拚多多黃崢為什麼退休?
2021年03月21日20:09

原標題:拚多多黃崢為什麼退休? 來源:南方人物週刊

3月17日,拚多多接連披露了兩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宣佈自己的活躍買家數已達7.884億;另一件事則是董事長黃崢選擇“退休”。

活躍用戶數首度超越中國第一電商淘寶和41歲的董事長宣佈退休看上去頗為矛盾,難怪有行業媒體人在朋友圈感歎:“41歲,投票權都不要了,這一齣戲來得有點早啊......”

也有不少媒體說黃崢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未免斷章取義,李白《俠客行》的這一句前面是“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

總的來說,比起55歲退休的馬雲,41歲的黃崢更像他的“導師”段永平(段永平稱黃崢為四弟子),後者也是40歲上下急流勇退。

在互聯網圈,40歲無疑是個坎,按照王朔的話說,是“蒼孫”,衣食不愁,青春漸老,懷疑人生。

李彥宏的40歲生日派對請了不少商界名流,有朱新禮和潘石屹。他不但穿了西裝(即便是見梅鐸李彥宏也只穿T恤、短褲和休閑涼鞋),唱了歌(據說他輕易不開口),還即興發表了一篇長達30分鐘的演講,說自己想成為喬布斯那樣的人。

張朝陽在40歲生日趴上說:“我最喜歡渾不吝這個詞。中國人太累了,從小父母、學校、老師就告訴你應該做什麼,出去社會工作之後也是很多個‘應該’。我們是在‘應該’里長大的。我就不要這個‘應該’,我想幹嘛幹嘛。其實,渾不吝也就是文明一點兒的髒話。但是髒話背後很深刻。”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大能理解這種狀態,覺得想幹嘛就幹嘛是應該的,但是他們其實在現實中更加虛無,因為機會已經不多了。

▲ 2018年7月26日,拚多多在上海、紐約兩地同時敲鍾,正式登陸納斯達克市場  圖/中新社 殷立勤
▲ 2018年7月26日,拚多多在上海、紐約兩地同時敲鍾,正式登陸納斯達克市場 圖/中新社 殷立勤

黃崢是80後,算是中國第二代互聯網大佬,前面有雙馬、李張劉,後面的90後還沒有成氣候的。他說最想做的是科學家,聽上去像是80後孩子小時候上學老師問 “你長大想幹什麼?”的標準答案。但沒人把這種答案當真,大多數人長大以後都去考公務員或到公司“搬磚”了。

唸唸不忘,必有迴響。

退休第二天,他的繁星公益基金就向母校浙江大學教育基金會捐助1億美元,用於“計算+生物醫療”“計算+農業食品”和“先進計算”三個創新實驗室的科學研究項目。說是他接下來要專注於食品科學和生命科學領域。

微博上有人刻薄地說,這是到了煉丹的年紀了。積極點想,中國也難得有真誠地想研究底層生命科學的商界大佬,比起那些想著如何把財富揮霍掉的小商人,他的境界不知高出多少。至於成不成的,牛頓不也一輩子沒把鐵鍊成金子,不礙事的。

想要在公開渠道瞭解黃崢,方式其實並不多,但也不是毫無路徑。

創辦拚多多的第二年(2016年),黃崢開了個同名的公眾號,一共寫了9篇文章,最新的一篇是2017年9月26日寫的,每篇的閱讀量都不高,但還是可以看得出他想表達一些自己的思考,粗糙卻不乏真誠。

看這些文章,你大概不會想到他的商人屬性,反而覺得他更像是社會實驗的踐行者。

比如在最後一篇更新《把“資本主義”倒過來》里,黃崢說“保險是資本主義的極致”。“富人”有資本,因此抗風險能力強;“窮人”錢少,抗風險能力弱。於是“窮人”需要向“富人”購買這種抗風險能力。

他於是提出一個想法,有沒有能夠倒過來的保險,讓財富分配更均勻一些?存不存在一些機製,能讓窮人也賣一些自己的抗風險能力給富人,從而實現讓週期更短的錢從富人向窮人回流的循環?

他舉了個例子,如果有1000個人在夏天就想到冬天要買一件某種樣子的羽絨衣,他們寫了聯名訂單給到一個生產廠商,並願意按去年的價格出10%的訂金。在這種情況下,工廠願不願意給他們30%的折扣?很可能願意,因為工廠從這個訂單里獲得了一種需求的確定性。

這種確定性可以轉變為利用生產計劃低穀進行生產的便利,也可以轉化為採購原材料時的篤定。工廠甚至可以把這種確定性進一步賣給上遊和配套廠商,以此換取工廠成本的進一步降低。

這不就是工廠用“30%的折扣”向這1000人購買了一份“保證在未來購買這件商品”的保險嗎?

這種“窮人的保險”本質上可以降低組織生產的不確定性,幫助實現資源和資本的更有效配置,黃崢把它實踐在了拚多多里。

▲ 2018年7月26日,上海,黃崢向參加活動的消費者致謝  圖/中新社 殷立勤
▲ 2018年7月26日,上海,黃崢向參加活動的消費者致謝 圖/中新社 殷立勤

那麼假貨呢?拚多多的假貨問題不可謂不嚴重,單純用“消費降級”是無法解釋那些價格低得超越常識的貨物,不是假貨還能是什麼?

黃崢在《劣幣驅逐良幣,電影院現象及其他》中提到了一個“電影院現象”。想像一下,你在電影院里看電影,如果前排的人站起來了,你要不要跟著站起來?你後面的人呢?如果最終大家都站起來了,就把本來可以坐著看變成了都得站著看的辛苦事?這是一種集體自我傷害。

劣幣驅逐良幣可能發生在任何領域,也是一種無奈的現象。黃崢覺得改變部分破壞規則者的可商榷方案有兩種,一種是直接大範圍整肅;另一種則是利用渠道。

他應該一開始就放棄了第一種方式(大範圍整肅需要公權力介入);但對第二種方式提出了方案:應該考慮讓這種確定性傳遞的產品化過程去中心化(因為它場景太多,情況太多),並且要能在這種相對去中心化的“確定性產品”生產流通的過程中避免欺詐。不知道區塊鏈是不是適時為這種“反向保險”而生……

但很可能,並不是。

在沙盤推演拚多多模式的時候,黃崢可能已經預料到了所有問題,但他依然對一些本質的東西束手無策。

3月17日的致股東信里,他這樣說:“行業競爭的日益激烈甚至異化讓我意識到,這種傳統的、以規模和效率為主要導向的競爭,是有其不可避免的問題的。要改變就必須在更底層、更根本的問題上採取行動,要在核心科技和其基礎理論上尋找答案。”

黃崢社會實驗的路徑是清晰明確的。

他大概是在和巴菲特吃完那次著名的午餐以後有所感悟。巴菲特告訴他,好與不好應該是顯而易見的,所以當你用常識去看待事物時,不應該被細枝末節所困擾。

那一年,他26歲。

(編輯:謝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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