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色視朝》 重識清朝的政務製度
2021年02月27日00:00

原標題:《辨色視朝》 重識清朝的政務製度

  一直以來,史學界對製度史的關注,多集中在以唐宋為中心的中古時代。這幾年有關唐宋製度的研究在不斷深入,如平田茂樹提出“政治空間與交流”,注重皇帝舉行政務的“場”;鄧小南提出“活的製度史”,關注作為過程與關係的製度史。大家都意識到,在製度框架之下,皇帝/官僚互相達成妥協,推進政策的實施,站在各自的立場,為了各自的利益博弈,靈活運用、變通甚至改變製度。

  然而對於明清製度的發展演變,卻一直鮮有人關注。在傳統史學界,明清製度就是“皇權專製”達到頂峰的代名詞。就連一生以製度史為誌業的史學大家嚴耕望,都以“明清製度在於君主專製,其他組織運用原則不脫漢唐的軌跡”而一筆帶過。

  李文傑所著《辨色視朝:晚清的朝會、文書與政治決策》一書,正彌補了這一空缺,運用新的製度史研究視野,去重新看待清朝政策的製定與執行的具體過程。

  從禦門聽政到奏摺製度

  李文傑曾師從於以發掘、解讀清宮檔案而著稱的“苦行僧”茅海建。李文傑坦言,這本書主題的選定,是曾經選修茅海建的中國近代政治製度史的課程時,意識到用“腐敗無能”來概括清朝君臣似乎太過簡單。在清朝,君主常是淩晨便起,批閱奏摺,一年到頭少有停歇;軍機大臣不顧年邁,每日做足準備,入內接受政策諮詢,卒於任者不乏其人;遞呈奏摺的部院大臣,同樣如此。

  而書名“辨色視朝”一詞來源於《禮記·玉藻》:“朝,辨色而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這一詞語多次被大臣引用,甚至被醇親王奕譞稱作“我國家一定不易之家法”。為何中國歷史上最為勤政的團隊,造就了近代以來屈辱的內外困局?清朝的政務究竟哪裡出現了問題?這是李文傑在書中試圖回答的問題。

  清朝君主與大臣處理政務,主要通過朝會和禦門聽政。禦門聽政始於康熙,被後來許多學者看作是清朝皇帝勤政的最直接體現。皇帝每日在乾清門設禦榻,各部院官員於清早在此上奏政務,由皇帝最終進行決定。康熙時期,禦門聽政每日舉行,雍正時期逐漸減少,直到鹹豐之後的同治時代,禦門聽政徹底退出歷史舞台。有學者認為,禦門聽政的減少,正是晚清皇帝不再勤於政事,安於享樂的證明。

  事實上,禦門聽政製度的廢除,並非僅由於君主的個人意誌,而是因為它不再適用於政務的處理。這背後是文書形式從題本、奏本向奏摺的轉變。奏摺製產生於康熙時期,到雍正時期大盛。據台灣清史學家莊吉發考證,奏摺由滿洲八旗屬人對旗主或皇帝的請安折發展而來,本身就帶有私密性質。由於在位時期地方弊端較多,雍正希望在地方與中央之間維持一種製衡作用,讓官員互相監督,於是大力發展奏摺製度,由大臣秘密彙報政務,而禦門聽政這種公開的決策製度則日趨衰微。

  一方面這確實是清朝皇帝權力不斷集中的體現,另一方面這種製度也有其優點——清代再未出現如宋朝時期蔡京、秦檜等人通過安排人事、牢牢把控言官、以致朝堂之上無人敢言、最終一人獨攬大權的情況。

  雖然禦門聽政在同治時代退出歷史舞台,但是圍繞奏摺進行的朝會卻仍舊按部就班地進行。現在的清宮劇中,常有太監在早朝上喊:“有事早奏,無本退朝”,似乎朝會製度非常隨意,其實這完全與歷史不符,是編劇的臆想。而朝會製度也是清朝官僚系統“勤政”的突出體現。

  早朝每日都要舉行。為了防止各部懶政,即使值日當天無事可奏,也必須前來以備諮詢及委辦事件。由於朝會時間較早,輪值官員必須在淩晨就起床準備,從家中趕往宮內,等候召見。以戶部侍郎、總理衙門大臣、海軍衙門大臣曾紀澤為例,早朝當日他需要4:15起床,5:30進入乾清門,6:00獲皇帝召見。此時,皇帝已閱讀完曾紀澤的奏摺,以便向他詢問相關事宜了。

  批閱奏摺,皇帝也需要經過系統的學習訓練並因循傳統。為了提高效率,皇帝往往將奏摺按輕重緩急程度分類,以“知道了”或“依議”、“留”或“留中”和“批答意見”幾種固定格式作答。“知道了”“依議”表明皇帝同意大臣議奏;“留”則是需要皇帝下發軍機處,由軍機大臣看後,“捧入請旨”;而“批答意見”則是皇帝親自動硃筆批示,直接交由軍機大臣辦理。

  由此,我們也可發現,清朝皇帝雖然乾綱獨斷,但很難剛愎自用,因為在製度設計上形成了一套幫助並限製皇帝處理問題的流程。同時,這套流程在面對晚清新政改革、從君主獨裁轉向君主立憲的轉變過程中,也並未產生太多的阻礙。

  從文書政務看戊戌變法的失敗

  “製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製度再完備,也始終留有因時而變的彈性空間。在清朝君臣之間,常常會為了各自的利益,運用製度進行博弈。戊戌維新的失敗正是與此有關。

  現在大部分史書都將其歸罪於慈禧太后的倒行逆施,不容許光緒、康有為等人改革祖宗法度,於是發動政變將光緒囚禁於瀛台。但細想之下,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戊戌變法,似乎並未真正得到大小官員的擁護。

  事實上,李文傑通過分析光緒早年練習硃批的奏摺發現,當時上到慈禧太后、下到王公大臣們,都已默許慈禧未來將還政於光緒。光緒本人也異常刻苦,從光緒習批的奏摺可以發現,他常能引經據典,對國事的評判也切中肯綮。就連慈禧都評價他“近來批閱章奏,論斷古今,亦能剖決是非,權衡允當”。

  那麼戊戌維新又為何會惹怒慈禧及眾人呢?這實際上與當時的製度變更有關。李文傑通過分析清代軍機章京的職責與選任發現,軍機章京主要負責“繕寫諭旨,記載檔案,查核奏議”。繕寫諭旨,即軍機大臣聽候皇帝述旨後,向軍機章京轉述,軍機章京立即擬旨;記載檔案,即將所有奏摺抄錄副本,進行歸類;查核奏議即若君主或皇帝需要某件奏摺,由軍機章京代為找出。此外,還有恭批安摺,也就是各大臣的請安摺。

  軍機章京雖然僅擔任類似於秘書的工作,但是由於他們“直接接觸奏摺,也掌握重大人事清單的呈遞與上繳,故能對國內重大政務瞭然於胸,成為中樞信息的彙聚之地,由此造就龐大的內外交際圈”。一般而言,成為軍機章京的官員,會得到三年一次的褒獎,從而陞官;此外,由於他們是天子近侍,成為很多地方督撫、道台孝敬的對象。面對巨大的權力和利益誘惑,官員們爭相想要成為軍機章京,即使它是兼任,不領俸祿,還要通過考試。

  但是在戊戌維新時,光緒頒發上諭,在未經考試和他人推薦情況下,直接任命了譚嗣同、楊瑞、劉光第、林旭等人為軍機章京。這不僅斷了別人通過考試想要成為軍機章京的財路,同時也違反了製度設計,從而遭到百官的反對,增加了譚嗣同等人的政治風險。

  由此可以理解,為何在慈禧發動政變、囚禁光緒、逮捕六君子之後,百官幾乎沒有人為他們鳴冤叫屈,因為光緒的不少做法本身已違反了長期以來的製度設計。

  此外,李文傑在這部書中也論及了晚清以來的種種改革,如丙午官製改革,關於建立議會、設立責任內閣的討論,以及召開禦前會議籌備立憲等。我們慣常的理解,晚清的政治改革,被認為是在諸多保守派的反對和王公貴族為了防止權力虛化的阻撓下而失敗的虛假改革。但李文傑通過對檔案研究,讓我們注意到了晚清改革中,設想的君主立憲體製在現實的政務運作中,不僅會遭到人為有意無意的扭曲,在與舊體製的接續與碰撞中,也會生出更新、甚至更多的麻煩和困擾。新舊體製交替之中,君主、禦前會議、內閣與議會之間權責的分配與歸屬,正是這一製度變革所遭遇的關鍵性難題之一。1910年,面對軍機處與自詡為議會的資政院之間權責的交鋒,而皇帝卻以“該部議奏”的舊時上諭的模式進行批示,並最終催生出1911年第一次責任內閣的成立,正集中體現了晚清改革中所面臨的微妙而複雜的困境。

  製度的變革需要一個連續性的過程。但此時,辛亥革命已經爆發,浩浩蕩蕩的革命大勢已經不願再給清王朝拖遝緩慢、半真半假的改革以更多試錯的時間。儘管作者在結論中正確地指出,“有形的、訴諸文字的製度,不可作虛文來看”,但政治運作的現實卻告訴我們,有形製度更多確定的是一種理念上的活動框架,當製度下的人在面對新的問題卻在這套框架內找不到解決的方案時,這套框架就必然要被突破,常常遭到批評譴責的“視同具文”四個字,有時正是製度變革的先聲。□宋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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