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我們走西口:蓋過髒被子,睡過有虱子的炕
2021年01月02日17:57

原標題:年輕時,我們走西口:蓋過髒被子,睡過有虱子的炕

《年輕時,我們走西口》

蔣韻

在我的小說《行走的年代》中,我讓男女主人公——一對20世紀80年代的“文青”,在前人“走西口”的路上,完成了他們的生死之戀。這樣寫,我其實是忐忑的,我不知道今天的人們,特別是今天的年輕人,還會有誰,對那一段歷史,對那一段路程,關心或者感到有意思。

《行走的年代》,蔣韻

說來,有關行走的文字,其實是很熱的,甚至是越來越熱。只不過,作為小資和文青的標誌,這行走的坐標,一般是:拉薩、墨脫、尼泊爾、恒河、紅海、金字塔、阿拉伯神話的發源地或者柬埔寨等等。而我的主人公們頂著塞外沙塵徒步穿越的黃土高原,那貌不驚人的樸素的大風景,還沒有被這個時代“符號化”。

讓我意外的是,讀過這篇小說的人,特別是年輕人,其中就有我的女兒,卻對我這樣說,這本書里他們最喜歡的,就是男女主人公在塞外,在殘破冷峻的古長城和烽火台,在通往類似秘史的西口之路上,所經曆的那一切……

作家蔣韻和女兒笛安

20世紀80年代中葉,在“尋根”的文學熱中,我和丈夫李銳一起,曾有過一次“走西口”的體驗。那時,“晉商”這個詞彙,還遠不是一個熱詞,晉商的歷史,也還在中國的各種“正史”之外,沉睡著,沉寂著。而我們對“走西口”的認識,也只不過是停留在民歌《走西口》那樣一種被定義的層面上。

在我們行走的過程中,有一些體驗,有很多的困惑,聽了形形色色走口外的故事,也有一點發現。這些東西,後來曾多次出現在我的小說中,至今,我認為,那短短一段行程,那漫天風沙,那烽火台與古長城永恒的廢墟,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跡。

這也是我想把當年的筆記,整理如下的原因。

希望它能傳達出我所尊敬、熱愛和想念的那個時代真實的氣息。也慶幸我自己能夠在年輕時,可以用這種方式,對我腳下的大地致敬。

(以下選摘日記均由蔣韻寫於1985年)

4月25日 星期四 晴

早晨,李銳帶我去後山平梁,有雲。碰上李鳳龍老漢挑水澆蘿蔔秧。看見了烽火台,遠處的和近處的,默默眺望了許久。想用照相機拍照,突然放棄了,因為我知道拍不出我心裡的那種感受,拍不出我對它們的敬意,以及,類似秘史一般的奇怪的隱衷。

黃土高原在這裏具有獨特的風貌:斷層、水土的衝刷流失、這個季節的寸草不生,使沉厚的黃土看上去就像凝固的時間洪流,有一種沉默的不可撼動的大神秘和大尊嚴。在它面前,總覺得任何語言都來得太輕佻。直覺它喜歡沉默的生命,不喜歡人。

上午和一個叫戎振武的老人聊天。朋友東黎說過,村人的學名總不及小名來得喧鬧生動,看來是這樣,但我們初來乍到,怎好意思打聽人家的乳名?戎振武老人今年七十六歲,五十多年前走過西口,如今說起來,亦很淒傷。當年他離開家鄉出口外時,已娶妻生子,人走了,許多年女人帶著孩子苦熬苦做。他爹看不下去,對他外父(嶽父)說,讓你女子再找個人家吧,他去了口外,誰知道甚時能回來?外父回答,甚時看見他的骨頭,我甚時再給閨女另尋人家。

他真回來了,掙回八塊大洋。

和他結伴出口外的是個叫李二爸的後生。兩人一路討吃回家,走哪兒宿哪兒,荒村、破廟、大路邊;兩人替換著,你看行李,我去討吃的,就這麼相幫搭伴回到了故鄉。

李二爸的女人,是討吃討到這村里的。逢人問,誰肯收留我?李二爸光棍一條,就收留了這女人,兩人活成了一家子。只可惜這女人一輩子不開懷。

這裏的人說起女人,有一個最堅定的標準。村里有一個放羊老漢,因為窮,四十歲上討了一個沒眼的女人,人們說,“這女人沒眼,可一氣養下四個兒子。”讓人感到,生育的本能有一種理直氣壯的神聖——是這沉默酷烈的土地的準則。

中午去一戶高姓人家坐了坐。這高姓雖說是“原占”,如今卻是這村里的小姓,只有兄弟三人在村里立著。這老漢看著十分面善,一笑,叫人覺得可信賴而且謙恭。或許是因為小姓而勢單力薄,處處要賠小心的緣故?這家大女兒離婚四年了,生養了兩個兒子,大的留在了婆家,小的自己帶著。我們一邊說話,她一邊給兒子用篦子篦虱子。人生得很白淨。

一家人都在工地上幹活,大兒子開小四輪拉沙,老漢用小毛驢拉沙,老伴則砸石頭,震得滿手都是血口子。而離婚的女兒卻在家做飯,當媽的說,女兒眼疼。

4月26日 星期五 晴 風

二十二里路,走了三個小時。風極大,一直上山。徒步走完在山西境內的路程,是我倆的共同決定。也許我們想用這種方式表達我們對這片土地、對“走西口”這段歷史以及前人的敬意,也許什麼都不為,就是想行走——那是生命盛年的需要。

越走,黃土高原越顯得荒涼,大路上幾乎沒有人煙。這裏老百姓有句口頭話,“地賴”“土瘦”,所以才往口外去討生路。有些小小的林子,光禿禿的,長不成材。有些地方幾乎要沙漠化了,地名上也多有反映,有條幹涸的河,就叫“大沙溝”。河川里風大得能把人掀倒。途經一個叫“店梁”的村莊,晚上就在擔子山借宿。

運氣不錯,找村支書,支書下地不在,支書的侄子把我們領到了自己家。這家的老人叫“芒女子”,芒種生的,人又熱情又爽快。十三歲(民國十八年)遭天年,讓自己的姑父把她從口外托克托縣領進口內,照傳統“卷席筒”的方式賣給了人家做童養媳。她一生生養了七個孩子,四男三女,老漢十一年前去世了。

這位老人是個苦命的老人。但說起往事,說起一輩子的苦辣酸辛,也就那麼短短幾句,還很淡然、爽利,像說別人的事。

支書下地回來,我們便來到了支書家。支書姓陶,五十歲了,是個精明人,見過世面,早年間在和林格爾唸書,當了十幾年支書,後來又在公社機修廠當廠長,包產到戶後,回村種地,去年又被選為支書。他家院子裡拴著大犍牛和騾子,窯里貼著閨女在學校的獎狀。他說他有五個孩子,最大的心願就是要供孩子唸書上學。家裡確實沒見什麼好擺設和值錢的物件。

這村有二十個姓氏,姓付的是大姓,有四十多戶。但勢力最大的是趙姓人家。不過土改後,趙姓人家就衰敗了。村里原來有廟:老爺廟(關帝廟)、龍王廟、奶奶廟、財神廟,還有一個特殊的廟,叫古紅眼廟(?),名字記不準,聽不清也弄不明白,但知道供的是一個特殊人物。傳說,有一天,這個不知名姓的人問自己的娘,這世界就這樣?娘回答說,就這樣。於是他就不想活了,生生餓死了自己。死後,人們就給他修了一座廟。這座廟的來曆讓我很驚詫,聽上去這一點也不像中國式的哲學,倒像是發生在印度的故事。這確實是一個有意思的人物,更是一座有意思的廟宇。只不過這廟早毀了,但即使現在,村里歿了人,亡了人,人們還是要到“紅眼廟”里燒張紙。

附近還有座兒女山,傳說,誰想要孩子,便從溝裡揀一塊石頭放在那裡,天長日久,那裡便堆起一座山來。

晚上宿在老陶家裡。出來解手,看見了在城里永遠看不到的星星和月亮,那麼亮,那麼清晰,那麼冷和美。

這裏的女人、媳婦對我說,看你們穿的這艱苦衣裳!——她們叫牛仔褲是“艱苦衣裳”。

4月28日 星期日 晴

早飯吃蓧面窩窩(又叫栲栳栳,至今我也不知道這種食物的正確寫法),麻油調和。支書的女人送我們去一戶趙姓人家,順路進去給芒女子張大娘照了相,也給她的外甥媳婦和支書女人各照一張。張大娘還特地換了乾淨的衣裳。

這趙姓人家的主人叫趙世富,1947年,他報名參加了武工隊,到內蒙古清水河韭菜莊打頑固,即同傅作義的部隊打仗,也就是小股的騷擾。傅作義部隊驍勇善戰,且冷酷嚴烈,凡收留八路者,全家活埋。所以武工隊在那裡紮不下根。趙世富幹了三年武工隊,用他的話說,背了三年炒麵袋袋,在崖下跌傷了胳膊,只好轉到地方上干行政工作,當過副區長,也在縣郵電局幹過。現在離休在家,開了一爿“留人小店”。院里住著從原平來的受苦人,都在採石場幹活。

上午從擔子山啟程時已有九點多了。行至交界,遇一年輕農人趕著兩頭毛驢迎面走來。毛驢各馱兩個紅花條編成的籮筐,緩緩從樑上下來,有一種天長地久的從容。搶拍了一個鏡頭,被溝底下的人看見了,便在溝下喊:“照相的!照相的!下來給照張相!”我倆笑了,急忙走下去,走進一家莊戶院,一條極凶的大黑狗,狂吠著,被一小女孩用手蒙了眼。院子裡,攤了一地的蓧麥在曬,曬出了糧食的香氣。我們進屋,有個年輕女人抱著孩子在炕上,正是剛才招呼我們的人。“照相?”我們問。那女人便很精明地打量我們說:“先看看你們的相,好了才照呢!”又問:“多少錢一張?”我說:“不要錢,拿故事換。”女人茫然不解。我們笑了,解釋半天,女人雖然聽不明白,但還是讓我們給那小孩子拍了照片,就坐在院心晾曬的蓧麥上面。女人的眼睛里,始終有著對我們的猶疑和猜測。

後來我們問,這村里可有人出過口?一個年輕後生便把我們領到了一戶人家,只有夫妻二人,女人病在炕上,已有七八個月的身孕,河北人。男人叫張旭,屬馬的,和我同歲,剛從口外歸來。原來張旭是個赤腳醫生,1977年才出口,到內蒙古巴蒙地區五原縣海子堰公社落戶。當年因為出身有問題,高中畢業後,他開始自學中醫,學針灸,卻一直領不到行醫執照。無奈之下,一衝動,出了口。後來把全家人都遷了出去,在口外考了執照。這是“走西口”的新故事了。新時代的走西口。這個“口外”啊,它真是擁有無所不包的寬闊的襟懷……

張旭的父親,用張自己的話說,是個地痞。嗜賭,十三歲便學會賭錢押寶,家裡原有二十多坰地,全讓他賣光了。還不清賭債,讓人砸了鍋,臉上掛不住,跑到太原當了閻錫山的兵,竟混了個連長。臨解放前,一看大勢要壞,衣裳一扯,名一除,謊說病了,洗手不幹離了部隊。後來娶了個交城女人,在外父家住了一年,住不下去,跑回原籍。至今還愛擺他連長的譜,和孩子們處不好關係。

從交界出來,在西水界一家小飯館吃午飯,然後經大路莊、半坡東、大盤村、小盤村、三里莊,到平魯老城。一口氣行四十多里,頂著塞外大風。這路是條小路,人煙極其稀少,爬坡過溝,常疑心走錯了路。怪不得民歌里要唱“走路你走大路,且莫要走小路”,風大得使人背氣,常常站不穩。這樣飛沙走石的大風天,沒有急事,誰會上路呢?

這裏的山顯得高峻了,山上也裸露出了石頭,已不是純粹的黃土。從大盤村附近走進一條溝,一直通向平魯老城。溝裡有一處山坡,居然覆蓋著一層灰黃透綠的草皮,從中滲出細細一條綠汪汪的溪水,與四周乾旱、枯黃的山坡迥異。坐下來歇歇腳,看著那草坡、那水,突然眼睛就濕了,心裡有一種感動的疼痛。覺得那水,像是從神秘的混沌處流來的生命之泉。

溝裡有了響動,原來是馱水的農人,趕著小毛驢,驢身上馱著大木桶,說是從三里莊馱回水來。一問,他們是三百戶村人,馱一次水,要這樣走五里路。

到平魯老城時已經快下午六點了。這條溝一直通到平魯外城城門。找到公社,住下。這裏的一個副書記姓邊,農學院七七級學生,戴眼鏡,小個子,眼睛鼓鼓的,大大的眼白。還有一群年輕人,是一群文學青年,知道我們,對我倆非常熱情,晚上就在我們下榻的窯洞里聊天,一直聊到很晚。

風太大了。據說,在平魯這風也算是大的,半夜裡,公社的一個煙囪被颳倒了。這裏有一句民諺,“春風號破琉璃瓦”,原來這是真實的描述而非形容。加上今年天旱,所以風便格外大些。這裏的老人罵年輕人,說,看你們連白面吃著都不香了,非叫你們遭天年不可。

果然今年就旱了。人們說,該唱台戲了。一動響器,天才會下雨。

今天一早,和這裏的石書記還有小徐上街,碰見一個老漢叫楊二仁,原來是教書先生,我們聊起來。老人是個五保戶,今年已經七十五歲,個頭小小的,拄拐棍,看上去挺精神,正要到北街外甥家裡去。我們就一路跟他來到外甥家,閑談一上午。楊老人是個鄉村小知識分子,在私塾里唸過百家姓、千字文,讀過《論語》《孟子》等,也上過縣里的高小,是個有性格亦有意思的人物。他給我們講了平魯城、北固山,也講了他自己的故事:初解放時,他在七區掃盲,後來就留在那裡教小學,但因為家裡的幾坰地沒人種,就回家種地了,用他的話說,“沒領上細糧本本”。老人因為喜歡作詩,在“文革”時因詩獲罪,被打成了反革命,讓人捆起批鬥。他的詩聽上去就像大白話,你可以說有“元白遺風”,當然更像是打油詩,比如:“墊圈逢酷暑,汗流滿頭珠。勞動一整年,負債糧虧口。到頭無所得,腹氣脹如鼓。”諸如此類。

他“直抒胸臆”的癖好至今不改,前些日子因為領來的新棉衣不合心意,於是賦詩一首:“當賜五保縫衣寬,官僚幹部無人管。巧碰裁縫叫楊蠻,偷工減料把汙貪。又薄又窄捆綁身,雖然供給心不歡。”

這位老人,讓我想起了同樣愛寫詩的我朋友的父親……

4月30日 星期二 晴

昨日一早出城,小徐送我倆出東門。有太陽,但天是黃濛濛的,下午要起大風。好在我們是朝東北方向走,順風順水。走出很遠回頭眺望,和平魯城默默道別。

中午在一個叫花家寺的村莊吃飯。這裏已是右玉縣境了。風已經大起來,村里管事的將飯派到了一戶李姓人家裡。這家主人叫李先成,七十一歲,但看上去比真年紀要年輕。他早年出過口,和村里一個後生搭伴,出七墩,到過和林、呼市、武川,給人叼工(打工)。最後在武川縣給人拔麥子時,叫傅作義的部隊給抓了兵。當時是半夜,他正睡覺,村里人欺他是外鄉人,叫軍隊上的人一繩子捆了他。他在傅作義的部隊里當騎兵,南征北戰,到過河北、甘肅、寧夏,後來隨部隊起義。解放軍圍城時,他正在北平,駐防在西直門一帶。起義後,又當了三年解放軍,最後從西北轉業回家,娶了一個寡婦。那時他已經三十八歲了。寡婦女人帶來兩個孩子,又和他一氣生下五個,如今亦是兒孫滿堂了。

這家女人比丈夫小十歲,頭一個男人早早死了,也是長她十歲。當初成親那年,她虛歲十四,便做了二十四歲男人的媳婦,生兒育女,當起女人來。我問她要了多少聘禮,她笑得很淡,說,唉,忘了,那時候便宜呀!

初來乍到,萍水相逢,有很多事是不好深問的。這一路遇到了不少人,談起往事、經曆,都不過是短短三言兩語。備嚐艱辛的一生,就像一股淡淡的水,遠遠流走了,無風、無浪、無聲、無息。而我們又沒有採訪的經驗,更沒有訣竅,反而覺得自己這樣驚擾人家是對所有傷痛的不尊重。我知道那些我們捕捉不到的、流逝的東西是珍貴的,但,它們有權利選擇沉默遠去。

那我們來做什麼?

午飯吃的蓧面窩窩和搓魚魚,很好吃。調和很香。顯然這家女人是過日子的好手。飯後給人家飯錢,死活不收,無奈,我們給盛情的老人家照了一張相。

這家的女兒打扮得很入時,像城里女生,燙過的頭髮高高隆起別在腦後,是個初中畢業生。無論我們在外面幹什麼,她始終一個人趴在裡屋的炕上練毛筆字。我翻翻她的本子,見上面有小楷抄成的一篇小說,問她,她說那是她三哥寫的。只可惜我們沒見到這個“文青”三哥。她還告訴我,兩天前這裏唱了兩天戲,連本《劉公案》——想來是為動響器求雨。我問她可喜歡看舊戲?她回答,聽懂了就愛看,聽不懂就不愛看。

李先成老人送我們上汽路(公路),天已是昏黃一片了。風奇大。在一片草坡前留影,風吹得相機直抖。一路行來,沒見一個路人,也沒見一輛車。下午五點多鍾行至一個小村叫牛家堡,便決定歇在那裡。牛家堡村前有一個小水庫,碧綠碧綠,灣在一片昏黃乾渴的溝壑間,看去又溫柔又孤寂。

一天共行五十四里。

一進村,便看見一排漂亮的磚房,一邊是學校,一邊是村主任家。主任的女人招呼我們進家上炕,一群打撲克的女人和孩子頓時圍住了我們。主任的女人二十六歲,很爽快,說話高聲大嗓,抽紙煙,奶頭上吊著小娃娃。書記和主任都不在家。男人們都不在家,在灰窯上受苦,還沒回來。

這裏女人不下地。除收秋時到田里幫把手外,其餘時間就是做飯,生孩子,奶孩子。現時正是農忙時節,我們走到哪兒,哪兒的男人都在地裡受苦,種莊稼。豌豆種完了,種蓧麥,又苦又累。牛家堡的女人們似乎分外悠閑,大忙時節,打撲克,坐在熱炕頭上說笑。她們都問我是否有孩子,都對我把孩子扔在家裡表示驚詫,也都對我們只有一個女兒表示既驚詫又遺憾。

這年輕女人的公公,也就是村主任的父親走過西口。那是1955年鬧天年,老人趕牛車出口叼工。和老人聊了聊,沒幾句話,老人便去飲牛了。

晚飯就在村主任家吃。夜裡宿在一戶新婚夫婦家。這小兩口去北京了,村人安排我和一個長得很白淨的小女生睡在一條炕上。很累,睡得很香。

早晨天清氣爽,是我們這一路遇到的最好的天氣。步行三十里,來到右玉縣城(梁家油坊)。途中穿過了一片大草灘,遇到了兩個內蒙古來的小羊倌,是一對小哥倆,大的十四五歲,小的十二三模樣,他用樹枝架起自己的棉襖在身上背著,人憨憨的,不苟言笑,又有趣又讓人禁不住心疼。他們給徐村放羊,一年能掙八百塊錢。

給他們和羊照了相。

5月8日 星期三 晴

早晨約好和於老師談話,整整談一上午。於老師名叫於申年,原籍定襄於家莊,出身於商人家庭。十六歲(虛歲)高小畢業,東北淪陷,再也念不起書,便和本家叔叔徒步走西口,一天八十里,出雁門關,出外長城,從此便成了一個口外人。

下午我們便趕赴廣昌隆。廣昌隆是科布爾最富足的地方,土地肥沃,出產小麥,地是“灌地”。有銀弓山,據說此山有墨金礦。車是從呼市開來的,遲遲不到,一直等到六點才姍姍到達。在黃羊城下車已經是傍晚七點了,暮靄中四野顯得極闊,遠處平緩的山坡,圍著一片拓墾出來的麥田,深深的青色,倒愈發襯出了田野的遼闊。太陽從銀弓山栽下去,銀弓山蒼青峻偉,在一路平緩的山背上忽然劃出很奇特的曲線,靜靜的,黑黑的,很神秘。

非常不巧,在廣昌隆鄉遇到一群“大人物”:副盟長、旗長及一大批隨從在此巡視,天快黑盡了,我們還沒吃飯,除了鄉政府,周圍沒有可投宿可打尖的客棧旅館飯鋪。這裏的書記連我們的介紹信都沒工夫看一眼,就匆匆把我們打發給了一位副鄉長。這人一隻眼睛斜視,和他說話,不知該看他哪隻眼睛。有時你覺得他在看你,其實他看的是別的地方。沒有電,點一支蠟燭,我倆在昏暗的燭光中坐在一間空寂的屋子裡,偶爾,那副鄉長進來和我們寒暄兩句,便又匆忙躍出,並一再聲明飯做不出來,要我們等著。我們等、等、等,一直等到晚上十點多,才有一個小夥子領我們進夥房。路過旁邊屋子,看到裡面一排大炕上擺設著好幾隻炕桌,卻早已是酒殘人散,杯盤狼藉了。夥房給我們一人一碗早已泡乏的麵條,雖然很餓,但吃不下——真好像是向人討飯一般。

這群大人物把好一點的房子全佔用了,特意為他們從村中借來幹淨的被縟。有人把我們領到“客房”,一進門,我們就傻眼了!只見裡面濃煙滾滾,滿地髒東西,滿地垃圾。光禿禿的土炕上扔著兩垛黑乎乎的玩意兒,後來知道那是被縟。我們一邊咳嗽一邊想辦法驅煙,怎麼也驅不盡,因為熱炕不起火,卻一個勁從爐縫裡往外冒煙,一直折騰到深夜十二點多,沒辦法,只好用水將火徹底澆滅,敞開房門,和衣湊合一夜,那鋪蓋自然是沒辦法蓋的。第二天,管事的人伸手問我們要了房錢。

這一路,蓋過髒被子,睡過有虱子的炕,住過肮髒的房屋。但,再髒髒不過這間房、這盤炕,因為它無情。

5月10日 星期五 風

昨日晨趕到黃羊溝大隊,找到支書。支書恰好忙完了春種,在家歇息。他領我們走訪了張三後生、楊大富、楊二富等人。支書待人也不熱情,但看來是脾性如此。

黃羊溝當年多黃羊,據說滿山滿灘的黃羊群是這地方的主人。如今當然一隻也看不到了。村里多是渾源人,村莊的歷史不算久遠,真正的“坐地戶”是張門和李門兩家。他們稱自己是“後山人”。張門祖籍山西忻州東紅院村,早年間,有個叫張泰的人來到黃羊溝,那時黃羊溝還是牧區,地就是張泰開墾的。他們從蒙古人手裡買下黃羊溝,據說是幾個人合股買,再各自分開種。

至於這裏和“廣昌隆”商號是怎樣一種關係,仍舊是個不明白,但肯定是有某種關係的。張泰初來時,搭個茅庵,下面挖坑,上面搭蒿子。這裏的蒿子能長一房高,像麻稈,人就住在那裡頭。種小麥、大麥、蓧麥、菜籽、山藥和洋煙(大煙)。張家因此發起來。到這張三後生,已是第五輩了。後來,來了李家,李家定給張家一個閨女,在此落下腳。其後,於門、劉門、楊門,都是這樣搬遷來的。根根蔓蔓,牽扯在一起。

張家後來敗了。這裏有句話,叫“張家塌,李家發”,李門最早來黃羊溝的祖先叫李心寬,他是個能耐人,最早是給張家當長工,鬧了個結拜,從張家手裡鬧出點地,張家還不肯給他熟地種,給他東山坡上的新地。但後來張家抽洋煙,把家產一點一點賣光了。張家賣,李家買,李家成了大財主。這裏人說,李家最富時,有百多條大牲口,十六七犋牛,套上犁,一口氣犁到東山上都是他家的良田。李家的柴火垛掏個洞,安上碾盤當磨坊,不小心失了火,兩個月都沒燒完這柴火垛。他立起一個村子,就叫“新地方”。

李心寬當然也是山西人,原籍山西陽曲縣。

中午我們來到張家老墳看了看。墳在西坡上,孤零零五個大土包,無碑、無字,什麼都沒有,甚至連草也不繁茂。沒有播種的田地,遼闊無邊的田地,寂靜如海,他們就永睡在這大寂靜中。陽光突然穿過雲層,灑下來,那麼耀眼。我從沒有在白晝體會過這樣明亮的遼闊無邊的寂靜。

下午趕到黃羊城等汽車。仍舊是姍姍來遲,一直等到我們幾乎絕望時才看到它的影子。到廣益隆時已是晚上九點了,黑燈瞎火找住處,找到公社,這裏正搞民兵集訓,住房緊張,且無人管事,忙亂半天,總算給我倆各找了一個睡處。還是其髒無比的被縟,並且沒有一口水喝,晚飯就更沒有了,說,明天早晨再吃吧。餓著肚子,胡亂睡一夜。

廣益隆從前是一家村,全村的土地都是崔姓人家的。崔家是大戶,有堡子,養家兵防土匪。關於崔家,有許多傳說,說當年康熙爺禦駕親征時曾病倒在崔家,也有說是這位爺微服私訪時到過他家,總之,在崔家住過一段日子,崔家接駕有功,康熙爺後來就賜崔家三股槍、黃馬褂,說三股槍插到哪兒,哪兒的地就姓崔,因此這崔家很肥富,子孫也頗多。當家的有兩個,崔誌如和崔六。都說崔六打得一手好槍法,家裡雇了六七十個長短工。我們走訪了一個叫倪二娃的老鄉。倪二娃小時候就是給崔家放羊的,他爹則是廣益隆崔家的長工,山陰人,給崔家趕大車。而現在,從前赫赫的崔家舊宅,成了一大片蓄水池。

我們還走訪了崔誌如的二兒子崔仲讓。崔仲讓完全一副老農形象,說話極其小心,只說他是瞎漢(文盲)、莊戶人。養家兵是為了防土匪,這裏土匪鬧得很凶,最出名的叫個“干豌豆”。他說當年土匪一來,人們就跑到堡子裡崔家院子,崔家管吃管喝,土匪走了才回去。他的父親和叔叔土改時都死了。

關於廣益隆的村名,據這個崔老二說,是根據豐鎮二爺爺的買賣起的。當年崔家弟兄三人一起出口,一人在豐鎮,一人在大營子,一人在此地。別的他就不知道了。但我們因此知道了一點,這崔家,應該算是“走西口”的先行者,還知道了,廣益隆這村名,確實是起源於商號。

中午擠上一輛汽車,三小時後,抵達四子王旗。明天,就要返回呼市。我們走西口的行程,告一段落。走了短短這幾天,告別時,忽然有一種深深的不捨。晚上餐廳里有人聚餐,烏蘭牧騎的歌手在給他們唱《祝酒歌》。沒人給我們唱歌,但我們手中有酒。我把杯中的酒灑在了地上——我敬所有曾走在這條路上的生靈。

再見。

2014年2月17日整理於北京

本文節選自

《青梅》

作者: 蔣韻

出版社:河南文藝出版社

出版年: 2019-10編輯 | 巴巴羅薩

主編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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