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中學畢業的我,採訪了3位校長
2021年01月06日04:52

原標題:衡水中學畢業的我,採訪了3位校長

    張桂梅看學生跳課間操 王倩/攝
張桂梅看學生跳課間操 王倩/攝

羅湘雲帶老師去鍾芳蓉家賀喜 受訪者供圖

2017年9月5日,貴州劍河,久甲小學的師生在換上新課桌的教室里上課。視覺中國供圖

張桂梅家訪 尹海月/攝

2020年下半年,我採訪了3位校長:將1804名女孩送出大山的雲南華坪女子高級中學校長張桂梅、去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支教的杭州校長陳立群,還有把8個留守學生送到清北的校長羅湘雲。

我畢業於衡水中學。第一次得知我畢業於此時,同事們露出我彷彿來自“地獄般學校”的驚訝表情,拋來一個個問題:你們吃飯只花幾分鐘嗎?你們跑操就像軍訓一樣嗎?你們真的緊張到沒時間上廁所嗎?

看,衡水中學四個字總能引來強烈的好奇。每當這時,我都會說,還好,沒那麼誇張。但其實,談到母校對我的影響時,我多數時候是模糊、不自知的。

在母校,我曾接受過殘酷的“集體主義精神教育”——沒錯,我稱之為殘酷。我曾因跑早操摔倒影響班級隊形被班主任罵到哭,因在嚴抓衛生期間掉落一張紙被要求回家反省一週,因成績退步被叫家長。

後來,我考進一所985大學。在一所一年能有200多人考上清北、一本上線率高達90%的學校,這不太值得祝賀,但於我而言也算不錯的起點。

我的同事說,在我身上看到了高中賦予我的抗壓能力。畢業後,我常思考一個問題:我的高中經曆究竟在我身上留下了什麼痕跡。

2020年,採訪那些校長時,我有一份私心:這些心懷教育理想的校長如何看待“衡水模式”?

採訪張桂梅校長,我在華坪女子高中看到“衡水模式”的影子。女生被要求剪短髮,每天睡眠5小時,吃飯時間10分鐘。我站在食堂門口,看著她們跑進食堂,一言不發吃飯,又跑回教室,放佛看到了高中時的自己。

張校長很認可“衡水模式”,這令我很驚訝。在衡水中學,除了學習,學生什麼都不用做,學校食堂常年備有麵包、水果、酸奶,教室、宿舍都有空調,為了不讓我們學習分心,學校有專門人員管紀律,一旦你做了跟學習無關的事,比如吃零食、遲到、在宿舍不睡覺,你的名字就會出現在一張記錄班級表現分數的表格里。

這些,張校長都很瞭解。她曾效仿衡中的方式管理女高,發現女高不具備這麼多人力、財力——作為全國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學校的教師工資由縣財政分發,其餘的錢都要靠她化緣。相比衡水中學的學生,女高學生基礎差,她能做的,除了督促老師增進教學水平,只有讓學生打時間仗。

這裏的學生每天比我們高中時少睡2個半小時。很多人覺得張校長無情,我能理解她,對那些連學都上不起的山裡女孩來說,高考是唯一的機會。

後來,我陪張桂梅去一個女生家裡家訪,破舊的土房子裡,唯一的家電冰箱蓋著蜘蛛網,被子髒得泛著油光,灶台很久沒開火了。女孩的媽媽改嫁,爸爸酗酒。女孩中考失利,本沒有機會再讀高中,她在村里打印了建檔立卡貧困戶的證明,冒著雨來敲女高的大門。張桂梅收留了她。

這樣的學生,張桂梅見過太多。她太想把這些女孩送出大山。為了節約時間,女高學生去縣里看病不需要排隊,有醫生說孩子們壓力太大,該多點時間吃飯,張校長讓醫生閉嘴。她說,“只要不傷害她們,對她們有意義,我不管,就這麼幹。”

如果沒有張桂梅,黃付燕或許還留在山裡。她讀女高時,爸爸在工地上做臨時工,媽媽在家種地,哥哥患上淋巴惡性腫瘤。為了慳錢,她在學校不吃晚飯。

後來,張桂梅去她家對她爸爸說,你家女生的生活費以後你們不用拿了,我們學校想辦法。2011年,黃付燕考上內蒙古師範大學,畢業後去上海賣收藏品、先後在兩家公司上班,後來,她又隨丈夫去貴州,結婚生子。2018年,她帶著丈夫和孩子去見張桂梅,想給學校捐款,張桂梅拒絕了。

當時,黃付燕還沒找到工作,她感覺到張桂梅有些生氣,“好不容易讀個大學出來,就在家裡當個家庭主婦。”當時,張桂梅讓她回去再努力,有需要時候再聯繫。

這件事後來在網上引起爭議。有人說,張桂梅歧視全職太太。張桂梅對媒體回應,反對學生當全職太太是怕她們被丈夫拋棄,“一旦兩人沒有共同語言,你當全職太太會最先被淘汰,磨來磨去,原來水準都沒有了”。

張桂梅知道,自己的學生承擔不起這樣的風險,她們沒有退路。黃付燕也公開回應,稱校長“話醜理不醜”。2019年,她考上貴州一所小學的特崗教師,她說是女高改變了她的命運。

我在之前的報導中寫了女高不夠完美的一面,比如,為了讓學生充分利用時間學習,張校長如何把控菜品的溫度,讓學生在5分鐘內吃完午餐,學校也沒有開設性教育課程,這些都引起一些爭論。但在我看來,這已是張桂梅能做到的最好結果,正如一位讀者所說,“有限的條件內,只能對目標做減法”。

要高分還是要全面發展,這可能是考驗很多校長的一個問題。我後來採訪了正源中學的校長羅湘雲。羅校長坦承,學校追求分數,學校從2018年開始派尖子生去衡水中學學習,按照衡水中學課程表調整課程計劃,也用衡水中學的試卷,他認為國家既然是高考的選拔製度,就要努力讓孩子出人頭地,“教育本來不應該這麼做,但你又沒有更好的辦法。”

正源中學留守學生人數過半,2012年至2020年,學校有13名學生考入清華北大,其中8名是留守家庭的孩子。這是一個很不錯的成績,我採訪後知道了學校成績傲人的密碼——這裏的學生初二就讀完初中的所有課程,隨後進入準高一,用4年時間備戰高考。

在我看來,這仍然是向分數看齊的教育模式,學生的素質培養都指向為高考服務。相比我的高中,這裏的高中氛圍輕鬆許多。學生們不用穿校服,紀律沒有那麼嚴苛,休息時間也比我們多,但他們仍以考高分為主要目標。

這自然是有效的。該校多位清北畢業生告訴我,如果不是學校的“2+4模式”,自己很可能只能考上一本。

但當他們進入更高一層的世界,發現封閉單一的高中生活也因此限製了他們。正源中學一個去年考入北大的女孩告訴我,因為高中很少上實驗課,在北大她連顯微鏡也不會用,她去問老師怎麼調焦,老師匆匆幫她調好,讓她直接觀察微生物。她還是不會,又問同學,同學說,我已經觀察好了,你直接來我這看。

看老師不停回答同學“高深的問題”,她不好意思再開口。“我到現在都不會用,太難過了。”

我知道,未來他們可能需要很長時間彌補差距,建立自信,完善自我。但能因此判定他們所接受的學校教育——那種以分數為導向的教育模式是不對的嗎?

我問過張桂梅這個問題,嚴苛的學習環境會不會讓學生變得封閉、狹隘。她說,隨著學生考入大學,這些會慢慢改變。我認同她的觀點,對一個毫無資源和背景的農村娃而言,考大學更緊迫,這決定了未來的起跑點有多高。

採訪過兩位校長後,我更加理解了那些山裡的孩子、留守孩子沒有什麼能爭的,只能爭高考。直到我採訪第三位校長陳立群, 他不認同一味追求分數的教育模式。

陳立群曾在杭州學軍中學任校長,2016年,他被邀請到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任台江民族中學校長,4年時間,他讓這所學校從全州墊底的本科10%上線率增至79%。

他不讚同為了分數過度剝奪學生時間的做法,認為這種模式培養的人與“45天速成雞”無異,只講究效率,不注重個性。在陳校長看來,教育者應該先把學生當人,愛這個“人”本身,不論學生品行優劣、成績好差、家境富貧。其次把學生當孩子,不要試圖控制他們。最後再把他們當學生看,他說,教育應該是“奧運會”,各展所長,各顯其才。

在台江民族中學,女生不用剪短髮,學生每天早、中、晚都有1小時活動時間,還有很多社團活動。一天中午,我站在教學樓前,看到學生們慢悠悠往教室走,毫無緊張的氛圍。

陳校長認為,要提高一所學校的升學率,根本要提升教學質量,提高每一堂課的思維含量。

台江民族中學成績的提高證明了他方法的有效。但這並不能說服我,我認為陳校長之所以能在分數面前保持理智,源於這裏沒有能執行“衡水模式”的人——西部辦學面臨的很大困難是缺錢,有小學連電費也交不起,小學校長只能拿自己的工資墊付,在這樣的條件下,校長們一門心思想著籌錢,保證學校水、電正常運轉,工資如期發放。

陳校長是個特例。作為被特邀來支教的校長,他有能力、有資源,可以在此施展自己的教育理念。我問他,假如他在河北任校長,面對升學率的競爭,還能奉行“以人為本”理念嗎?

他說自己依然不會走“衡水模式”,哪怕成績差一點。他認為只考慮學生“走得出”、只顧當下“一陣子”的教育就是應試教育,真正的教育應考慮學生長遠的“一輩子”,教育的終極目標是人的社會化。

我跟隨他去家訪,一位今年的畢業生住在山裡,我們驅車1個小時,又步行近半個小時,攀上一層比一層高的台階抵達他海拔近1000米的家,家門口外幾米就是幽深的山穀。高考前不久,男生家門口的地面出現了裂縫,陳校長拿出1萬元讓男生修繕地面。男生的母親早逝,父親外出打工,家中還有兩個上學的弟弟。

為了供養兩個弟弟,他一邊打假期工,一邊讀書。今年高考成績只能報考大專院校,他猶豫繼續讀書還是打工賺錢,陳校長沒有替他作選擇,只說,要盡好大哥的職責,幫助兩個弟弟好好讀書,哪怕有一天弟弟們都讀出去,沒有回報他。男生點了點頭。

我聽後很感動。多年以後,弟弟們讀書有成,若真的離開他,他應該也會很寬慰,有人教過他付出不要強求回報的道理。

後來,我們又去一位女生家裡,那天下著大雨。女生家也是單親家庭,父親外出打工,她和弟弟兩人在家。進屋後,我們發現讀初中的弟弟正在唸書,一面牆貼滿了弟弟的獎狀,陳校長本是來給考上大學的女生送紅包的,告訴她大學費用會有愛心人士捐助,不用為此發愁。臨走前,他又獎勵女生的弟弟500元,鼓勵他好好讀書,並為這個沒有雨傘的家庭留了一把傘。

這個一直沉默的女孩在我們上車前,送給陳校長一個擁抱,哽嚥著說了一句:“謝謝校長”。

和陳校長交流近10天,我多了一些思考:高考是很重要,一切向分數看齊的教育模式就是對的嗎?因為分數重要,教育者就能以此為藉口,忽視學生的內心感受和自尊嗎?如果拒絕這種教育模式,那些底層成長的孩子還有翻盤的機會嗎?還有折中可行的教育模式嗎?什麼才是真正的教育?

我沒有找到答案。

2019年夏天,我回了一次衡水,發現升學競爭已從高中延伸到初中,甚至小學。

一位來自邢台的家長告訴我,2017年,得知只有在衡水本地滿4年學習經曆,才有資格考衡水中學公費生後,她將上六年級的女兒轉入衡水一所小學,學費一年1.4萬元。之後,女兒順利考入衡水五中,在衡水五中初一部,有7000多名學生,共140個班,她聽班主任說,只有前600名學生有機會進入衡水中學。

但計劃趕不上變化,2019年,衡水本地滿4年學習經曆被要求增加到5年。她算了筆賬,如果孩子考上衡水中學,加上學費、生活費,高中至少需要每年5萬元的教育支出。她感歎,現在就要咬緊牙關掙錢。

我的侄女也在衡水讀書,春節期間看到她因為成績退步悶悶不樂,我不知道應該勸她不要太在意分數,還是打起精神繼續努力。

我曾跟一位衡水中學的老師講過,高中的學習經曆很多時候並不令我愉快,唯分數、唯集體的理念讓我感受不到自我的存在。我的老師說,你不要只想學校讓你失去了什麼,可以想想它帶給了你什麼。

後來我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至今,我也說不清,衡水中學於我的具體意義。在找到答案之前,我打算對我接受的教育保持善意的懷疑,從未來的採訪中去進一步尋找答案。

尹海月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1年01月06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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