大幅壓縮、正在變“短”,並從“全球穩定供應鏈”向“區域穩定供應鏈”轉變。深圳及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需要順應這一變化,在產業佈局方面注重本土化和內部化,構建更加安全的產業鏈、供應鏈。

深圳市委黨校教授袁曉江特別提到,新冠疫情對我國和全球經濟體的衝擊是全方位的。特別是深圳大量企業“兩頭在外”,即產業鏈的上遊和核心技術在國外、產品銷售主要在國外,受到的衝擊更為嚴重。深圳要構建新發展格局,就要深化對內經濟聯繫,率先建設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製,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託國內市場,實現國際國內雙循環。

吳思康認為,在構建更加開放、力度更大的國際合作創新平台的同時,粵港澳大灣區各個城市需要加大產業開放和合作,圍繞產業鏈強鏈、補鏈、延鏈,實現產業鏈區域化,在大灣區構建更加完善、更加穩定的供應鏈體系。

從專家的研究分析中不難看出,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間的區域協作變得越來越重要。各城市不是競爭對手的關係,而是同一團隊內部的夥伴關係。彼此可以暗中較勁、你追我趕,但不是為了我贏你輸、你得我失,而是在比拚的過程中共同進步,最終實現集體超越——超越自我,趕超一流。在我國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篳路藍縷的征程中,粵港澳大灣區理當率先垂範、身先士卒。

事實上,粵港澳大灣區各個城市間的產業基礎和產業結構各有優勢,可以很好地互補、互助、互促。各地政府在製定規劃和政策時,需要充分考慮市場化因素,構建更加開放的市場,讓要素自由流動,城市間“同頻共振”,實現科學的城市分工和優勢互補,做大做強區域經濟,合力打造全球科技創新中心。

毛豔華建議,深圳應利用高科技產業發達、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先等優勢,加強廣深聯動,助力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建設,推進深莞惠都市圈建設,打造5G、人工智能、新型顯示、高端裝備製造等產業集群,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同時,通過產業集群優勢和一流的營商環境,吸引更多國內國際創新主體到深圳,實現補鏈、強鏈,進一步提升先進製造業的核心優勢,並推動區域合作和分工,以及合理配置產業資源。

變化三:高端產業爭奪日趨激烈

啟示:關鍵核心技術堅持以我為主

受疫情及國際形勢的影響,全球主要經濟體、特別是三大知名灣區,都加大了對5G等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醫療等高端產業的研發力度,個別領域甚至出現新的爭奪戰。在這些產業領域,關鍵的、核心的、重要的技術,各國都堅持以我為主,明爭暗鬥在所難免。

面對這一變化,專家認為,深圳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引擎和中心城市,需要站出來主動作為。要瞄準全球科學技術和產業發展的風向,不斷推進自主研發、技術創新和產業變革,引領經濟社會發展。

就產業路徑而言,深圳必須緊扣IT產業,鼓勵和發展7大戰略性新興產業、5大未來產業和4大支柱產業,而這些產業70%與信息技術有關。作為全球電子信息產業重鎮,深圳擁有雄厚的IT產業基礎,具有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優勢。

目前,三大灣區及全球在新一代電子信息產業、未來產業等領域的爭奪都非常激烈。吳思康表示,深圳必須高起點佈局,建立起“IT+BT+N”產業格局。

在IT領域,深圳還需大量引進和培育半導體集成電路、5G、AI、大數據等高端信息技術,發展上下遊產業鏈。

在BT(生物技術)領域,深圳應重點發展生物醫療、精準醫療。儘管深圳在BT領域與世界有差距,但一些細分行業尚處同步發展中,包括醫療器械、基因工程、農業生物技術等,因此可以更加積極地佈局。疫情影響下,深圳製造業及時轉型醫療設備和相關物資的生產,展現出巨大潛力。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在更廣泛的“N”領域,深圳需加快新材料、3D打印、新型顯示等產業的佈局,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多可能性,構建更安全、更合理的產業發展格局,避免“一業獨大”的系統性風險。同時,繼續做大做強優勢傳統產業。深圳在服裝、鍾表、珠寶、傢俱、玩具等傳統產業領域,具有顯著的規模生產優勢,有的還具備研發和品牌優勢。這些優勢傳統產業不僅不能丟,還應繼續做大做強做優,推動這些產業擁抱互聯網、5G等新技術,提高內生動力,加快向創意產業轉型,以新業態新模式引領市場。

目前,三大灣區都在積極發展新型材料,特別是東京灣區已成為新型材料全球研發中心。吳思康表示,中國製造業儘管規模很大,但在新材料方面一直受製於人,建議深圳加大支援力度,建設新型材料重點實驗室,加強研發,並鼓勵企業加大技術創新,破解關鍵原材料的“卡脖子”問題。

關鍵核心技術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只能靠自己的努力。袁曉江認為,基礎研究是整個科學體系的源頭。它不僅是深圳的短板,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及中國的短板,需要重點解決。深圳可充分利用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契機,加快佈局創新要素,以光明科學城為核心承載區,形成全市乃至粵港澳大灣區基礎研究體系,將應用基礎研究與產業化、創新鏈與產業鏈有效銜接,推動科研成果加速轉化為商品,提升城市核心競爭力。

變化四:國際大都市邁向“綜合創新中心”

啟示:瞄準“科學發現新城”厚植產業技術基礎

創新可以有三個層次:科學發現、技術發明、產業發展。後者把前兩者的成果引入商業應用領域,形成一種新的生產能力。

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強在技術發明,弱在科學發現。“發明”與“發現”一字之差,卻有天壤之別。功力高下,立見分曉。

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報告,深圳及粵港澳大灣區的PCT國際申請數量居世界前列,甚至超過東京、首爾、舊金山、京都等都市圈,技術發明已經屬於國際水平。但從科學發現的視角看,粵港澳大灣區及中國與國際高水平的差距較大。

再把創新的三個維度合起來觀察,粵港澳大灣區與東京等世界知名灣區的差距更大。東京是一個科學發現和產業技術創新的雙重中心,而粵港澳大灣區目前在全球更重要的角色和功能則是製造中心。

放眼全球,世界級城市群及大灣區,都是以世界級創新中心城市為核心。三大知名灣區和全球主要都市圈的發展趨勢都顯示,未來發展要不斷向“綜合創新中心”邁進,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最重要的方向。專家認為,包括深圳在內的粵港澳大灣區在創新的高端領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大學、科研機構的科學發現,應構成創新及城市發展的主線。就像深圳決策層近年來一直在強調和推動實踐的那樣——佈局重大創新載體,厚植產業技術基礎。當然,力度要更大,步伐要更穩,節奏要更快,思路要更新。

深圳未來要做的,是在“技術發明重鎮”的基礎上,力爭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的“科學發現新城”。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助理、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所所長劉國宏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認為,深圳過去主要是從融入全球分工體系開始的,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實現了市場驅動的創新發展;未來,深圳需要轉向知識和技術的混合驅動模式,更多通過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創新企業、科服機構,廣聚長期資本、科研人才、科技信息、創新載體等創新要素資源,爭取和實現更多從0到1的原創突破。

劉國宏表示,初創企業因無舊利益的限製,往往最具顛覆式創新精神,原始創新、源頭創新更需要千千萬萬勇於創新試錯和分擔創新風險的中小微企業。因此,政府在製訂宏觀政策時,應把握不同創新驅動發展模式特徵,堅持不斷提高基礎研究投入經費規模和比例,堅持營造更加開放的姿態和寬容的氛圍,堅持政策重點傾向於扶持小微企業,培育更加豐富多元的創新創意生態和產業配套環境。

內容來源:深圳特區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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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世界三大灣區悄然發生四大變化,對深圳有何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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