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
2021年01月20日20:21

原標題:提高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

我一直想寫一本供領導幹部和企業管理者閱讀的經濟學講義,於今回憶,萌生此念頭是在25年前。

當時我在中央黨校主講西方經濟學,有一次下課後學員告訴我,他們讀過不少經濟學教材,可由於原來是學理工,隔行如隔山,經濟學書籍不容易看得懂;還說聽我一堂課,勝讀十年書。這後一句無疑是恭維話,當不得真。不過這也點醒我,應該寫一本讓非專業讀者能夠讀懂的教科書。

領導幹部是一個特殊群體,或者參與經濟決策,或者主理一方經濟。這些年我行南走北到各地調研,時常聽到人們議論:某領導懂經濟,某領導不懂經濟。怎樣才算懂經濟呢?老百姓看的當然是實惠。如果我們的領導同誌為官一任不能造福一方,大家肯定認為你不懂經濟。而若讓我說,懂不懂經濟要看你是否掌握了基本經濟理論,能否按經濟規律辦事。

1997年,我投石問路,嚐試寫了一本《與官員談西方經濟學》,出版後大受讀者歡迎,一個月銷售了10萬冊。後來又寫了《與官員談經濟學名著》,也是一印再印。“與官員談”系列一共寫了8本,前後用了差不多10年時間。所幸的是,這8本書寫下來,不僅讓我瞭解了領導幹部的閱讀需求,也讓我找到了與他們討論經濟問題的交流方式,形成了自己的講課風格。

經濟學是經世致用之學。寫完“與官員談”系列後我意識到,領導幹部和企業管理者不僅需要懂得理論原理,更重要的是要學會怎樣運用經濟學理論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從2005年至2010年,我又用了5年時間寫《中國的難題》《中國的選擇》《中國的前景》。至此萬事俱備,正要開工動筆撰寫本書,校委卻安排我到教務部工作,後來崗位又幾經變動,忙忙碌碌,寫作計劃擱置了10 年。

不過這10年我並未停止做研究,2015年我再次對西方經濟學的疑點逐一甄別補正,次年出版了《經濟學反思》,2018年又出版了《經濟學分析》,其實這兩本書也都是為寫本書所做的準備。2020年3月,我卸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終於有時間可以完成這個醞釀已久的寫作計劃。年初以來,我閉門謝客,足不出戶,從早到晚地寫,國慶節前總算寫完了最後一章。

下面再簡單說說我這本書。首先,本書的結構體系肯定與現有教科書不同。我按照“三個假設、三個原理、三個方法”的框架,構造了一個新的結構體系。全書共20章,前10章主要講微觀經濟學原理,中間6章則是用微觀經濟學原理分析宏觀經濟問題,後4章主要介紹開放經濟理論。從微觀推導宏觀,目的是讓宏觀分析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避免宏觀與微觀脫節,成為“兩張皮”。

在講解方式上,本書也不同於現有的教材。我在前面說過,本書是供領導幹部和企業管理者閱讀的。根據這一定位,我儘量不用或少用數學,而是直面領導幹部的困惑,結合案例用經濟學原理作破案式分析。之所以選擇這種方式,就是想向讀者示範如何用經濟學解決實際問題。我在中央黨校任教近30年,與學員朝夕相處,知道他們的困惑所在,這是我寫這本書得天獨厚的優勢。

許多讀者反映經濟學教材不好懂,我想對此做一點解釋。國外經濟學教材是一種“集大成”的寫法,將亞當·斯密以來的各種理論彙集在一起,不僅內容龐雜,而且相互打架的地方也多。如薩伊定律說供給可以創造需求,而凱恩斯說供給不能創造需求;維克塞爾說利率是政策工具,而費雪說利率不是工具;馬歇爾說需求定律是基本規律,可同時又說存在例外;如此等等。非專業讀者當然會覺得不可思議、一頭霧水。

我在寫這本書時,一方面力求對經濟學原理作準確講解,另一方面重點指明每一理論原理成立的約束條件與適用範圍。在我看來,經濟學的許多理論貌似對立,而且有些觀點也的確是錯的;可大多數理論觀點不同,是由於它們各自的約束條件與適用範圍不同。要是明白了這一點,理解經濟學也許就不那麼難了。讀者可試著讀一下我這本書,看看能否幫上你。

這裏我想說的是:本書是為領導幹部和企業管理者寫的,同時也適合從事經濟工作的朋友閱讀。我不保證高等院校經濟學專業學生讀這本書後考試能得高分,但一定有助於你對經濟理論與經濟現象的理解。我自己是過來人,當年我求學時遇到的困惑,恐怕也是你今天的困惑。能為年輕學子釋疑解惑,於我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

《王東京經濟學講義》,王東京 著,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1月出版。

在前文中我說過,寫這本書是供領導幹部和企業管理者閱讀的,目的是要幫助大家提高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作為全書總結,我最後表達三層意思。

駕馭市場經濟:需要掌握經濟學基本原理

阿基米德曾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動地球。如果把經濟活動比作地球,經濟政策比作杠杆,那麼經濟理論就是那個撬動“地球”的支點。領導幹部和企業管理者天天與政策打交道,如果沒有掌握基本的經濟理論,難免會打亂仗,不僅事倍功半,很多時候還會弄巧成拙。

經濟學有一個資本收益遞減規律。其實,經濟政策的效應也是遞減的。經濟活動不像物理實驗,它的變數太多,幾乎無法控制。2008年以前,物價居高不下,治理通脹是主要任務。哪承想我們這邊“著陸”未穩,美國就爆發了次貸危機,接著是一場大地震。原來的經濟過熱,一下子變成了需求不足。問題變了,政策當然得跟著變。

任何一項政策都有生命週期。比如股市,政府放出一條利好的消息,當時也許會立竿見影,大盤猛漲,可假以時日便又會風平浪靜,說不定還會止漲反跌。政策還是原來的政策,可這一前一後,效果截然不同。

20世紀80年代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剛出台,社會反響強烈。只要上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就是自己的。這對農民來說無疑是天大的好事,農民生產熱情空前高漲,糧食產量連上台階。可沒幾年,這項政策就走到了拐點。現如今,我們要搞規模經營,如果不配上土地流轉政策,原來的家庭聯產承包反而就成了負面因素。

國家製定政策,算的是大賬,考慮的是整體利益。但政策到了基層,具體到一個地區或一個企業,都有自己的一本小賬。兩筆賬能算到一起固然好,但很多時候,可能會算不攏,這就難免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面對這種情況,政府就得適時調整政策。問題是政策要怎樣調整才能趨利除弊呢?學習基本經濟理論,肯定能助你一臂之力。

經濟政策要適時調整,那麼怎麼評價政策呢?一項政策好不好,有沒有效,當然要讓實踐說話。但單純由實踐判斷,難免會成“馬後炮”。好比一個人置身在沙漠中,沿哪個方向可以找到綠洲,哪個方向是死路一條,必須事先進行定奪,絕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隨便走下去,走對了是萬幸,可一旦搞錯了,等到實踐出了結果,自己也要埋屍黃沙了。若如此,代價豈不是太大了!

評價政策也是這樣。如果一項政策剛剛出台,效果還沒出來,或者需要在不同的決策之間做選擇,那麼怎樣才能多一點理性,少一些盲目呢?這就需要我們事先用經濟學理論邏輯進行分析評估。

掌握經濟學基本原理:應該去粗取精、去偽存真

經濟工作需要理論指導。可有人會說,如今經濟學學派林立,各種理論多如牛毛,對同一個問題,三個經濟學家可能給出四種答案,你讓我聽誰的?的確,今天的經濟學千頭萬緒,著實令人生畏。一不小心,你就可能迷失在這片叢林里。別說用它分析問題,就是弄清原委都很難,大有“老虎吃天,無處下口”的感覺。

不過,經濟學並不是“屠龍術”,如果我們善於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能把最本原的東西梳理出來,就會發現基本的、管用的理論其實並不多。我所講的基本的、管用的理論,是基於這樣兩個原則:第一,道理簡單,容易理解和掌握;第二,經得住實踐驗證,能得到普遍認同與接受。

經濟學今天已變得非常龐雜,但無論有多龐雜,若用上面兩個原則過濾一番,剩下的東西其實不過是兩掌之數。你可以隨意打開一本國外教科書,其中很多理論不僅未經實踐檢驗,而且理論之間也相互矛盾。就連美國經濟學家艾克納也承認,“經濟學的某些重要命題,還不能用事實證實”。1995年盧卡斯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時,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魏林說:“盧卡斯已經使直到20世紀70年代為止所發表的大部分經濟理論站不住腳。”

在我看來,經濟學最基本的理論,就是“三個假設”“三個原理”。這“三個假設”是:經濟人假設、資源稀缺假設和保護產權假設;與此對應,便是“三個原理”:利益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按要素貢獻分配原理。這六條理論簡單得令人吃驚,但卻是經濟學智慧的結晶。只要把握了它,也就具備了駕馭經濟工作的底氣。

運用上述假設和原理分析經濟問題,還需要借助“三個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均衡分析法以及帕累托標準。現代經濟學體系,就是根據“三個假設”“三個原理”“三個方法”構造起來的。從經濟人假設出發,根據利益最大化原理,運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就形成了廠商理論;從資源稀缺假設出發,根據供求原理,運用均衡分析法,就形成了價格理論;從保護產權假設出發,根據等價交換原理,運用帕累托標準,就形成了分配理論。

我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些假設、原理、方法,不僅適用於微觀經濟分析,也適用於宏觀經濟分析。宏觀經濟不過是微觀經濟的放大,也得服從基本的經濟規律。現在經濟學流派紛呈,學說五花八門,其實只是經濟學家在運用這些假定、原理、方法時,加進了不同的約束條件;或者是進行邏輯推理時,各人的功力不一樣,而基本的經濟理論則是萬變不離其宗。

運用經濟學原理:必須堅持人民立場

時下學界流行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學研究的是經濟規律,經濟學家不應該有立場。另一種更直白的說法是:經濟學應該像物理學、化學等自然科學一樣,只揭示客觀規律,不能加進學者個人的價值判斷。

價值判斷是人們價值觀的表達,說研究自然規律無須有價值判斷,我同意,可經濟學並非如此。要知道,經濟學畢竟不是自然科學,自然科學研究的是自然規律,經濟學研究的是人類經濟活動中的生產關係,研究生產關係怎麼可能沒有立場呢?

學界公認,經濟學的開山之作是威廉·配第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術》。算術者,統計計算也。由此看來,配第所說的“算術”,其實就是指經濟學。問題是配第為何要在“算術”之前加上“政治”二字呢?配第無非是想表明他的經濟學有立場。正因為此,馬克思稱威廉·配第為“政治經濟學之父”。

配第之後100多年,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風生水起,其間產生了兩位偉大的經濟學家:一位是亞當·斯密,另一位是大衛·李嘉圖。斯密1776年出版了《國富論》,李嘉圖1817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他們兩位大師皆是站在產業資本家的立場上抨擊地主階級,為工業革命與自由貿易鳴鑼開道。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來自斯密和李嘉圖,可立場卻不同於他們。馬克思顯然是站在勞動者一邊,運用勞動價值論分析賸餘價值的來源和勞動者受壓迫、受剝削的根源,並揭示了剝奪者必被剝奪的歷史規律。列寧說過:只有馬克思闡明了無產階級在整個資本主義製度中的真正地位。

到19世紀下半葉,經濟學進入了新古典時代。早期代表性著作主要有兩本:一本是法國學者瓦爾拉斯1874年出版的《純粹政治經濟學要義》,另一本是英國學者馬歇爾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瓦爾拉斯在“政治經濟學”前加上“純粹”二字,而馬歇爾將“政治經濟學”的“政治”二字省去,他們這樣做是有用意的。瓦爾拉斯曾說,目的是要抽像掉立場,建立起“一門如同力學和水力學一樣的科學”。

新古典經濟學真的沒有立場嗎?非也。無論是瓦爾拉斯還是馬歇爾,他們都有立場,而且都是要掩蓋階級對立。20 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後,西方經濟學走向分化。有人問:西方經濟學家若代表資本家階級利益,怎麼會有流派之爭?我的看法是,流派之爭只是主張之爭:凱恩斯主張國家干預,貨幣學派主張經濟自由。主張不同而立場卻相同,皆是為了資本主義長治久安。

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經濟學者都否認經濟學有立場。經濟學通常採用實證分析與規範分析。實證分析要回答“是什麼、為什麼”,而規範分析則以一定的價值判斷為標準,對經濟行為或政策的好壞進行評判。立場決定價值觀,一個經濟學者若沒有立場,就等於沒有價值標準;沒有價值標準,何以評判經濟行為或政策的好壞呢?

所以我們在運用經濟學理論解決現實問題時,一定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西方經濟理論是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我們可以借鑒那些反映市場運行一般規律的原理。但對涉及價值判斷的理論,必須對其立場進行甄別,如果不符合人民大眾的利益,不管那位經濟學家有多大的名氣,也不能照搬。

(作者王東京為經濟學博士、教授,曾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現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本文摘自《王東京經濟學講義》一書,澎湃新聞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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