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戰爭,人類越來越得心應手
2021年03月29日09:30

  來源:Neugeist

  1991年,兩名徒步登山者在位於意大利的阿爾卑斯山脈意外發現了一具埋在冰下的木乃伊。結果發現,這位“冰哥們兒”死於五千多年前。考古學家起初認為他是從暴風雪中滑落被凍死的,然後他們發現他身上有各種傷口和淤青,肩膀上還嵌著一個箭頭。他們還在他攜帶的石刀上發現了血跡——這哥們兒很有可能死於戰鬥。

  加拿大歷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把這個冰哥兒視為我們暴力本性的象徵。我們這群善辯的人類有著發動戰爭的特殊才能。在她的《戰爭:衝突是怎麼塑造我們的》(War:How Conflict Shaped Us)一書中,她認為正是因為戰爭在人類歷史中根深蒂固,我們才幾乎意識不到它的連鎖反應。這些後果有些顯而易見,例如國家興衰。但另一些後果卻在人們意料之外。儘管我們珍視和平,但不可否認的是,戰爭也激發了社會政治變革,有時這些變革能讓社會變得更好,或者帶來科技進步。

  麥克米蘭的幾部戰爭與和平史備受推崇,她對這門學科的興趣也有個人因素。她的父親、祖父與外祖父都曾參戰,曾祖父為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任英國首相。不過她說自己的家族史並沒有那麼不同尋常。她告訴我:“我已經七十多歲了。我大部分同齡人的家人要麼參加過一戰或二戰,要麼認識些參戰的人。”

  從戰場報導到戰爭理論,麥克米蘭整合了大量文獻,並展示出新技術和武器是如何一次次改變歷史進程的。在交談中我發現,她對自己在著作開頭提出的問題特別感興趣:“戰爭究竟是展現出了人類野蠻的一面,還是最好的一面?”

  瑪格麗特·麥克米蘭是加拿大歷史學家,現於牛津大學任教授。她主要研究歷史、戰爭與國際關係。她的父親、祖父與外祖父都曾參戰,曾祖父為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任英國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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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er McIntyre

  Q:您認為人類天生就是殘暴的嗎?

  A:我會傾向於認為我們並非天生殘暴,但演化使我們有暴力傾向。當我們害怕時,我們傾向於猛烈攻擊,但這不意味著我們必定是殘暴的。我們經常看到利他主義或和諧共處的例子。更重要的是為什麼人類戰鬥——我指的是戰爭,而不是一對一打鬥——是出於組織、理念和文化價值的原因。不幸的是,我們越有組織性,就似乎越善於戰鬥。戰爭是非常富於組織性的。它既不是酒吧外的鬥毆,也不是你面對害怕的某人時可能遭受的暴力。

  - Kouzou Sakai -

  Q: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認為,人類不像從前那樣暴力了,特別是自啟蒙運動時期以來。你怎麼看待他的論點?

  A: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論點,他用了大量證據和精妙的解釋。我們不再有戰鬥至死的榮譽戰爭,也不再有公開處決。在大部分發達社會和許多發展中社會里,殺人率已經下降了許多——除了美國,它是個例外。平克認為國內社會變得更加和平,我覺得這說得對,但這並不是戰爭。戰爭是另一回事。

  理查德·蘭厄(Richard Wrangham)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反駁,叫作“善良悖論”(The goodness paradox),他認為我們作為個體,確實更友善,沒那麼暴力了。我們通過配偶的選擇淘汰掉特別暴力的人,或者殺死周圍最暴力的人,以達到馴化自己的目的,就像狼被馴化成坐在你腿上的乖巧狗崽一樣。雖然我們作為個體可能變得更加友善,但我們也更善於組織並使用有目的性的暴力——這就是悖論。就算我們都成為了善良的個體,這並不妨礙我們更善於發動戰爭的事實。

  Q:在動物界,發動戰爭不是很少見嗎?

  A:我們的表親黑猩猩,似乎確實會發動戰爭。黑猩猩會劃定自己的領地,雄性黑猩猩會成群結隊地出去巡邏。如果一隻來自其他領地的不幸的黑猩猩無意闖入了那片領地,黑猩猩們就會一擁而上並殺死入侵者。但我們在動物界的另一位近親,倭黑猩猩,卻能共處於融洽的環境中,也不會以暴力對待外來的倭黑猩猩。這可能是由於黑猩猩有天敵,而倭黑猩猩因為地理原因沒有天敵。

  值得注意的是,倭黑猩猩生活在母系社會中,而黑猩猩卻由體型較大的雄性主導。

  這會導向一個非常有趣的推測:男性會更容易打架嗎?難道他們天生就更好鬥,而女性是天生的和平締造者?我認為不是。當然,歷史上絕大部分的社會都是父權製的,但當你讓女性掌權時,她們的好鬥性似乎絲毫不遜於男性。想想看葉卡捷琳娜大帝、瑪利亞·特蕾莎或者瑪格麗特·撒切爾吧,這些女人都很有能力把自己的國家送上戰場。

  - Valentin Tkach-

  Q:如果發動戰爭是一種刻在DNA里的自然傾向,這揭示了關於人性的哪些方面呢?

  A:我可不太確定戰爭是否在我們的DNA中——我們對暴力的傾向也許在DNA里,但戰爭往往伴隨著社會組織而來。戰爭有目的性且充滿算計,人們不會倉促忙亂地投入戰爭。人們思考它,計劃它,為此訓練,這往往需要大量的努力。軍方知道這一點,為了讓那些不想殺人或不願冒生命危險的人變成願意戰鬥的人,他們沒少訓練。所以,我們發動戰爭的傾向與我們不斷髮展的社會組織是一致的。如果你是遊牧民族,你可以遷移到未被占領的空間以遠離那些威脅你的人。但一旦你定居下來併成為以農業為生的人,你就很難移動了,因為你有東西要捍衛。另外,你會擁有更多別人也想要的東西。不幸的是,我們越富於組織性,我們就越善於互相爭鬥。

  戰爭有何好處:瑪格麗特解釋道,儘管羅馬帝國是通過戰爭才得以建立的,帝國居民卻享受了更高的生活水平,而且由於道路和海洋都很安全,居民們可以自由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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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simo Todaro / Shutterstock

  Q:但是社會性組織的主要目的不是保護人民嗎?

  A:即使是保護人民,你也可能不得不發動戰爭。戰爭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對他人之物的貪婪,與之相伴的是對有人試圖奪走你擁有之物、或者摧毀你所在社會的恐懼。在不同的社會之間建立信任通常很睏難,我們更傾向於互相猜疑。世界上有些地方的鄰里之間能和諧共處,但這種關係永遠存在破裂的危險。

  Q:歸根結底,這是否與部族主義有關呢?你要麼是自己人,要麼是外人,而我們對“他者”總會產生固有的不信任和恐懼。

  A:這個問題似乎貫穿了人類社會,但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克服的。你可以建立使我們更願意信任彼此的製度和價值觀:宗教能將人們納入更大的群體,並使我們堅持將他人當做人類同胞來對待。我覺得歐盟實際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展現了那些過去互不信任、相互開戰的國家現在是如何學會合作的。但這是個痛苦的過程,我們同時也能看到社會是多麼容易相互對立。

  - Valentin Tkach-

  Q:你說到一旦人們安定下來並組織成更大的團體,戰爭就會成為更嚴重的問題。但許多人類學證據顯示,即使在早期的狩獵採集社會中,人們也很好戰。

  A:我們總覺得過去存在一個更好更溫柔的世界,而那時是“人人安居樂業天下大同”的圖景。但證據表明,暴力和戰爭是從很早前就開始的,現存的狩獵採集社會也有很高的有組織犯罪率和死亡率。

  Q:這不是盧梭和霍布斯間的老爭論嗎?

  A:盧梭認為問題在於,社會組織會讓我們更加彼此對抗;而霍布斯卻提出在古代世界或原始世界里你會發現它也很兇惡,因為沒有中央政府的存在,也沒有其它手段控制人們彼此爭鬥的原始衝動。對霍布斯來說,社會組織是一件好事。大國的發展,即利維坦,有著壟斷性的力量以維持其領土秩序並保護人民免受試圖摧毀社會秩序的人的侵害。

  Q:您認為霍布斯說得對嗎?

  A:我覺得他比較悲觀的傾向有一定道理,但他的錯誤之處在於,他認為國際秩序將永遠處於”狗咬狗“的無政府狀態。關於如何構建國際製度及規範以擺脫戰爭的需要,我們已經思考了很長時間。回到歐盟的例子上來,一百年前誰又會料到從前英法德這三個昔日的敵人如今會和諧共處並緊密合作呢?在法庭、仲裁、製裁等方式的幫助下,尋求非戰爭關係是解決國家分歧的一種可行方式。

  - Karolis Strautniekas-

  Q:但願意發動戰爭的群體往往會變得富足起來。

  A:只是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經常捲入戰爭,但這也會使他們付出高昂的代價。

  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很有說服力地指出,戰爭幫助建立了更大的國家,並使生活在其境內的人受益,是因為它提供了更多的穩定性和安全性。羅馬帝國是通過戰爭建立起來的,但帝國居民卻享受了更高的生活水平,而且由於道路和海洋都很安全,居民們可以自由出行。由於帝國提供了安全保障,羅馬領土上的貿易活動也很暢通。所以其實很神奇,人們都想搬到羅馬去而不是逃離,就因為帝國內的生活更好。羅馬人對宗教信仰非常寬容,但他們也希望人們尊敬皇帝,並遵守某些習俗和法律。所以,武力不是羅馬帝國成功的唯一秘訣。

  - Paulius-

  Q:那麼大部分戰爭是如何開始的呢?

  A:原因五花八門:有人侮辱某人,有人嫁娶,有些錯誤發生。但我傾向於認為禍根是貪婪——你擁有別人想要的東西:也許是領土,也許是銀子或金子,或者他們想奴役你的人民;你也可能因為害怕有人要攻擊你,為了生存而先開戰;最後一類是我們所信仰的思想和意識形態。宗教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如果你想在人間建造天堂或者在永恒中獲得救贖,你就可能會參與戰爭,因為你不會那麼害怕死亡,你成為了偉大事業的一部分。民族主義也是類似的道理。你會為國家而戰,為國家而死,因為你在為比你自己更重要的事情而戰;又或者,你會參與內戰,因為你對誰應該控制社會和社會應該走向何方有不同的看法。

  Q:內戰應當是最血腥的戰爭吧?

  A:無論是在人間建立社會主義還是搭建來世的天堂,它們是意識形態之爭,所以往往是最糟糕的。消滅任何反對你的人幾乎是一種道德命令,因為他們阻礙了人類更大的福祉。你將他們從地球上除掉時並不覺得內疚,這就是為什麼這樣的戰爭是如此殘酷。在內戰中,你不僅僅是在戰場上與那些士兵作戰,而且是在和你眼中整個“錯誤的”社會抗爭,就連孩子們也有錯,老人亦是。在這樣的戰爭中沒有一個人是無辜的。

  - Karolis Strautniekas -

  Q:你還寫到了戰爭中偶發事件的重要性。一位特定的人物成為領袖或者一場意外都能引發戰爭。

  A:許多歷史學家可能不同意我的觀點,但我認為意外和偶發事件在歷史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法國大革命爆發時,拿破崙·波拿巴只是個來自科西嘉島的年輕人,家境並不顯赫,就讀於一所軍事學院。如果沒有法國大革命,他絕不可能有望成為一名傑出的將軍。那場革命掃除了舊秩序,所以歷史上一位偉大的軍事天才得到了他在其它任何時間或地點都得不到的機會。

  意外也是如此。我的結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本來是可以避免的。1914年之前,歐洲國家曾爆發過數次危機並揚言要相互對抗,結果都退縮了。1914年,這種狀況本可以繼續維持下去,但我認為他們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讓事情發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大公在薩拉熱窩被暗殺了。因此奧地利人決定試圖摧毀塞爾維亞,俄羅斯決定保衛塞爾維亞,德國則決定站在奧匈帝國這一邊。直到此時他們還覺得情況可控,因為過去他們一直是這樣做的。然而那一次他們做得太過火了——情況上升到了民族自尊的問題,於是場面變得極其危險。

  Q:這些年我們有臨近那種戰爭的時候嗎?

  A:我覺得我們在冷戰時就接近這種戰爭狀態了。我們談論核武器如何在美蘇之間保持了“恐怖平衡”(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但實際上對我來說真正可怕的是冷戰結束後發生的事情——他們差點兒用核武器互相攻擊的那一刻。在古巴導彈危機中,我們甚至沒有意識到我們離戰爭的爆發只差一根頭髮絲兒:當時一艘俄羅斯潛艇艦長已經有權發射核彈,但有人勸他不要那麼做;有幾次,技術人員輸入了錯誤的訓練錄像帶;還有幾次,雙方都在雷達上看到一群鳥,並以為是來襲的導彈或飛機。

  Q:我們一直在談論戰爭的恐怖,但你也提到戰爭同樣帶來了科學進步,有時還促進了社會平等。您認為這個論點在多大程度上有道理?

  A:歷史上有一點很明顯,即我們有時需要一個巨大的挑戰或重大的危機才能集體去做一些在正常時期不會去做的事情,因為這些事情太昂貴,太困難,或者太有破壞性。戰爭就是這些挑戰之一,流行病也是如此。最近你可以看到,一直在談論緊縮政策的政府突然肆無忌憚地花錢,因為這對維持社會運轉是絕對必要的。戰爭也能做到這一點。許多醫學進步都是戰爭的結果。例如,在20世紀20年代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發現的青黴素一開始被認為生產成本太高,後來二戰爆發,而當你想讓那些為你而戰的人活下來時,突然間你就不覺得青黴素的生產太貴了。

  - Andrés Huertas-

  Q:現代計算機革命不也是來自美國國防部資助的研究嗎?

  A:在冷戰期間,實際上也在二戰期間,大量研究導致了美國科學技術的繁榮。互聯網確實是美國大學所資助的研究產物,矽谷的大量成功都是基於政府在冷戰期間出於自身目的資助的研究,而這些研究在後來的和平年代也得到了實際應用。

  戰爭也促進了社會平等。當男人們奔赴戰場,女性在後方也不再疲於操勞瑣碎事務,這導致了政治變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很多國家的女性都在爭取投票權。當時反對她們的理由是女性在社會中不像男性那樣有利害關係,所以女性應該待在家裡。一戰對男性參軍的需求很大,而女人發現自己開始參與以前人們認為她們沒有能力做的工作:在農場上開拖拉機,在裝配線上或者在爆炸工廠工作。英國和其它一些國家承認女性為戰爭做出了貢獻,於是,拒絕她們投票的理由真的不再站得住腳了。

  - Valentin Tkach -

  Q:由於技術更加危險致命,現代戰爭也越來越致命。未來的戰爭將加強運用人工智能,你甚至能想像到殺人機器消滅大量人群的場景。你擔心未來的戰爭嗎?

  A:我很擔心,我覺得高科技武器非常可怕。越來越多的自主武器被開發出來——這些武器可以自己做決定,而且似乎不需要任何人為控制。誰將最終控制這類武器呢?它們能造成的破壞也在增加。我們擔心核戰爭,但近幾十年來,就連普通炸藥的威力都已經變得強大得多。隨著國家支援的網絡攻擊,全新的戰爭領域開始出現,這可能會威脅到一個國家的整個基礎設施。

  - Everett Collection -

  Q:既然人類似乎有發動戰爭的傾向,我們能克服我們內在的這種固有傾向嗎?

  A:我認為我們能克服它們。我對德國的變化感到震驚。這是一個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充斥著軍國主義價值觀的社會,軍隊曾經是這個國家最高貴、最好的部分,但現在這種價值傾向已經完全消失了。德國現在是一個不同的社會,一個不同的國家。瑞典是另一個例子。在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中,但凡有人聽到瑞典士兵靠近都會感到恐慌,因為他們太暴力,太無情了。現在瑞典也變得不一樣了,成為了一個致力於維持和平和國際合作的新國家。大多數歐洲國家已經摒棄了軍國主義價值觀,也不再認為戰爭對國家來說是一種有用的工具。今時今日,任何一個歐洲國家與另一個歐洲國家開戰都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我確實認為克服人類好戰的本性是很有可能的,進入一個不把戰爭當作理所應當的社會也很有希望。

  作者:Steve Paulson | 封面:Valentin Tk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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