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鋒與古典之間:《月落荒寺》的抒情傳統
2021年01月14日18:59

原標題:先鋒與古典之間:《月落荒寺》的抒情傳統

《月落荒寺》是格非寫作的一次折返。它轉向了古典、抒情的傳統。可以說,他是用浪漫主義風格寫就了現實主義的質感骨力。《月落荒寺》與《江南三部曲》《望春風》形成一種參差對照的美學。這次他並沒有在歷史敘述里深曲綿亙,而是在當下生活里,窺測真實和虛無人生的界限。格非自言,從《隱身衣》到《月落荒寺》,兩部作品形成了互文延展的外在關係,人物階層雖不同,卻有一個共通主題,那就是顯與隱,幻象與真實。生活有時不能靠感官來表象,它把真相藏於無形。

小說的線索是網狀勾聯的。格非擅於把眾多線頭既收又放,在看似恣意鋪陳的故事河網里,既有“支流”蔓延,又有“主河道”的聚合。主人公林宜生原本研究哲學,卻在一所理工大學負責兩門政治公共課教學,這就像一切“錯位生存”的開始。他在各種文化培訓講座里,順風順水,也疲於奔命,大大改善了物質生活,卻陷入妻子出軌、離婚出走、憂鬱失眠的困厄。他長年受到母親檢舉攻擊,又與兒子關繫緊張。這種混亂失序的生活本質,讓知識分子的表面光鮮成了浮沫。直到一個奇女子楚雲走進生活,在曖昧迷離的同居時光里,林宜生開始反思生存的真實性,與自我、他者相處的生存位置。有意味的是,我們可以覺察到楚雲在小說里的虛幻性。

格非賦予這個人物的理想托寓,甚至達到“神話虛構”的程度。小說里提及“下凡”和“召回”的隱喻,就是一個明證。在我看來,《月落荒寺》和《隱身衣》只是人物形象延展的關聯。真正深層的“潛文本”卻是《紅樓夢》。二者在情節、符號和隱喻的埋設,都構成一種雙關。宜生在午後入迷做夢,不知楚雲是真是幻,與寶玉在可卿臥房夢遊太虛如出一轍;楚雲為棄嬰(秦可卿亦是),被道士起名,還有一句判詞:“楚雲易散,覆水難收”。這不也是化用金陵十二支曲的手筆?小說閃現遁去,進行預言的猥瑣道士,又像《紅樓夢》里跛足道人的變體。

楚雲的才美雙絕,與宜生的現實朋友們始終“有隔”。這從她與宜生眾友品茗,始終不碰一口,可見一斑。即使格非在寫宜生與楚雲的肉體關係,也是高度藝術化的:性,源於詩詞俳句的“共情”,來自帕斯卡爾的“概率”。宜生把獲得楚雲的瞬間,視為“天賜幸運”。以至於,作家並沒解釋兩人情感的邏輯,就用一種瞬間永恒的偶然愛情,造出了禪宗境界。讓人驚異的是,格非親手自毀了這種唯美主義,用殘忍的痛感和恥感,充盈一種受虐的烈性刺激。他對楚雲被黑社會複仇劫持後,遭受蹂躪,淩辱毀容的描寫,過於真實,也令人不適。這讓人想起鬱達夫,《迷羊》《她是一個弱女子》,一邊是感物吟懷的詩意,另一面就是痛苦慘烈的恥辱。那種自尊毀滅,無法自視的折磨,就像《春琴抄》里的幻滅。

在我看來,格非延續了古典小說里才子佳人的美感理想,也有民國以來“名士風流”的小說作派。他用林宜生的朋友圈(四對夫婦)收納“取樣”了政界、商界、藝術圈的人情世相。楚雲的身世之謎又牽引出“輝哥”的“地下江湖”。精於《金瓶梅》研究的格非,顯然借鑒了這種透鏡衍射社會階層的寫法。我們也發現小說揭示“生活方式”“生存狀態”與“精神危機”的所有努力。作品處處充溢精緻品味、精英格調,故事在會所、茶社、別墅、山莊等場所遊移。這個朋友圈討論著音樂、藝術、品茗、書法、佛經和藏品,卻掩不住精神的荒頹、空虛和衰弱。

周德坤以藝術家,策展人的名頭暴富,玩起收藏。陳渺兒愛狗如命,對狗的關懷遠勝對人的尊重。李紹基官場失意,心灰意懶,玩物喪誌。趙蓉蓉投資房產,與周德坤長期偷情。林宜生靠知識販賣,“學術生意”經營生活。格非寫出了知識分子的多情敏感,反面也誘發行為失檢,價值錯亂。那種在優雅設計下的“假裝”生活,耽溺於享樂奢侈中,在懷疑、焦慮,恐懼與虛無里,不能自拔。從這個層面看,“月落荒寺”就不止是德彪西《意象集2》的曲名,不止是林宜生和趙蓉蓉山中出軌的場景,也不僅是圓明園音樂會里的一個意象。它有價值淪陷的深層指涉――那“白月光”最後是陷落到“荒頹”中的。

當作家把“月落荒寺”的三種功能(情節、場景和意象)統一起來時,一種令人醉心迷惑的神秘主義出現了。它就像音樂里的主題重現、變奏,多聲部的對話,讓體量輕盈的作品,也有繁複和精微。格非是如何做到這一切的?答案是:混沌的造境、情緒的瀰漫,借助音樂結構,迴環往複,回章複遝。我們發現了小說里的斷章與接續,如對第1章開篇“差異化的複寫”,既有“補述”“閃回”又有對懸疑的“釋惑”。格非動用他深厚的音樂和電影修養,就像一個高妙的剪輯師把故事和意義的“浮島”,組成意義藏隱的“島鏈”。

看完作品,我們不禁思忖:格非是否完全褪去了“先鋒”,變得一副優雅的老派?這可能是種錯覺,格非完成了關於先鋒的“調試”,這是作品精湛的地方。它是一個近乎中和的藝術品,把先鋒和古典,現代性和敘事性彌合起來,卻渾然無隙,優雅從容,沒有刻意。以至於,我會產生直覺:格非是否有融合各種類型文學,打通雅俗的嚐試?輝哥的故事是江湖的,是知識分子陌生的異托邦,它有懸疑和罪案小說的外殼。兒子伯遠的校園戀情青澀純美,就像青春文學的底色。恰是這種笨拙的少年情感,和宜生的兩性關係形成穿插的“反諷對照”。成人世界缺乏的“慎獨”,反而在伯遠的克製里,得到彰顯。伯遠的純真世界,是對知識分子啟蒙優越感的一次反撥。換言之,兒子的情感態度,無聲勸誡了父母。

更難得的是,格非在故事層,藝術層之外,充滿哲學意識,價值倫理的探尋關切。何為真正的生活,成了核心命題。正如小說里宜生的解釋:“因為生活從來都有兩種。一種是自動化的、被話語或幻覺所改造的、安全的生活,另一種則是‘真正的生活’,而文學所要面對的正是後者。”在小說尾聲的音樂會里,“月落荒寺”成了一種“藝境”,實現對眾人的“靈魂淨化”。“存在是我們的職責,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在他看來,這個被音樂提純的瞬間,所呈現的正是存在的奧秘:一種無差別的自由、安寧和歡愉。眼前這些素不相識的人,眉宇之間儼然透著寂然忘世的專注與恬靜,且充滿善意”。

(文章首發於《解放日報》)

作者:俞耕耘,文藝評論人,專欄作者,現居西安。微信公眾號:書語云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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