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靈性的沙粒”與“世界主義者”
2021年03月05日01:10

原標題:“有靈性的沙粒”與“世界主義者”

  陳樂民(1930-2008),著名學者,國際政治與歐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原所長、中國歐洲學會前會長。主要著作有《歐洲觀念的歷史哲學》、《歐洲文明的進程》、《歐洲文明十五講》、《萊布尼茨讀本》、《徜徉集》、《啟蒙劄記》、《對話歐洲》等。

  《查理週刊》慘案、倫敦的爆炸、巴黎聖母院的大火、蔓延歐洲的新冠疫情……近年來新聞里不時傳來歐洲的壞消息,讓我們不由得產生困惑:曾經光輝的歐洲文明已經沉淪了嗎?歐洲文明還重要嗎?新近出版的九卷本“陳樂民作品新編”可以被看作是對這種困擾的回應。陳樂民(1930-2008)生前是著名的國際問題與歐洲學家。解讀歐洲文明進程的軌跡,並把這種對異域文明的觀察最終落到對本土文明的省察,是陳氏文明史書寫的獨特思想路徑。

  在歐洲邊緣化之時,歐洲還剩下什麼?

  “從另一個星球上帶回一塊石頭”。

  這是陳樂民先生對他的研究和著述工作的比喻。“歐洲文明”就是他試圖從異域搬運回來的石頭,運載的工程極為浩大,需要曠日持久的時日。自1955年被派往維也納長駐工作之時,在歐洲國家的生活、旅行、訪學之際就是尋找和勘察“歐洲文明”之始,到1980年代再度外訪,足跡延伸至歐美,是他更深入體察中西文明之核心的時刻。現在他的運載工作完成,《啟蒙劄記》《歐洲文明的進程》《20世紀的歐洲》《看的是歐洲,想的是中國》《山高水遠》《在中西之間》等九部書新編結集出版,它們排列在一起如城磚般結實。

  當陳樂民先生的九卷本著作新編擺在眼前時,我想的是從哪裡進入。無疑,這是視野恢弘的觀照,作者的目光所及,從歐洲文明之源開始,梳理古希臘的精神和智慧,辨析羅馬帝國的興衰,透視基督教的傳播和羅馬帝國的瓦解。進入中世紀的歷史雲煙,檢閱歐洲封建製及其歷史意義,中世紀的商業文明與商業擴張,封建製的衰落與君主製的興起;從歐洲觀念,到思想解放,啟蒙運動與理性之光,這些著作構成一個智識者的思想維度。

  當今之世,歐洲還有文明存在麼?或者歐洲的文明還重要麼?這樣的問題或許會縈繞在時人心頭。近年人們通過視聽媒介頻繁看到歐洲的壞消息:巴黎恐怖襲擊、巴黎聖母院的衝天大火以及燃燒過的灰燼、倫敦的爆炸、西班牙馬德里3·11恐怖襲擊、瀰漫全球的瘟疫至今不見消退,在疫災中死亡的人數百萬之巨。西方世界被恐怖的陰影籠罩,不同宗教之間的征戰,民粹主義狂襲,經濟衰退,被人們篤信的歐洲大陸陷於困境,歐洲文明沉暗。頻繁的槍擊事件、因種族歧視而導致的大規模抗議使美國陷於持續的騷亂,人類社會進入一個信仰崩潰時期。秩序錯亂的年代,文明的光芒還存在麼?世界秩序是否會被新崛起的威權重新塑造?這些問題都使當今世界面臨嚴峻的考驗。

  然而世界的動盪再次為我們認識人類命運提供了參照背景。透過全球的變幻風雲深入察看普世文明的精神與核心。人類不會重回矇昧時代,也因此“我們從哪裡來,此刻何在,以及往哪裡去”,這樣的哲學命題不會過時。在歐洲邊緣化之時,也要有識者告訴我們“歐洲還剩下什麼?”有益的閱讀是擴展我們認知經驗的有效方式,對事物本質的認識和瞭解可以增強人的生活定力,我願意將這九卷的《陳樂民作品新編》收藏閱讀。

  聚焦歐洲文明史的著作置於案頭,是我們認識歐洲文明的思想工具,也是對比中西文明的鏡像。“從文明史的角度看歐洲。歐洲的歷史代表的是一個古老而又有創新的、十分成熟的文明。廓清歐洲社會史怎樣進入近代的,歐洲是從西羅馬帝國的衰亡起經過漫長的嬗變過來的。”陳樂民在《我們眼中的歐洲文明》里闡釋思想和寫作的緣起時寫道:“歐洲無與倫比的、獨特的寶藏是它的歷史文化,是從古希臘、古羅馬、中世紀傳至今日,永世不衰的哲學、文學、美學、歷史學、法學等等,以及由此散發的或精緻、或壯美的文化品位。”

  關於歐洲文明史的書寫繁多,因此寫作者的觀念、智識和學術品格更為重要。

  以自己的眼睛看明白歐洲文明進程的那條軌跡,一切都必須經過自己的大腦,這是陳樂民的治學原則。他在回顧自己的人生歲月時自言:“最可慰藉的是,因為終於懂得了用自己的頭腦去思想。”用自己的頭腦思想構成陳氏文明史書寫的獨特思想氣質。看的是歐洲,想的是中國,對異域文明思考最終落到本土文明省察,這是其思想路徑。

  “我要寫的是自己悟出來的看法,我要自己從古到今走上一趟,親自品味這沿途的風景,得出我自己的印象。”陳樂民自述個人的治學之道:“別人寫的書,他們的見解,對於我是必不可少的參考和滋養,無論是外國人寫的,還是中國人寫的,我必須讀。但必須經過自己的咀嚼和消化,成為我的,以助於形成我自己的思想和認識。”

  康德思想指引研究方向

  在浩渺的書海里,人與書的相遇需要緣分,也需要介質。

  閱讀《啟蒙劄記》的結果,是我從臥室外的客廳書架的高處找出曼弗雷德·庫恩所著的《康德傳》仔細閱讀。我是被陳樂民的啟蒙所引導,循著指引進入一位啟蒙時代的哲學巨匠的生命故事與歷史雲煙,見識康德的思想生活如何紮根並回應他的時代,西方世界發生最重要變化的十八世紀,一位捍衛啟蒙的文明世界的偉大思想家。

  對康德的閱讀是我找到的陳氏文明史書寫的思想路標。他在“科尼斯堡的聖人”一節,表達了對康德的敬意:“康德有一顆偉大的良心,他的墓碑上刻著《實踐理性批判》結論的第一句話:有兩件事,令人敬且畏之,久而彌新:在上是宇宙星空,在心底是道德法則。”

  早年陳樂民看到康德的一本書《永久和平論:一個哲學方案》。這部書寫作於1795年,這本書表現了康德“老年時代的精力和清新的頭腦。”1980年代,陳樂民正在研究歐洲歷史,那時沒有中譯本,他看的是1917年倫敦印的英譯本。發現這本小冊子大喜過望,他會反複讀。在1980年代,康德佔據了陳樂民的思想核心,經由康德的思想指引,他將關注“人”的命運和“人”的社會作為學術研究方向。對康德的閱讀影響了陳樂民的治學之路,使他拓展研究國際問題的幅度,邁進更廣闊的人類文明史的研究。

  “啟蒙的前提是充分運用理性的自由,要開啟民智就必須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必須永遠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並且唯有它能帶來人類的啟蒙。”

  這是陳樂民在《啟蒙劄記》里對康德的論述。二十四篇文章以“何謂啟蒙”為題,講述十八世紀以前的歷史,以英國為例講述啟蒙的進程,英國啟蒙在近代的意義;以啟蒙思想家為題,講述一代哲人與啟蒙的關係,以啟蒙與中國為題,講述啟蒙在中國的歷史脈絡;以西方文明雜談為題,講述文藝複興與宗教改革,英法文明的區別。這些文章是陳樂民臨終前的著述,是啟蒙的普及讀本,然而也是他沒有來得及實施的新工程的思想準備。

  在陳樂民的中西文明書系里,啟蒙一詞是頻繁出現的關鍵詞。“啟蒙,就是開啟民智。民智不開,什麼都不好辦。民智一開,蒙在公眾頭上的陰雲驅散,柏拉圖筆下的洞穴人見到了太陽光芒,康德所說的人從自己的不成熟或未成年狀態中走出來,光的力量,啟蒙的力量是何等奇偉。設想,一個相當大的比例的公眾處於愚昧或半愚昧的社會,怎能稱得上是一個文明的、公正的、現代化的社會。”

  康德說:“從迷信中解放出來喚作啟蒙。”啟蒙作為一個歷史社會意義(包括人類精神)的名詞,始自康德。在十八世紀晚期,有人問康德,德國是不是已經啟蒙了?康德說:“還不能說已經啟蒙了,但無疑是處在啟蒙時代中。”陳樂民的《啟蒙劄記》是對啟蒙的普適性闡釋,他為讀者提供啟蒙的真義,梳理它的歷史淵源和文明史的意義。

  “看的是歐洲,想的是中國”,在“何謂啟蒙”的詰問下,陳樂民展開的是他對啟蒙思想家與所在時代的變革的勘察和解析,同時也是對中國文明史的比較觀察和思考。他寫道:“古希臘是歐洲文明的源泉。古希臘學派林立,但是他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共同點,即追求光明、崇尚知識、擺脫黑暗。在古希臘以後,歐洲曾經有過大約500年的黑暗時期。”

  《啟蒙劄記》里講述了在歐洲文明史上燦若星辰,驅散歐洲中世紀黑暗的哲學家,如康德、伏爾泰、狄德羅、盧梭、大衛·休謨、弗朗西斯·培根,他們帶給民眾思想的覺醒,引領並開啟他們的心智,成為啟蒙時代的理性之光。陳樂民在《敬畏思想家》寫出思想者在文明史的意義:“愷撒、亞曆山大、鐵木真、克倫威爾等人,哪一個是最偉大的人物?倘若偉大是指得天獨厚、才智超群、明理而誨人的話,我們應當尊敬的是憑真理的力量統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來奴役人的人;是認識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

  鬥室中的世界主義者

  生命的最後時刻,陳樂民自稱是鬥室中的“世界主義者”。

  然而在這時他已經坐了輪椅,幾乎站不起來。

  閱讀陳樂民“文明史”書系,我驚訝的是,在作者身患重症之時依然執筆不輟。

  1991年陳樂民病倒。醫生確診為瀰漫性腎衰竭中期。需要治療和休息。然而次年10月,他還是出國參加在巴黎舉行的中法討論會和去日內瓦大學做演講。徵得醫生同意前去赴會,到巴黎就病倒。發現大量血尿,長時間止不住。中途折返巴黎。從巴黎回國到協和醫院檢查,已致慢性腎衰竭的中晚期,再進一步就是尿毒症。

  1997年底病情急劇惡化,協和醫院的醫生開了住院單,做血液透析。在等床位的兩個月裡,陳樂民為《歐洲文明擴張史》舉辦書稿論證會,提出“歐洲何以為歐洲,中國何以為中國”的命題。他想要做的是“把西歐繼文藝複興宗教改革之後出現的啟蒙時代講清講透,作為我們的一面鏡子。”

  陳樂民多半生工作聽從組織安排,研究也遵守組織指令。“昨夜星辰昨夜風”,陳樂民用如此詩意化的句子形容自己過往歲月。過去的都過去,幸好有些值得一記的東西,還可在記憶中尋覓到。

  每個人的身體里都有一個意識形態。肉身的遭際和境遇也是檢測文明的標尺。

  《在中西之間:陳樂民自述》里追憶了在時代變遷中的個人歷史。

  陳樂民出生於北京城南一條叫鑾慶胡同的小胡同,當時的門牌號數是三十四號。

  這是一個大家族,家境殷實,子嗣滿堂。然而很快隨著日本占領北京淪陷,家道中落。

  在國破山河碎的年代,人們必經的是戰亂和離散,必經的是困苦和動盪。

  然而學業並沒有中斷,1950年陳樂民就讀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在世外桃源的清華園接受教育,也見識一代學者的風範: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馮友蘭、金嶽霖、潘光旦、梁思成、林徽因、錢鍾書和楊絳。大學畢業之後,陳樂民被組織分配到“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工作,這使他得以接觸中外交流工作。1955年陳樂民被派往維也納的“世界和平理事會”工作。陳樂民在回顧自己當時的精神狀態時說:“彼時青年人凡追求進步……我是比較突出的一個;我常說要立誌做黨的不鬆動的螺絲釘。”

  這是最早的對外交流經曆。在維也納之後,烏蘭巴托、布拉格、莫斯科、東柏林、西柏林、赫爾辛基、斯德哥爾摩等成為他最早遊曆過的城市,彼時國際間“冷戰”氣息正濃。

  從1955年到1959年,陳樂民長駐維也納工作,這座他生活了四年的歐洲城市是他認識的第一座歐洲城市,也被他視為第二故鄉。“在這裏,我見過緩緩流淌的多瑙河,享受過詩意的維也納森林的靜謐,金色大廳的輝煌、歌劇院的華麗、仙境般的美麗之泉、琉璃綠頂的查理教堂……印象最深的州立公園中的施特勞斯雕像,風流瀟灑;勃拉姆斯的半身塑像,凝重沉思。”然而也是在長駐維也納期間,陳樂民親曆國際風雲激盪,親見國際共運史變幻。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了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消息最早是《紐約時報》刊登,當時中國派到西方國家的人員很少,與大多數西方國家都沒有外交關係,陳樂民和他的工作同伴看到相關報導,迅速將消息傳回國內。

  1959年,從維也納回國的陳樂民接到組織安排到農村鍛鍊。隨著政治局勢之變,陳樂民在五十歲時離開位於台基廠大院的“對外友協”。

  上世紀80年代後,國門打開,對外活動有所開展。申請進入外交部所屬的國際問題研究所。隨兩個不同性質的代表團出訪,像是一場長夢初醒走進一個久違的世界。

  陳樂民追憶當時的情態:“每每有一種時不再來的緊迫感,覺得五十歲以前的二三十年浪費了相當多的光陰,老老實實做了許多無益之事,二三十年幾乎沒有自我,對於學術研究,首要的原則,必須是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排除一切非學術性的干擾。”

  在七十歲的時候,陳樂民慶幸自己不再渾渾噩噩,而是有了“自我”。

  “在邁向現代化的大時代里,我的祖國、人民背負著何等沉重而複雜的負擔,許多問題甚至是世紀性的。一個巨人在沉睡中睜開眼睛,發現已被時代甩得那麼遠;巨人由於沉睡得太久,只是認清世界和自己,也需要足夠的清醒和勇氣。”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在中國有一些老人,他們從舊時代走來,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解放天性,活躍在公共空間。他們正直、勇敢而睿智,堅持獨立思想,堅持良知。這些老人活躍在人文藝術領域,在他們身上蘊藏著文化基因,文明基因,他們成為國家真正的智識財富。

  陳樂民是眾多的老人之一。他自稱是“鬥室里的世界主義者”,在闡述“啟蒙何以成為自己的終極關懷”時他說:“我個人連滄海一粟都算不上,大浪淘沙,我什麼也不是,何苦費這個勁?然而人來到這個世界,又念了一些書,懂得了些知識和道理,起碼應該有良知,有一種對人世和社會的天然責任感,即使是一粒沙子,也該是一粒有靈性的沙子。”

  歷史的書寫是留給時間的文獻。文明不滅,文獻長存。

  文化,作為民族精神的文化,賴知識分子以傳,知識分子的狀況更為重要。

  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陳樂民寫道:“中國的知識分子不是純粹的知識分子,像西方那樣沿著學識的道路心無旁騖、不求仕進的知識分子不多。西方知識分子也要屈服於非知識領域的東西,例如神和君主。這個傳統問題,古希臘哲學家比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墨法,對統治者的從屬性要少得多。中國就出不了蘇格拉底。伏爾泰把對神的態度劃給信仰,而把求真理劃歸人的認識。給信仰和理性分了工。”

  “不見人間寵辱驚”是陳樂民讀《顧準文集》的感言,此說也適合他。為了探索人類歷史發展的軌跡,知識分子必得有此求真知而忘榮辱的胸懷,才能超脫於時代的重壓而時發獨立而超前之想,思接千載,視通萬里。他在這樣的艱難困苦中埋首中外史籍,抱病寫出《希臘城邦製度》這樣的力作,讀至痛切處扼腕而歎道:“在我國這種屈大夫、太史公類的知識分子,自不止顧準一人,許多人或因所治非關熱點問題而為時潮所淹,或者因無人發現遂爾湮沒不聞。”

  陳樂民的座右銘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他的讀書、思考、寫作與功名利祿無關,與諫言、智庫無涉,因此耐得住寂寞。媒介泛娛樂化,乃至娛樂至死推動的大眾狂歡潮流構成另一極社會景觀。時下出版界的實況是出版生意化,出版人追逐明星和名流,追逐網絡紅人。嚴肅的書籍在出版後大多湮沒於喧囂的商業炒作中。我猜想這套九卷集的“陳樂民作品新編”或許也會被印刷品湮沒,難被世人識別。這是文化的命運,也是文明的境遇。所幸在這社會大潮之下,存有潛流。尊崇思想力、尊崇優質的智識,尊崇獨立意識,這使得一些具有思想力的書籍可以行世。對文明的珍存是對人類智識之火種的守護和收藏。

  行文至此,我想起史學家司馬光的軼事。據說司馬光寫《資治通鑒》時殫思竭慮,改了又改,斟酌又斟酌。他的夫人說:“你這樣反複地改,也沒有人看到,你何必為難自己?”

  司馬光說:“千秋萬代的人都會看到,我怎麼能不認真寫作。”

  在此向致力於中西文明史書寫的陳樂民先生致敬。

  “我個人連滄海一粟都算不上,大浪淘沙,我什麼也不是,何苦費這個勁?然而人來到這個世界,又念了一些書,懂得了些知識和道理,起碼應該有良知,有一種對人世和社會的天然責任感,即使是一粒沙子,也該是一粒有靈性的沙子。”——陳樂民

  撰文/夏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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