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時間過去,給人感覺一向先進強大的日本依然沒有“走出來”?
2021年03月11日10:07

原標題:10年時間過去,給人感覺一向先進強大的日本依然沒有“走出來”?

10年前的今天,日本發生9.0級特大地震,引發巨大海嘯與核泄漏,2.2萬人喪失生命,50萬人流離失所。恐懼生根發芽,流言四起,災區民眾被懷疑身上“有輻射”……這是二戰結束以來日本面臨的最嚴峻的一場災難。就在本月9日,即“3·11東日本大地震”10週年前夕,日本政府通過新的複興方針,將2021年度至2025年度定為“第二個複興和創生期”。日本給國際社會的印像一向是一個先進、強大的國家,但讓外界吃驚的是,其災後重建卻步履蹣跚,10年時間過去,依然沒有“走出來”,普通民眾的信心也大受影響。近日,《環球時報》記者採訪一些日本人士,通過他們的講述再看這場災難、過去這十年以及日本的未來。

“看不見的怪物將永遠存在”

“快跑!”“往高處跑!”相原瞳生活在日本宮城縣名取市,十年來,這一幕在她的腦海中無數次閃現。如果時間可以按下後退鍵,她想這樣衝自己的初中同學鈴木茜大喊,一遍又一遍,直到聲嘶力竭。

相原瞳和鈴木茜那時是前後桌,親如姐妹。2011年3月11日上午,還在念初二的她們參加了高年級同學的畢業典禮。事後,相原瞳留校準備下午的課外活動,鈴木茜則回了家。臨別時,兩人像平時一樣說了“再見!”

下午2時46分,巨震和海嘯襲來。由於學校離海邊較遠,相原瞳躲過一劫,但她突然想到鈴木茜的家就在海邊。當時情況極為混亂,通訊中斷,她未能與鈴木茜取得聯繫。兩週後,學校的老師帶來一個壞消息——鈴木茜及其家人幾乎全部被海嘯捲走。一個月後,救援隊找到了鈴木茜的遺體。

現年24歲的相原瞳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回憶說,很多人沒想到地震會引發海嘯,做出誤判,選擇回家避難,因此釀成巨大慘劇。她花了好幾年時間說服自己接受好友離世的現實。在近期的一場“3·11地震”十週年中日青年線上交流會上,相原瞳分享了自己的心路曆程。她說,她不希望鈴木茜白白犧牲,活著的人要懂得從中吸取教訓。為了世界各地發生災難時儘可能減少人員傷亡,她正在認真學習,努力講述。

在日本人的認知當中,學校是天然的避難所,幾乎所有防災手冊里都會標註附近學校的位置。相原瞳也曾設想過,假如鈴木茜當天留在學校,是不是就不會天人永隔?而實際上,在那場大地震中,一樁讓人痛心的慘案恰恰發生在校園里。

宮城縣石卷市的大川小學本來有108個學生,海嘯發生時有78個孩子在校,其中74個孩子及11位老師中的10人不幸遇難。地震剛發生時,有學生想跑到學校南側的後山上,但遭到老師訓斥;有家長來接孩子回家,被老師以“學校更安全”為由拒絕。老師們花了40多分鐘商量對策,最終決定帶領學生撤離到一處三角地帶。那時海浪已經越過堤壩,一口吞下迎面而來的師生……

這起事故被稱為日本二戰之後性質最嚴重的慘案。大川小學的家長們曆時多年,終於在2018年打贏官司,獲賠約14.4億日元(約合8400萬元人民幣)。可他們失去的孩子,卻再也不能回來。

大川小學遺址。(大川傳承會供圖)
大川小學遺址。(大川傳承會供圖)

英國記者理查德·勞埃德·帕里花費6年時間追蹤調查,還原這場災難。“海嘯是個看得見的怪物,可是看不見的怪物將永遠存在,”理查德在其著作《巨浪下的小學》中寫道,“海嘯並不是問題所在,日本本身就是個問題。”

理查德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他已經有段時間沒有去大川小學了,特別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重訪變得更為困難。但他和同事們與採訪過的家庭斷斷續續保持著聯繫。談及那些痛失孩子的家庭,理查德坦言,“他們的身體狀況很好,但是他們的生活已經永遠無法回到過去。”

優子(化名)原本是生活在宮城縣南三陸町的一名高中合唱團女生,“3·11東日本大地震”奪走了她5名親人的生命,摧毀了她距離海邊只有30米的家。災難過後,優子繼續參加合唱團的活動,歌聲伴隨著她住進避難所,參加高考,努力適應新生活。優子的故事被日本紀錄片導演、電視節目製片人榛葉健拍攝成一部名為《和唱》的紀錄片。

榛葉健(左一)和優子(右二)。(榛葉健供圖)
榛葉健(左一)和優子(右二)。(榛葉健供圖)

榛葉健經曆過1995年的阪神地震和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他對《環球時報》記者說,經曆過災難的人都會認真思考生命的意義,問自己“災難之後,人生該如何繼續?”

重建步伐為何遲緩

大地震過後一個月,時任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一場記者會上說,他本人出生在二戰之後,他的一生是“戰後複興的一生”。在這片被火燒光的土地上,日本人重新站起來,取得讓世界為之震驚的成績。他鼓勵民眾拿出二戰後的決心,盡快開始重建家園。菅直人還向國民保證,一定為把日本打造成更美好的國家拚盡全力。然而,僅4個月後,菅直人就被迫辭職,此後在日本政壇的影響力一落千丈,他的承諾也隨之化為泡影。

日本廣播協會最新一項調查結果顯示,“3·11東日本大地震”過去十年,多數民眾仍然感受不到災區複興和重建的成果。近三成受訪者認為災區重建工作“沒有進展”,超六成受訪者認為福島核電站的除汙工程“沒有進展”。

今年25歲的大沼克哉供職於福島核電站附近浪江町轄區內的一家超市,在2019年7月開業之前,該地區只有兩家小小的便利店。大沼克哉近日在“3·11地震”十週年中日青年線上交流會上,以福島縣浪江町為例,介紹了“震災、核電站事故後的重建之路”。

浪江町原有2.15萬居民,福島核電站事故發生後,全體居民撤離。2017年3月,部分地區解除避難要求,約有700人回來,占總人口的3%。截至2021年1月,該地區的人口僅為約1500人。大沼克哉說,浪江町的水電、煤氣、通信等日常生活所需的設備設施已經恢復,貫穿宮城縣、福島縣、茨城縣、千葉縣直達東京的鐵路大動脈JR常磐線去年也全線通車,但依然存在很多問題。

在採訪中,這名年輕人表現出超出同齡人的成熟。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他多次進行調查,對災區的前景感到很悲觀。比如現在回來的1500人當中,60歲以上的老人占約70%。他們回來的理由無非是出於落葉歸根的傳統觀念——祖祖輩輩住在這裏,這裏才是故鄉,死也要死在這裏。換句話說,老人們回到故鄉等死。

“災區的年輕人遠遠不夠,這裏沒有娛樂活動。更重要的是,僱傭是個大問題,這裏沒有工作的地方。”大沼克哉直言不諱地說,日本首相菅義偉近日視察福島縣,確認災後重建情況,豐田汽車社長豐田章男也赴福島考察當地建廠環境,但這些能否帶來就業機會還是未知數。“毀壞的街道可以重建,但街道的功能難以恢復,就算再過5年甚至10年,浪江町車站周邊恐怕都無法重拾以往的熱鬧。”

福島縣的一處紀念場所,上面寫著“東日本大震災·原子力災害傳承館”。(大沼克哉供圖)
福島縣的一處紀念場所,上面寫著“東日本大震災·原子力災害傳承館”。(大沼克哉供圖)

《環球時報》記者2017年曾赴福島縣雙葉町採訪,大沼克哉日前重訪該地,在他發來的照片中,記者發現,鍾擺依然停留在地震發生之時,周圍建築破敗不堪,雜草叢生,和4年前別無二致。

大地震十年後的福島縣雙葉町。(大沼克哉供圖)
大地震十年後的福島縣雙葉町。(大沼克哉供圖)

對核輻射的擔憂或許是民眾不願重返災區的一大原因。綠色和平組織3月4日發佈的報告顯示,在福島核泄漏事故發生後,日本政府設立840平方公里的“特別去汙區”,去汙工作多年來進展緩慢,目前仍有85%的面積存在放射性汙染。綠色和平組織日本辦公室評估稱,福島第一核電站的現行報廢方案存在重大問題,日本政府計劃為期30年至40年的報廢進程將難以達成。3月10日,日本原子力委員會發佈報告稱,福島第一核電站內部發現新的汙染場所,原本的廢爐拆除計劃可能需要重新考慮。此外,1號和3號機組核反應堆壓力容器排出的部分氣體發生倒流,可能會再次引發爆炸。

大沼克哉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十年過去了,外界依然擔憂福島核電站的放射性物質和污水排放問題。這種巨大事故一旦發生一次,就很難再建信任。他認為,浪江町“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安全”。

日本兵庫縣立大學教授木村玲歐分析災區現狀時表示,複興之路仍然任重道遠,需要國家和社會的長期支援,才能讓災民重啟新生活,回歸正常生活狀態。

現在不是災後,仍是“災難之中”

3月11日,日本政府將在東京國立劇場舉行“東日本大地震”十週年追悼儀式,這可能是政府主辦的最後一次追悼活動。相原瞳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說,在外界看來,十週年或許是這場災難的一個終結,但對於親曆者來說,每到這種時刻,她的悲傷和思念都會成倍增長。

無數人的人生因這場災難而改變了軌跡。相原瞳沒能去見鈴木茜“最後一面”,直到3年後鈴木茜有了一塊自己的墓地。從那以後,相原瞳每年都去給她掃墓。每一個可以說“再見”“謝謝”“我回來了”的日常,都讓她倍感珍惜。

相原瞳花了更多時間從事誌願者工作,介紹名取市災後重建情況,也總結傳授防災經驗。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名取市的災後重建工作基本完成了,但受災民眾心靈上的創傷遠遠沒有恢復,或者永遠也無法痊癒。

日本宮城縣名取市震災複興傳承館。(相原瞳供圖)
日本宮城縣名取市震災複興傳承館。(相原瞳供圖)

大沼克哉原本是宮城縣的一名普通人,災難發生時他剛剛15歲,參加完當天的中學畢業典禮。強震來襲時他和同學躲到停車場,看著房屋頃刻間倒塌。在這場天災中倖存下來,大沼克哉決心為東北地區的複興貢獻力量。當得知公司要在浪江町開設分店時,他立刻報名。記者注意到,每年的3月11日,大沼克哉都要在社交媒體上發一段感悟,而結尾常常是:要思考怎麼才能讓人不要忘記“3·11”。

宮城縣災後重建工作正在進行。(榛葉健供圖)
宮城縣災後重建工作正在進行。(榛葉健供圖)

飽受喪子之痛的大川小學的家長們成立了“大川傳承會”,從2016年開始講述大川小學的悲慘遭遇,赴各個學校講演防災對策,截至2020年已接觸過1.4萬名教育工作者。“大川傳承會”通過社交媒體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他們平時會做一些宣傳單,參加各種會議和研修活動,討論如何守護兒童生命等課題。石卷市大川地區在地震和海嘯中遭遇巨大災難,他們希望能將大川的風景和生命傳承下去。

至於優子,《環球時報》記者曾在2017年見過她,那時的她開朗健談,好像已經擺脫災難帶來的陰影。後來,記者與她失去了聯繫。聽榛葉健導演說,優子考上了東京一所大學,因為她來自災區,一直有個心願想要幫助國外貧困地區的人,畢業後,她沒有在企業就職,而是以外派員工的身份工作,人生經曆了一些變遷。關於其中具體的情況,榛葉健導演以涉及個人隱私為由,沒有進一步透露。

2020年版的《自殺對策白皮書》顯示,大地震後的十年間,災區頻現自殺案例,在避難所、臨時住宅等地都發現過遺體。複興廳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即便是災難倖存者,也會在長年的避難生活中因“肉體·精神疲勞”“精神壓力”等原因死亡。據《朝日新聞》報導,對受災3縣岩手、宮城、福島的統計顯示,在災後所設的臨時住宅及災害公營住宅中,共有614人“孤獨死”。

“在海嘯區域,我懷疑許多人仍然默默地遭受著極度痛苦。”理查德對《環球時報》記者說,“福島第一核電站周圍的大部分區域仍然受到汙染,要完全清除還需要很長時間。徹底去除核反應堆可能需要一個世紀。從物理角度說,日本已經從海嘯中基本恢復過來,從心理角度說,我想日本其他地區人們的生活已經開始向前,但他們始終對何時何地發生下一場自然災害深感不安。”

在東日本大地震複興構想會議委員、學習院大學文學部教授赤阪憲雄看來,“3·11東日本大地震”之後,人們開始使用“災後”一詞,這是因為大家希望通過付出與“戰後”相匹敵的努力,實現複興。他同時表示,不大為人所知的是,也出現過“災間”這個詞,實際上,“我們現在並非生活在巨大災難之後,而是活在‘災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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