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時刻》 經濟學家的“登堂入室”
2021年03月26日00:14

原標題:《經濟學家時刻》 經濟學家的“登堂入室”

  在社會科學諸學科中,經濟學是介入現實世界最為深入的學科之一。而在現代世界,除了知識生產、傳播,這種介入也是經濟學家產生其影響力的一種方式。從這個角度來看,沃爾克和格林斯潘或許是很多人心目中具有巨大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的典型。兩人先後擔任美聯儲主席,並在這一全世界最重要的央行行長位子上做出了成績。沃爾克成功通過控制貨幣總量的方式控制住了一度兩位數的通貨膨脹,為西方國家過去三十年經濟保持低通脹打下了基礎,格林斯潘則是美國經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保持高增長的幕後推手,他所推動的金融去監管帶來了空前的繁榮,卻也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種下了種子。

  但是,經濟學家並不是我們想像中一直扮演政策和法規的製定者,事實上他們真正“登堂入室”也就半個世紀的光景。以剛剛去世的沃爾克為例,當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次作為一名經濟學家進入美聯儲工作時,辦公在美聯儲大樓密不透風的地下室,被認為雖然和工具書一樣是有用的參謀工具,但與直接參與決策的要人們仍然相去甚遠。

  《經濟學家時刻》記述了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全球金融危機的五十年間,經濟學家如何從邊緣的工具一步一步成為舉足輕重的政策製定者,也梳理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給以美國為代表的全球市場帶來的巨大改變。同樣,在書中阿佩爾鮑姆也並不諱言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局限,導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部分原因就是這批經濟學家所推崇的金融去監管。書中點出當下主流宏觀經濟政策的盲點,也是為更好地應對數字經濟時代提出新課題。

  從“公平”到“效率”:影響力的上升

  作者阿佩爾鮑姆(Binyamin Appelbaum)在書中引用最多的是美國的案例。經濟學家的“登堂入室”在美國最大的特點就是他們日益取代律師(也是美國產生政客最多的職業)成為政策製定的主導者。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這一博弈主要體現在律師所信奉的公平與經濟學家所擁躉的效率之間的競爭和取捨,從反壟斷和去監管這兩個重要政策轉向中可見端倪。

  鍍金時代律師主導了不少反壟斷的經典案例,從標準石油的拆分,到貝爾電話公司的分解,都遵循一條重要的邏輯,堅持公平的原則,維持市場上的大致平均,不讓任何企業可以在市場上占有過大的市場份額,因為這樣將遏製競爭。

  但是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反壟斷與競爭之間的關係變得理不清。競爭,尤其是為了將對手排擠出市場的價格競爭,其結果是壟斷,但是至少在過程中給消費者帶來的是更低的價格。這成了經濟學家相信市場的原因:市場上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哪怕結果是相對壟斷。他們認為檢驗反壟斷的唯一目標應該變成,是否向消費者提供了更便宜方便的產品與服務,而不是簡單的市場份額。

  經濟學家推動這一轉變的背後,也是美國經濟和社會當時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美國從一個強調平均的勞動者所組成的社會(從自耕農到嚮往中產生活的藍領工人),逐步轉變成了一個消費者主導的社會。消費者的社會希望價廉物美,經濟學家的想法因此與消費者一拍即合。改變的另一方面則是數字經濟的興起,以微軟與網景在瀏覽器壟斷的訴訟為分水嶺。此後的高科技數字公司,無論是Google、臉書還是亞馬遜,雖然佔據極高的市場份額,因為不斷給消費者帶來便利,甚至提供表面看來“免費”的服務(免費的搜索和免費的社交媒體服務),而不再成為反壟斷關注的對象。

  《經濟學家時刻》指出,自由派經濟學家有一條明確的思路,在市場和政府政策之間,因為市場能夠帶來效率所以選擇擁抱市場,而政府應該儘可能從直接參與經濟事務中脫身。繼反壟斷之後,經濟學家下一步推動的是去監管改革,也就是減少政府對市場的監管,更充分釋放市場中的“動物精神”。

  航空業“去監管”:展現影響力的一個案例

  《經濟學家時刻》花了不少筆墨描寫了去監管給美國航空業帶來的改變。美國航空業的去監管是監管者革自己命的經典案例,因為最終去監管的結果是監管者——航空管理署——關門大吉。美國最後一任航空管理署署長甚至宣佈,飛機上變得喧鬧擁擠就是他推動的去監管政策成功最好的標誌,因為市場開始提供更便宜的機票,讓更多人可以乘飛機旅行,至於乘飛機從優雅的體驗變成了擠巴士,只要消費者買單,就不應該有什麼可以抱怨的。

  美國在上世紀30年代之所以規定40年內不允許任何企業再進入航空業,其背後的理論支撐是競爭會帶來浪費,而盲目競爭會給在位者帶來危害。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監管者變成了手中緊握審批新航線和規定票價大權的官僚,他們審批新航線耗時費力,而打擊任何私下出售減價機票的行為卻毫不心慈手軟。

  無法進行價格競爭,領先的兩家航空公司美聯航和美國航空公司就開始了豪奢的比拚。美聯航把波音747前排的30個座椅拆掉,改建成一個大酒吧,讓旅客可以在高空參加派對;美國航空公司有樣學樣,不僅設有酒吧,還請來樂隊在飛行中現場演奏。怪不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人乘飛機旅行都要西裝革履,盛裝出行。

  當然,美國也出現了異類——加州的西南航空。西南航空執飛南北加州的交通線路,盈利最好的是洛杉磯到舊金山的航線。東部的旅客發現,加州人乘飛機跟乘火車巴士差不多,穿著隨意,機票票價也很便宜。後來在去監管的聽證會上,擺出的證據就是洛杉磯-舊金山航線與波士頓-華盛頓航線票價的比較,雖然距離相仿,執飛的機型也一樣,前者卻比後者便宜一半還多。

  這裏不得不說一說美國聯邦製的特點。聯邦政府監管的都是跨州的商業行為,州內商業活動則可以豁免。西南航空之所以能夠在加州嚐試廉價航空,因為它的航線全部在州內,不需要服從聯邦政府的監管。這有點類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成立的海馬汽車,這家在海南註冊的汽車公司,一開始因為沒有拿到“準生證”,一度只能在海南省內銷售。

  去監管的紅利,美國航空業吃了接近三十年,從上世紀70年代到2000年,美國航空票價一路下滑。當然也有人要付出成本,空姐的收入同期就下滑了四分之一。

  兼顧“效率”與“公平”:重塑影響力

  各行各業的去監管短期內都帶來了增長紅利,金融業也不例外,甚至在格林斯潘主政美聯儲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出現異常的繁榮——也就是經濟學家席勒所稱的“非理性繁榮”。但是這樣的繁榮最終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而破滅。

  為什麼會出現金融危機?《經濟學家時刻》總結認為,是因為去監管,因為監管者對市場的盲目相信,相信金融機構能夠做到自律,也因為監管者對金融創新,尤其是衍生品領域內的創新過度缺乏預見,對金融市場的賭性缺乏理解。

  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生,經濟學家推動了從大政府到信任市場的一輪全球範圍內的市場力量的大解放。但是,當這種解放和全球化聯繫到一起之後,也衍生出許多問題。2008年金融危機是各種問題的總爆發,而美國的去工業化則是另一個常常被忽略的領域。

  經濟學家所推動以去監管為主要特點的自由化經濟政策,讓整個經濟的天平傾向了資方,加劇了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而無論是里根的減稅政策、格林斯潘推動的金融去監管還是浮動彙率製,都推動了美元長期升值,導致美國製造業失去競爭力,加速了美國的去工業化過程。全球對美元和美元資產的需求,也讓美國迅速消費化。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全球化高歌猛進和跨國公司尋求全球便宜製造的努力,導致美國勞工工資的停滯。

  去工業化帶來的貧富差距拉大駭人聽聞。《經濟學家時刻》中引用了不少詳實的數據。比如,1980年代美國男性就業者中位數收入是54000美元,而2018年這一數字是52000美元,也就是說,在過去38年,儘管美國GDP翻了三番,勞工的收入甚至出現負增長。美國社會向消費社會的轉向也意味著工作的巨大改變。2011年的一項調研發現,從1990年到2008年的18年間,美國淨增長的2730萬工作機會大多數是不會受到外國競爭直接影響的工作,即醫療和零售行業內的工作。但是,這些新增工作大多數是收入比較低的服務崗位。

  經曆了全球金融危機的洗禮,政府與市場博弈的鍾擺正在回調。經濟學家開始探索到底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政策來防治“市場失靈”的情況。如何確保政府在數字經濟時代鼓勵競爭,避免出現IT巨頭“贏家通吃”的局面,減少貧富差距,維護“公共財產”,促進環境保護,應對全球變暖,強調企業在股東利益最大化之外應肩負的社會責任……這些新議題的出現,經過《經濟學家時刻》對過去五十年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政策實踐的全面梳理和反思之後,變得更加清晰。這恐怕是阿佩爾鮑姆這部“經濟學家斷代史”的最大著眼點。

  □吳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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