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惡魔”:生物武器如何走向戰場?
2021年04月09日06:41

  作者 邰豐順

  【編者按】

  美國各地實驗室仍在研究開發生物武器?

  近日,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世界各地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美國控制下的生物實驗室,並且奇怪而巧合的是,這些實驗室多分佈在中俄邊境附近。俄羅斯認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國在各地的生物實驗室里開發生物武器,包括德特里克堡實驗室。

  俄官員的表態再次讓生物武器成為大眾討論的一個熱點話題。生物武器如何走向戰場?生物武器遠離我們了嗎?

  時至20世紀,這階段的生物戰與此前生物戰有了很大區別,這主要是因為19世紀60年代開始,微生物學進入到一個更成熟的階段。

  微生物學發展推動生物戰

  法國科學家巴斯德對微生物生理學的研究為現代微生物學奠定了基礎。其進一步證明不同微生物種類各有獨特的代謝機能,各自需要不同的生活條件並引起不同的作用。科赫對新興的醫學微生物學作出了巨大貢獻,他首先論證炭疽杆菌是炭疽病的病原菌,接著又發現結核病和霍亂的病原細菌,並提倡採用消毒和殺菌方法防止這些疾病的傳播。首創細菌的染色方法,採用了以瓊脂作凝固培養基培養細菌和分離單菌落而獲得純培養的操作過程,規定了鑒定病原細菌的方法和步驟。1860年,英國外科醫生利斯特應用藥物殺菌,並創立了無菌的外科手術操作方法。1901年,細菌學家和動物學家N.N. 梅契尼科夫發現白細胞吞噬細菌的作用,對免疫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19世紀後期微生物學的進步改變了生物戰的方式。隨後科學家能有機會和能力分離致病菌株。1880-1900年20年間,傳染病的微生物病源被發現,每一種人和動物的傳染病都被識別和研究。其傳染機理的被闡明,在識別不同微生物各自獨特代謝機能的基礎上,培養細菌作為生物戰劑,完全擺脫了此前從自然界獲取帶菌物體作為武器的原始局面,能夠識別和培養多種細菌戰劑,研發出各種投撒工具和方法,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由此可見,除了生物學的進步,大規模的工業化生產也是生物武器發展的推動因素。

  20世紀上半葉發動生物戰的國家主要有德國和日本,啟動生物軍備的國家有德、法、日、英、加、美、蘇等國家。這些國家除加拿大外,其餘既是生物科學發展較快且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又都是主要的參戰國。這一時期的生物戰受到道德和法律的約束,各國普遍認為生物戰是一種不道德的戰爭手段和行為。1925年6月國際聯盟通過《日內瓦議定書》,即《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氣體和細菌作戰方法的議定書》,不過條約沒得到有效履行。

臭名昭著的731部隊部分人員合影。本文圖片來源:《731部隊的真相》紀錄片截圖。
臭名昭著的731部隊部分人員合影。本文圖片來源:《731部隊的真相》紀錄片截圖。

  德國大範圍發動生物戰

  德國是20世紀第一個發動生物戰的國家。近代以來,普魯士、德國幾次成為戰爭策源地,如化學武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等一些被禁止的武器也首先在德國開始研製。當時,德國陸軍總參謀部處長魯登道夫就在《總體戰》中寫道“世界大戰與近150年的所有戰爭相比,表現出完全另一種特徵。不僅各參戰國的軍隊在相互廝殺,竭力毀滅對方,而且人民也在為戰爭效力。”德國生物戰是戰爭走向無差別攻擊的又一個表現,也是德國總體戰思想的體現。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許多國家在一兩年內持中立立場。但是沒過多久,德國意識到一些中立國的資源和生產力可能轉向協約國,遂決定予以破壞。破壞行動由德國外交部和總參謀部領導,這其中採用細菌感染中立國的軍馬是破壞計劃的重要部分。從1915年到1917年結束,德國先後在美國、羅馬尼亞、西班牙、挪威和阿根廷等國,用炭疽杆菌、馬鼻疽杆菌感染運往協約國的軍用騾馬,生物襲擊的地域範圍非常廣泛。

  1941年,納粹德國國防軍軍醫處處長克萊恩曾在報告中提到:“一戰時我國間諜將培養菌帶入敵國,製備成液態。執行任務時,將細菌塗抹在牲畜口鼻處。”不過與德國化學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廣泛解密、公之於眾的情況不同,德國政府至今沒有解密生物戰的檔案,對有關情況諱莫如深,德國生物戰戰後也並未受到追究。造成如此結果是因為攻擊行動未造成明顯的傷亡,遭生物襲擊的中立國家沒有意識到受害。美國被生物戰攻擊直到20世紀30年代初才被揭露。又如,1916年,英國從美國購買的軍用騾馬有一部分感染了德軍散佈的傳染病,造成美索不達米亞戰役物資供應短缺,但也僅僅是遲滯英軍4天的行軍進度,對戰局未造成更大影響,甚至這些感染是否為生物襲所致,也難以證實。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都沒有再實施生物襲擊行動,並且與英、法、美、蘇、日等國相比,德國生物軍備水平在這一時間段都是最低的。

731部隊曾在中國犯下的慘無人道的滔天罪行。
731部隊曾在中國犯下的慘無人道的滔天罪行。

  瘋狂的日本

  與德國針對後方基地和軍事運輸線為打擊目標不同的是,日本在戰爭中的道德束縛最少,戰爭手段更為殘忍,其生物戰的作戰目標自始至終以取得最後勝利為目標,因此,其對作戰對象的打擊是無差別的。日本的生物作戰準備從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到1945年戰敗時為止。臭名昭著的石井四郎和“731部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日本生物軍備是在比歐美落後的生物科學基礎和工業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所以只能依靠殘忍的人體細菌實驗,取得了其他國家難以取得的戰劑研究成果。並且其鼠疫跳蚤炸彈在各國生物戰劑武器化進程中獨樹一幟。在中國境內多次實戰中使用生物武器,使日本成為繼一戰時期德國使用生物武器後的第二個使用生物武器的國家。

  日軍細菌戰由日軍參謀本部、陸軍省和各戰略集團負責組織和指揮。參謀本部負責細菌戰籌劃和重大行動的指揮。1945年4月,日軍參謀本部責成“731部隊”加緊準備細菌武器,時任“731部隊”負責人石井四郎接到此指示後,在部隊高級軍官會議上宣佈,“向美英兩國進行細菌戰是決不可免的”。

  日軍最早研發的生物武器是細菌炮彈。1937年以裝填毒氣的“H”彈進行實驗,結果不僅細菌無法存活,且其彈道無法滿足生物戰的需要。其後再以75-80釐米的“S”彈做實驗,以細菌的浮液代替火藥,但亦因結果不佳而放棄。1939年,為準備對蘇蒙諾門罕戰爭細菌戰而再次研製細菌炮彈,不過出於戰術考慮,日軍前線指揮官小鬆原道太郎中將不主張使用細菌炮彈,認為如果用迫擊炮發射細菌彈,戰鬥打響後,日軍的炮兵陣地必然會遭到蘇軍的炮擊,細菌彈就可能在日軍件地上爆炸,使日軍自身受到危害。

  根據美國國家檔案館的解密,戰後,美軍同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人員秘密接觸並對日本731部隊進行調查和交易。圖為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在二戰結束後接受美軍審訊時表示,日軍細菌武器生產經曆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41年以前的小量生產,主要用於實驗,也有部分用於實戰,例如1940年的浙東細菌襲擊等;第二階段是1941年後的大量生產,因為對蘇作戰備成為當時一項重要內容。日本大本營向細菌戰部隊發出了大量生產細菌武器的指令。第三階段是1945年的瘋狂生產。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戰場敗退之後,對美英盟軍的細菌戰準備也開始成為日軍細菌戰部隊的任務,這大大增加了生產量需求,由此進入一個瘋狂的生產階段。在以上三個階段中,日軍投入批量生產的項目分別是菌液生產、鼠疫跳蚤生產和石井式陶彈生產。其中菌液生產的工業化程度最高,鼠疫跳蚤的產量最大,而石井式陶彈的生產則是日本軍部最大的期待。

  日本在使用生物武器的次數、菌種、散佈裝置等方面都遠遠超過納粹德國,而且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傷亡也遠大於德國給各中立國造成的損失。在現有證據中,有大量日軍進行細菌攻擊的證言、陳述,包括許多有具體的時間、地點、攻擊方式、使用的細菌戰劑種類等信息,而且有許多證言可以相互佐證。目前,可以明確的幾起生物戰中,1939年日軍在內蒙諾門罕布撒傷寒杆菌、赤痢菌、霍亂弧菌和馬鼻疽杆菌,1940年日機在浙東衢縣、寧波、金華、玉山播撒鼠疫杆菌,1941年日機在湖南常德上空播撒鼠疫杆菌,1942年日軍在浙贛地區地面布撒霍亂弧菌、傷寒杆菌、副傷寒杆菌及鼠疫杆菌,這些都是“731部隊”所為。

  日軍進行的人體細菌實驗留下的大量數據、標本和報告,而且試驗的手段極其殘忍,違背倫理。試驗中對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戰後也留下了長久的遺害。細菌人體試驗,使3000-4000名被試者死亡。而細菌武器野外試驗遍及中國20餘省,採用飛機布撒、地面布撒等方式,投放了鼠疫杆菌、炭疽杆菌、霍亂弧菌、傷寒杆菌、赤痢菌等多種細菌,造成大範圍疫病流行,成千上萬甚至數十萬人死亡,加上疫病蔓延和炭疽芽孢長期存活等遺害,死亡和患病人數更是難以計數。在日本戰敗時,絕大部分資料和數據被銷毀。一部分則被石井帶走後交給美軍,被保存於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遺憾的是1948年11月,東京審判結束,在美國的庇護下日本細菌戰犯,包括石井四郎在內,全部逃脫了遠東軍事法庭的審判。而日本生物軍備則靠著人體細菌實驗獲得的數據,日本取得了後來美國生物學家認為美國需要20年才能獲得的成果。

  生物武器的攻防邊界模糊

  而幾乎同時英、法、美、蘇和加拿大等國,由於工業基礎和科技研發水平優於德日這樣的後發工業國家,因此在生物作戰方面也有較為先進成熟的技術和成果,但在實際作戰使用中主要是預防敵對國家施行生物戰為主要目的。即使擁有進攻性的生物作戰武器,也多用於受攻擊後的報復反擊。

  以諾貝爾獎獲得者、加拿大人班廷為例,世人廣為傳頌的是其在醫學領域同他人一起從動物胰腺中提取可供臨床使用的胰島素,為糖尿病人臨床治療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貢獻,因而獲得1923年的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數以億計的糖尿病患者從中獲益,擁有和正常人一樣的生活質量和壽命。但是其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研究中心任主任時,意識到德、意、日軸心國可能已開始研發生物武器作為戰爭手段,他便熱切主張英國建立生物戰能力,以便擁有強大的報復能力。他在為加拿大起草的一份形勢分析報告中提出對報復、防衛生物戰威脅的意見。他曾告誡人們警惕由昆蟲傳播的疾病以及對水源的攻擊。

  1939年,班廷來到英國,目的是說服一些有影響力的科學家相信開展生物戰研究計劃的必要性。他主要對可能製造生物武器的媒介進行評估,並且開展對細菌武器的研究,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建立“警戒委員會”,用於偵查、跟蹤可疑的生物疾病,並向公眾警示和指導防範相關襲擊。隨後他又勸說美國參加生物武器計劃。正是在他的鼓動下,加、英、美三國開展了相關生物武器及防禦的合作。

  這一時期與古代相比,近現代的生物武器技術有了很大的提高。借助於人類科學知識和工業生產能力的提升。生物武器的研製和開發首先由完成工業化的國家率先掌握,而生物武器的毒物(素)也從自然界中獲取,轉變到工業化製備和生產。在這一時期抗生素、抗病毒藥物及疫苗等還未進入到大規模實用的程度,使得生物武器成為當時一種相對比較有效的大規模殺傷性手段。不過這一時期基因遺傳等手段還未發展起來,因此與一戰時期大規模實戰的化學武器比較起來,生物武器的實戰使用還比較少,實際作戰效果還較為有限。(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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