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救本土“地方豬”:一旦出現非洲豬瘟,滅種風險巨大
2021年03月30日12:49

原標題:搶救本土“地方豬”:一旦出現非洲豬瘟,滅種風險巨大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搶救本土“地方豬”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徐天

  發於2021.3.29總第989期《中國新聞週刊》

  “現在的原種豬很多是靠進口。這種格局必須改變,我們必須要有自己的種豬。”在2021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再次呼籲“豬芯片”問題。他列舉了“豬芯片”的九大問題,包括育種體系不完善、投入嚴重不足、地方豬資源開發利用不足等等。

  正如芯片對手機的重要性一樣,“豬芯片”就是當前豬產業亟待解決的問題。劉永好指出,種豬長期依靠進口,直接影響了我國在非洲豬瘟衝擊後產能恢復的質量、速度和效益,也極大地製約了我國豬產業的發展。

  種豬的脆弱性,對一些地方豬來說更為嚴峻。自非洲豬瘟來襲後,曲宏宇的保種場就“穿”上了層層盔甲。與全國幾十個地方豬種的保種場一樣,他的威海市煙台黑豬保種場也進入“戰時”模式。保種場建了一圈一米五高的圍牆,將場區與村莊、道路隔離開,場內的辦公區、生活區與養殖區也同樣用圍牆隔開。曲宏宇與工作人員吃喝拉撒全在保種場里,很少出去。每天從生活區進入養殖區都要進行全身消殺、換上防護服,出來也是同樣的步驟。外面的人如果想進保種場,多數隻能在隔離之後進入辦公區,養殖區成為禁地。

  面對發病率、死亡率最高可達100%的非洲豬瘟,保種場比普通生豬場的危險要高得多。曲宏宇說,“一旦出現非洲豬瘟,從個人角度說,幾年的投入都白費了;從地方豬種角度說,這個種就沒了。”

 急速下降的地方豬群體

  曲宏宇的養豬生涯,在經曆了一次滅頂之災後,做出了路線轉換。

  他最初養的是外來“洋豬”,1995年,一場豬瘟襲來,一百多頭外來豬全軍覆沒,只剩6頭親戚送的本地豬孤零零地活著。村里的長輩告訴他,活下來的是煙台黑豬,抗病性比外來豬好。

  為防止再一次的全軍覆沒,曲宏宇開始養起了煙台黑豬。這是“逆潮流”的行為,村里人都在養外來豬,只有他養本地豬,在追求“量”的年代,註定賺不了什麼錢。好的年景,能維持家裡和豬場的開銷,壞的時候,曲宏宇連飼料都買不起。撐不下去的時候,他曾想著連豬帶場五萬元賣出去,但哪怕是這個價,當時也沒人願意出。

  地方豬生存之難是在短短三十年內形成的。在湖南長沙的寧鄉市有句古語,“寧鄉人會讀書,寧鄉人會養豬”,寧鄉人家素有養母豬、賣仔豬的傳統。該市畜牧水產事務中心副主任張英傑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上世紀80年代,寧鄉幾乎家家戶戶都養豬,也就是當地的寧鄉花豬,許多人家也靠賣仔豬賺錢。而到90年代中期,隨著國外的外來豬進入,寧鄉花豬逐漸失去了市場份額。

  這是市場行為,也是政策驅動。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包括豬牛羊禽等在內的每年人均肉類消費量,農民為6公斤,城鎮居民為18公斤,豬肉消費在其中占80%以上。中國畜牧獸醫學會養豬學分會理事長、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研究員王立賢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隨著改革開放推進,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我國的養豬市場主要開始解決量的問題,且大力推廣瘦肉型豬。

  因此,瘦肉率高、出欄快的外來豬,尤其是人們後來所熟知的原產丹麥的長白豬、原產英國的大白豬、原產美國的杜洛克豬在國內逐漸推廣開。數據對比非常明顯,外來豬五六個月可以出欄,地方豬則要一年;外來豬的瘦肉率有63%~65%,地方豬則往往只有40%。對養殖戶來說,投入同樣的成本,養外來豬更快、賣價更高。

  外來豬逐漸佔據了中國市場,並形成市場占有率高達90%甚至95%的局面。中國的每年人均豬肉消費量也從上世紀70年代起逐年攀升,在2014年達最高峰41.81公斤。學界從上世紀末開始不斷呼籲,應保護我國的地方豬品種。

  常常找父母借錢來維持豬場運轉的曲宏宇,很想知道煙台黑豬到底值不值得自己養下去。2008年,山東省畜牧業博覽會在濟南召開,他驅車500公里,用後備箱拉來3頭特徵明顯的煙台黑豬參會。省畜牧獸醫總站、青島農業大學的專家們都大吃一驚,他們已經許多年沒有見到血統純正的煙台黑豬了。曲宏宇後來聽說,專家們曾輾轉多地尋找煙台黑豬,都無功而返,以為煙台黑豬已經滅絕。一名專家連連囑咐他,一定要把煙台黑豬保護下去。

  當時,我國的地方豬品種局面十分慘淡。“十二五”規劃曾公佈一組數字,我國88個地方豬品種,85%左右的群體數量呈下降趨勢,31個豬品種處於瀕危狀態和瀕臨滅絕。過去家家戶戶都養豬的寧鄉,本來有幾十個公豬家系,但在那時僅剩下7個家系。畜牧專家循著過去仔豬外銷的路徑,在外市找到了3個家系,將寧鄉花豬的群體恢復起來。

  2010年前後,四川農業大學動物科技學院的團隊曾到四川巴中市通江縣的青峪鄉,挨家挨戶尋找當地豬種青峪豬。四川農業大學動物科技學院黨委副書記朱礪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最終結果既讓人失望,又讓人慶幸。純種青峪豬少得可憐,團隊只找到了1只公豬,4只母豬,多數都已與外來豬雜交。後來,他們用了幾年的時間,每年往更深的山裡找尋,才陸陸續續又找回了一些青峪豬。

  地方豬遺傳資源保種場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建立的。自2008年起,農業農村部先後公佈了七批國家級畜禽遺傳資源基因庫、保護區和保種場。截至2019年6月,共有83個地方豬種被列入國家畜禽遺傳資源目錄,已建成國家級地方豬遺傳資源保種場55個、保護區7個、國家家畜基因庫1個,各地也建設省級地方豬保種場(區、庫)80餘個。

  然而,扭轉地方豬的慘淡局面並不容易。從“十二五”規劃到“十三五”規劃期間,更多的豬品種——37個豬品種處於瀕危、瀕臨滅絕或滅絕狀態,其中橫涇豬、虹橋豬等8個品種已經滅絕。

  另一組數據或許更加直觀。四川省是生豬大省,2020年生豬出欄量達5614.4萬頭,位居全國第一。同時,四川也是我國的畜禽資源大省,目前共有6個地方豬品種資源。四川省農業農村廳種業發展處處長楊春國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從1995年到2019年,四川省地方豬數量從221.93萬頭減少至85.91萬頭。其中,農區的地方豬種在1995年、2005年以及2019年的數量分別是188.61萬頭、61.99萬頭、8.46萬頭。

  楊春國說,兩三年前,在省內針對保種場的一次座談會上,負責人們紛紛表示,保種工作效益很低,保種場只能勉強維持。這也是國內不少保種場的現狀,養地方豬並不賺錢,甚至養得越多、虧得越多。有一些保種場甚至只能將保種群體維持在政策允許的最低數,也就是100多頭。如何讓保種場長期運轉下去,是地方豬必須解決的生存難題。

 “團滅”的風險依然巨大

  非洲豬瘟的來襲,讓地方豬面臨的局面更為艱難。朱礪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因市場選擇,農民更願意養收效高的外種豬,地方豬往往只能在保種場里見到。通常來說,一個地方豬種只有一個保種場,一旦保種場發現非瘟病例,按照相關規定,需整場清群,這意味著該地方豬種的“團滅”。即便不清群,一旦非瘟在保種場內發生傳播,在目前國內一些保種場僅有百餘頭豬的情況下,地方豬的種群數量也會被影響。

  當前,非洲豬瘟並沒有有效的疫苗和治療方法,對豬場來說,構建生物安全體系是唯一有效的防控手段,但中國的保種場不少都存在生物安全體系不健全的問題。朱礪介紹,保種工作講求原產地保護,許多保種場都位置偏遠,且因保種工作公益性為多,效益不佳,保種場大多規模有限,生物安全體系構建地不規範,面臨非瘟的風險比規模化的養豬場更高。為此,各保種場與曲宏宇的威海市煙台黑豬保種場一樣,開始構建生物安全措施。像威海市煙台黑豬保種場這樣嚴陣以待的地方豬保種場,在中國有一百多個。

  除此之外,農業農村部以及各省市還出台了一系列其他保護措施。2018年末,農業農村部提出了三公里的紅線要求,即保種場周邊三公里範圍內,所有養豬場都要建立生物安全措施,消除風險隱患。更重視的,以湖南為例,用2000萬元資金作為補貼,清退保種場及核心育種場周邊三公里內的散戶。

  正因為“一種地方豬往往只有一個保種場”的稀缺性,各省開始不再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建設備份場,將每種地方豬一分為二地保存,是最先出現的思路。楊春國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介紹,備份場的選址思路很樸素,最先考慮的就是防禦距離,即備份場應足夠偏遠,人跡罕至,隔離封閉條件比較好。因備份場的建設需要一定時間,一些情況危急、僅有百餘頭存欄量的地方豬種使用了更原始的方式——將部分群體分散送往大山深處的多家農戶,萬一保種場清群,將來還能從農戶手中收集回來,再次擴繁。

  某種程度看,這不亞於一場與時間和瘟疫賽跑的搶救行動,甚至必須做好最壞的打算。萬一保種場、備份場甚至農戶散養的所有地方豬,活體保護全部失敗,地方品種怎麼恢復?農業農村部指出,應採集保存我國地方豬品種的遺傳材料。

  許多省開始佈局地方豬的種質資源庫,冷凍種公豬的精子、能繁母豬的卵母細胞以及胚胎。不過,朱礪指出,這三種保存方式都有其先天缺陷。精子、卵母細胞只能保留50%的遺傳細胞,胚胎的獲取則限於當前的技術,只能通過屠宰來進行,這無異於殺雞取卵,對現有的地方豬種有傷害。因此,包括四川在內的一些省份在此基礎上,通過體細胞採集,試驗地方豬的複製。這樣,即便未來出現了活體保存團滅的最壞結果,地方豬種也有可能被恢復。

  中國畜牧獸醫學會養豬學分會副理事長、中國農業大學教授王楚端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作為農業農村部豬品種資源委員會專家,他尚未聽說因為非瘟導致中國某種地方豬種滅絕的情況。不過,他也表示,直到現在,滅種的風險依然是巨大的,不排除未來發生的可能性。

  在保種場內,地方豬的種群數量減少,已成為嚴峻的現實。根據我國對地方豬保種場的相關規定,為防止近交衰退,母豬應在100頭以上,公豬12頭以上,三代之內沒有血緣關係的公豬家係數不少於6個。但從各保種場的實際情況來看,原本就種群規模偏小,公豬家係數不多。

  四川農業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薑延誌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從非瘟的影響來看,各地方豬保種場儘管在群體數量上通過擴群而得到了基本恢復,但從群體結構組成和遺傳多樣性的角度來說,其家係數和遺傳多樣性已遭受較大的衝擊。可以肯定的是,未來,我國的地方豬存在著較大的近交衰退、品種退化的威脅。重建譜系圖、釐清家系,是接下來亟須通過基因測序等現代生物科技手段來做的工作。

 地方豬能佔據中國人的餐桌嗎?

  曲宏宇的煙台黑豬有兩種商業模式,一種賣做種豬,一種育肥之後,賣做商品豬。前者在非瘟之前,並無多少銷路。養豬的人都清楚,養外來豬、賣外來豬更賺錢,因此,願意買地方豬做種豬的人很少,多年來,曲宏宇的種豬也始終賣不出高價。

  非瘟來襲後,這種情況才略有好轉。外來豬的進口受流通限製,且許多人聽說地方豬的抗疫病能力更強,因此曲宏宇的種豬銷量和價格都有所增長。2020年,僅是售賣種豬,曲宏宇的流水就有幾千萬元,這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不過,相較外來豬種在非瘟之後每頭種豬上萬元的定價,地方豬的種豬依然只能賣五六千元。

  商品豬的銷路也有限。近些年來,隨著中高端消費群體對豬肉的需求從“量”轉變為“質”,曲宏宇瞄準了這部分人群,建立自己的品牌,在本地售賣土豬肉。但因為養豬週期長、成本高,他的定價也高。以排骨為例,大概75元一斤,而外來豬排骨,北京新發地市場3月20日平均報價則在25元一斤。對於非一線城市來說,比普通豬肉貴一到兩倍的定價使得消費群體有限。

  也有的保種場選擇將土豬肉跨省販向一線城市。朱礪說,四川青峪豬的保種場在規模擴大之後,就將目光投向了廣東省。一方面,廣東人對吃很講究,另一方面,消費水平更高。在非瘟之前,普遍定價在70多元的青峪豬土豬肉在廣東省銷量極佳,但隨著非洲豬瘟來襲,我國禁止生豬跨省調運,青峪豬的銷售碰到問題,同樣價格在四川省內賣得並不太好。

  薑延誌指出,對地方品種而言,商業化之路可能還是要走雜交育種之路。在保留好地方品種的核心種豬群體之外,還應充分挖掘地方品種特異性性狀,與引入品種雜交,新培育的品種既可以保存地方豬的肉質優良等特性,又能提高綜合生產效率。

  他以瘦肉率舉例,地方豬種瘦肉率經本品種選育達到43%,已經是很高的水平,但距離洋豬65%的瘦肉率,還差得很遠。而他所在的團隊對成華豬和外來品種雜交選育,毛色、口感保留了地方品種的特性,瘦肉率卻提高到了52%,出欄時間也加快至六七個月。新品種相較地方品種,養殖成本整體下降,市場定價也就可以更親民。目前,新品種在成都售賣的價格是外來豬的1.5倍到2倍,去年的出貨量達5萬頭。

  不過,幾位受訪專家都指出,地方豬的保種工作,首先是為了保住基因庫,將來需要用的時候,可以把它用起來。對現階段的中國來說,地方豬最大的商業用途是優質肉市場,占市場份額5%到10%,未來或許可以提升到20%到30%,但短期內不可能佔據中國人的餐桌。

  朱礪認為,無論社會發展水平再高,任何國家都會存在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對這部分人來說,外種豬才是最高效實惠的,沒有必要非要把外種豬擠下中國人的餐桌。王楚端也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杜洛克、長白、大白這三個品種的豬,全世界都在使用,並沒有哪個國家因為用這三個品種來生產本國豬肉感到可恥,我國可以結合本國特點,向中國市場的需求進行選育。

  劉永好提出“豬芯片”問題的背後,是中國2020年從國外引入種豬數量創新高,達3萬多頭。種豬們乘坐包機飛抵中國,每隻成本三四萬元。其癥結並不是中國市場上的種豬是本土品種還是外來品種的問題,而是種豬並未建立起完善的選育體系。

  選育是一個需長期投入的工作。朱礪指出,豬的所有性狀都有正態分佈,對豬來說,這個分佈在中間狀態是最好的。但從人的角度來看,瘦肉率越高、豬的生長週期越短,經濟效益就越好。一代代選育的過程中,豬的各項性能實際上落在了偏態分佈上,一旦停止選育,性能就會發生衰退,落回中間狀態。因此,只要人們還在吃豬肉,選育就一刻不能停止,時間、精力以及資金須持續不斷地投入。

  中國的外來豬選育工作,從上世紀80年代,中國大面積推廣瘦肉型豬才開始。而西方發達國家則從一百年前就已開始系統的育種工作,平均水平的差距是必然存在的。

  此外,上世紀末,隨著洋豬大量進口,許多原本沒有的疫病也進入中國。相較國外,中國養豬場的規模化之路走得較晚。直至2018年,年出欄500頭以上的生豬規模養殖戶(企業)比重才超過50%。西方發達國家年出欄量500頭以上的生豬規模養殖戶比重早已超過90%。王立賢指出,中國養豬場的疫病防控難度比西方大,育種工作的開展也因此更有風險。

  實際上,近些年來,中國已有一批有實力的企業開始佈局育種技術,水平也並不低於西方發達國家。朱礪說,四川的一家公司曾在2013年從加拿大引回一批種豬,經過多年高強度選育,2016年時,這批種豬各方面的性能都已超越原產地的種豬。

  不過,中國種豬市場對育種的回報相較西方發達國家並不高,存在優質不優價的問題。幾位受訪對象均指出,因規模化不高,養豬散戶佔據了大量市場,他們對種豬的價格十分敏感,對經過選育、質量更好但價格更高的種豬並不青睞。相較而言,種豬企業更願意走另一條輕鬆的路,從國外進口種豬、擴繁一兩代賣出、再進口種豬,無需選育技術,來錢更快,也就形成了對進口種豬的依賴。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中國的種業問題,在“有沒有、保生存”這個問題上,不像很多方面想像的有那麼大的危機,但在“好不好、高質量”方面確實有差距。

  王立賢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中國和外國在種豬問題上,不是0和1的博弈關係。中國已有一定的產業基礎,即使國外種豬全部斷供,中國的產業會受到一定的影響,但不會造成毀滅性影響。不過,中外育種領域的差距,才是真正值得擔憂和重視之處。

  唐仁健指出,農業農村部正在會同有關部門,研究製定打好種業翻身仗行動方案,力求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實現重大突破。劉永好也建議,希望政府盡快出台“中國種豬”重大項目研發和推廣補助政策,以“企業先投入、國家補一半”的原則鼓勵種業企業積極投資發展種豬研發、基礎設施、人才培養、國際合作等攻關項目,在具備相關能力的情況下申報攻關育種項目,國家按照相關標準評估確認後給予補貼。

  不過,朱礪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不能因為害怕“卡脖子”,主動斷絕從國外引進豬種。適當的引種是好事,可以在其良好性能的基礎上進行改良。因此,引種和選育應兩條腿走路,加強選育工作,確保我國的技術水平不比國外低,再通過引種,提高種豬質量,形成良性循環。

  《中國新聞週刊》2021年第11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週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編輯:朱延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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