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傅高義教授|在中國語境內深入瞭解與研究中國
2020年12月22日14:12

原標題:回憶傅高義教授|在中國語境內深入瞭解與研究中國

小引:

正在忙大學期末的各種雜事,忽然驚聞傅高義老師驟逝的惡訊,一時震愕、悲傷、哀痛難!一直念叨著近時要設法赴波士頓劍橋和傅老師夫婦一聚,卻因為疫情而遲遲不能動身,轉眼就天人永隔了!不久前還看到他參加線上論壇,就中美關係、中日關係侃侃而談,精神健朗,思路清晰,未曾想這是他留世的最後影像。

這篇文章本是傅高義老師為我一本待出的自選集寫的短序。熟悉的友人會知道我與哈佛傅高義先生曾有很深的師友之誼,但其中的聚合因緣,其實是一段中美兩國文化交流的歷史,我一般很少向人言及。一如下面兩文所言述的: 多少年來,我們之間一直以父子相稱——他波士頓哈佛的家,就是我的家(近年幾乎每次見面,他都要邀我們一家再回去小住);他到耶魯出席學術活動,見到我也總是說:我是順便來看看我的中國兒子啊。對於我,他不但是當世僅有的、幾乎無以替代的,在學問深度上和文化感情上能夠自然通暢地打通美中日三國領域的頂尖學問家,更是改變我個人人生走向、讓我重塑生命形態、重造生命視界的一位“貴人”和親人。他的驟然離去,於美國漢學界,可以說是自費正清離逝之後最大的一個空洞缺失;於我個人和家人,就是喪父之痛與喪親之痛啊!哀痛言拙,此兩文記述的就是這一段兩國文化交流史中的中美老少情的淵遠故事……

蘇煒

2020年12月21日

我們的“中國兒子”

——為蘇煒的中文著作序

傅高義 (Ezra F Vogel)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哈佛費正清東亞中心前主任

當1980年我第一次能夠踏入中國去做研究的時候,我和我太太Charlotte Ikels (艾秀慈)教授住在廣州的中山大學。我們作為大學的客人在中大校園住了兩個月。在那期間,我們可以參加中山大學的一些活動,並對廣東做一些初步的研究,參觀學校、公社和工廠。

就在1980年的那個夏天,我有機會認識了一些中山大學的教授和學生。蘇煒成為了我最好的朋友。蘇煒當時是中文系文學專業的,他是學生文學雜誌《紅豆》的主編。他很有文學才情,已經發表了一些短篇小說。我和我太太看到,那時的蘇煒有很多朋友,在中山大學的各種活動中表現很活躍。那時候,正是1977年恢復高考不久,一些大學的教材還沒有全面修訂,大學的許多建築也比較老舊,正在修復中。蘇煒向我們介紹了大學生的生活。那時八個學生住在一間宿舍里。學生的夥食非常簡單,穿著也非常樸素。每天早晨都聽到高音喇叭在播報新聞。校園里沒有電視,當然更沒有手機。

在我們抵達中國之後的那些年里,幾乎所有的大學生都是高中畢業那一年進入大學的。但是蘇煒卻不同,他在那個年齡時像很多其他同齡人一樣正在農村插隊,他和眾多在農村插隊的學生一起準備高考,最後通過考試才進入了大學。雖然蘇煒的年齡比那些高中一畢業就上大學的學生大一些,但是他的氣質仍然像一個年輕的男孩子。他的眼睛總是睜得大大的,總是帶著渴望學習的光芒。

蘇煒成長於廣州一個大家庭。我們後來有機會認識了他的家人。他們當時住在廣州一個比較簡陋的家裡。他的家人看起來都是知識分子,他兄弟姐妹中的大多數都考上了大學(這一點不準確,見編後小記)。當時的大學生都很害羞,不習慣也不太敢跟外國人打交道。蘇煒卻很願意與我們見面,幫助介紹中國的情況,告訴我們他的“下鄉知青”的經曆。他解釋說,他當“下鄉知青”,是因為他當時被下放到海南島的一個農場。我和我太太后來得到許可,可以去海南島參觀;而蘇煒也被允許陪同我們一起去海南,回訪他當時下鄉的一個有名的國營農場。那裡有一個國家熱帶研究所,位於蘇煒下鄉的農場附近,對許多國營農場的橡膠樹進行研究。

蘇煒帶著我一起回到了他曾經下鄉的村子。那是蘇煒離開已經四五年以後第一次回去。當一個老農看到蘇煒時,立刻大叫“蘇煒!”然後緊緊抱住他,就像抱住一個多年不見的兒子。他看到蘇煒非常得高興,蘇煒也非常得高興。他們真的像是分別了多年的父子一樣。

我在中山大學認識蘇煒幾年以後,蘇煒作為中國文學專業的學生進入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習以後,他取得了良好的成績獲得了哈佛大學的入學許可。他來到哈佛大學並得到了哈佛大學的碩士學位(後一點記憶有誤,見編後小記)。

蘇煒在哈佛大學兩年多的時間里,他住在屬於我和我太太的房子的一個房間里。那時我自己的孩子都已經上了大學住在別的地方。我和我太太真的把他視為我們的兒子。即使蘇煒已從中山大學畢業,並且獲得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碩士學位,他仍然保有一個年輕男孩的活力和好奇心。那時蘇煒又繼續發表了一些小說,他用中文和我談話,通過幫我閱讀他寫的小說,來教我學習中文。 在哈佛期間,蘇煒有很多朋友都是中國學生。他的房間成了中國同學晚上聚會的最佳地點。他們常常在一起討論美國的生活和在中國的經曆。

蘇煒還在繼續寫他的小說和散文。我和太太都為他能在耶魯大學教授中文感到非常驕傲。我從我們的耶魯朋友中聽到,他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老師。我們也為他的長篇小說被翻譯成英文並正式出版感到異常興奮,同時我們也為他中文精選文集將要出版,感到由衷的興奮和驕傲。我們仍然認為他是我們的兒子——“乾兒子”。

2018年5月23日於哈佛

我的“美國父親”——傅高義老師

蘇 煒

傅高義老師上面的短序,是一年前傅老師造訪耶魯時,聽說我要出這本散文隨筆自選集向他求序,他滿口答應,回到哈佛後很快就用英語寫完傳給我的。中文翻譯初稿是內人劉孟君做的,我作了簡單的修訂。

這個“中國兒子”和“美國父親”的說法,卻真實地發生在2004年春,在哈佛大學為傅高義老師榮譽退休舉辦的盛大酒會上。當時傅高義老師幾十年間培養教育的學生(很多位都已是各大學的名牌教授和社會各領域的“大腕”角色),從全球四面八方跨州過洋的回到哈佛來慶賀他的榮退。酒會上,傅老師摟著我,向所有來賓介紹——“這是我的中國兒子”。我當場熱淚盈眶。當時我自己的父親剛剛去世不久(2003年10月),我向大家述說著自己和傅老師久遠而親近的交往,談到自己尚未走出的失父之痛,動情地說:傅老師,你當然就是我的美國父親!自此以後,每次見面,我和傅老師都會笑著以這個“兒子”和“父親”的稱呼,相擁問好問安。

傅高義老師今年(2019)已年近90了。傅老師的成就和名聲這裏無須我多言,我和傅老師夫婦以及我們兩家人之間發生的許多故事,這裏也很難一一細表。我這裏只想簡單說明兩點:一、傅高義老師幾乎從來沒有意識到:他其實是決定了、也改變了我人生走向的第一位關鍵人物。他在上述短序里回溯的1980年,正是中國改革開放伊始、百廢待興也枯木逢春的年代。那樣乍暖還寒的早春季節,大學校園里陸續出現了一些到訪的外國教授的身影。最早出現(1979年秋)在中大校園的洋人面孔,其實是傅高義老師的哈佛學生、時任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助理教授的林培瑞老師(Perry Link),他在做中國現當代小說的研究和翻譯,他是因為讀了學生雜誌《紅豆》而主動聯繫到我這個主編的。我記得第一次由學校外事辦安排的我們“和外國教授見面”,是讓我領著《紅豆》編輯部的編委們(記得有陳平原、毛鐵等多位同班同學),敲開了林培瑞老師當時住的小洋樓的門。因為陳設簡陋的屋子裡沒有更多凳子椅子,我是蹲坐在小凳子上和第一次見面的“洋教授”談話的。一開口,就讓我們吃驚不已——林培瑞老師的中文竟然字正腔圓!(後來我知道,他和他的老師傅高義,都是趙元任先生的女兒趙如蘭親自調教的中文班高足。)日後我把林培瑞引薦給學校文工團,他和中大博士生一起搭伴上台講相聲,我們才知道,林培瑞還是真正在北京向侯寶林拜過師的第一位“洋人弟子”,這些,都是後話了。這以後,我們和林培瑞老師有了更多的個人交往,他成為了可以和我們盤著腿一起擠在學生宿舍里喝茶聊天的好朋友,這是傅老師上述回憶里提及我“很願意”也“很敢”跟“外國人”打交道的一些前因。1980年夏天,傅高義老師作為訪問學者造訪中山大學的時候,熱情迎候、接待他的他的學生——林培瑞老師卻正利用暑假到北京做訪問和研究的工作,他便鄭重其事地把我領到傅高義老師面前,把在校園里接待、幫助傅高義的任務,認真委託給我,因此這才有了我和傅高義老師夫婦的結緣。我們當時相處得很愉快,但當時具體幫助傅老師夫婦做過什麼事情,現在已經有點記憶不清了。

記得曾帶他認識我的中文系同學,帶他們夫婦倆造訪過我廣州東山的家,等等。通過一個夏天的交往接觸,傅老師在臨離開中大前夕鄭重地約我談話,在說了很多感謝的和鼓勵的話後,明確主動地向我提出:你應該爭取機會到美國留學,你就申請去哈佛,我可以給你作推薦。我當時很感吃驚意外,馬上回答說:可是我的英語很差,我的英語聽說讀寫水平,幾乎等於零啊。傅老師甚至馬上送我兩盒空白錄音帶,帶我去見外語系的加拿大專家琳達,要求她親自給我做英文輔導。林培瑞老師隨後從北京回到廣州,聽聞了傅老師熱心推薦我去美國留學,這才告訴我:過去這幾個月間,通過你認識我的好幾位同學,已經私下聯絡我,希望我推薦他們赴美留學,可是從來沒見你提及。現在既然傅老師熱情推薦你去哈佛——哈佛是首先要求“托福”成績的,英語入門的門檻很高,你就不如申請我們的加州大學(UCLA)吧,我給你作推薦。UCLA的語言系很牛,不承認“托福”成績,錄取後要先通過他們自己的考試,這反而在英語水平上給你一個緩衝變通的機會。

“現成的到美國留學的機會?”“還有兩位美國教授主動給你推薦?”在1980年代初年,從旁人看來,這無異於“天上忽然掉下的餡餅”。可“赴美留學”之意,卻在我心中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風暴。當其時,我正陷入一場學生時代激情澎湃的熱戀之中, 同時剛剛寫出了自己平生第一部長篇小說——也就是已定於1982年春在《花城》雜誌刊發的《渡口,又一個早晨》。當時我的“作家夢”正酣,“戀愛夢”正甜,而恰恰是 “留學夢”從未萌發過、進入過哪怕“大腦皮層”的表面。可是,只要自己點頭首肯,在當時情境下難於上青天的“赴美留學”之大夢,就可以輕輕鬆鬆地兌現,“Why not?”——幹嘛不呢?有什麼好猶豫的呢?!詢遍家人、親友、同學,都如此詰問。我最後的選擇是——這也就是我人生里程中發生的根本性轉折:狠狠一咬牙,赴美留學去!這一下子,另一種質詢又電閃雷鳴而來:”“為什麼要走?” “你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馬上要發表,成大名的機會在前,這時候你走個什麼勁呀?”“你一個學中文、寫中文的人,到美國留學?學個什麼呀?”我當時如是回答:“我想出去看看世界,先把自己打碎了,再重新捏巴起來。”“如果再也捏巴不起來呢?”“那也活該。”

自然,上了年歲,傅老師上述短序里某些記憶細節也不盡準確。比方,傅老師談到我陪同他一起回到我下鄉當知青的海南島農場的故事,其實不是發生在1980年我剛剛認識他們的那個夏天,而是在1987年,那已經是我自美國“海歸”北京、在社科院文學所任職的第二年。過去年間,我曾有兩年時間在哈佛擔任他當時寫作的《中國廣東,改革的第一步》新著的中文助理(詳見後述),這一次,是利用他訪問中國時,我親自陪他到海南島做田野調查,回到了我當年下鄉的儋州西培農場(儋州,也是先祖蘇東坡貶謫的地方)。又比方,傅老師提到和我家人的更多接觸,已經發生在我1986年“海歸”回國以後。他以為我的兄弟姐妹都考上了大學,是因為幫我在廣州接待過他們夫婦倆的其中一位姐姐,曾經請在廣州做人類學老人問題調查的傅夫人,住到她工作的華工大校園宿舍的緣故。至於上述短序,把我是在哈佛還是洛杉磯加州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弄混了,則是老人家記憶的偏誤所致。我是1982年春赴洛杉磯加大(UCLA)留學,獲碩士學位後應傅高義老師邀請,以訪問學者身份在哈佛費正清中心擔任研究助理,曾先後在傅高義老師家居住達兩年半之久。我們朝夕相處,每週五至少一起吃一次“中文晚飯”(由我負責叫外賣,傅老師要求我邀請校園里的中國學生學者和他一起吃晚飯,飯桌上只說中文),今天好些位名滿天下的業界“大咖”們,如經濟學家樊綱、錢穎一、蔡金勇等,當年都曾是傅老師家“中文晚飯”的常客。有趣的是,我還在傅老師家裡,也陪同接待過如韓國、日本高官等聲名顯赫的客人呢。

也許是由我開的頭,自我1986年中離開哈佛後,傅老師在哈佛校園內的家,就真正成為了到訪哈佛的中國作家、學人們的羈旅驛站,許多知名作家、學者都曾短期在傅老師家落腳小住。可以說,傅高義老師對中國瞭解深、用情深,近些年各種關於中國的著述論著都能理據充分、獨具史識價值,與他在中國交遊廣泛,擁有眾多如我一樣的“中國兒子”般的中國好友是密不可分的。他在寫作《鄧小平時代》的前後,就曾跟我推心置腹地談過:過去年間的一般西方漢學家,都習慣以一種“局外人”(Outsider )的身份來審視、研究中國,能真正從“局內人”(Insider)的角度——也就是“站在中國看中國”、“在中國語境內深入瞭解中國”的角度,是極少極少的,這是他今後做中國現、當代社會研究,要努力的方向。我想,《鄧小平時代》出版後廣受中外學界的肯定和關注,就與他採取的這種廣泛採訪接觸中國朋友以掌握第一手材料,盡最大可能“站在中國看中國”的視角有關。當然,他也聽到對此書眾多的批評意見,每次向我言及,他都顯得虛懷若穀,一方面堅持己見,自信自己的基本判斷;一方面又很歡迎給他“挑刺”,幫他找問題,以更好更深地理解中國。對很多相關中國的話題,有時候他也會突然深夜給我打電話,向我提出具體諮詢。

我這個“中國兒子”和我的“美國父親”——傅高義老師幾十年間的交誼故事還有很多很多,這裏很難一一細述。上面略舉的兩點,就算是回憶瀚海里的幾朵小浪花,也算這書記敘自己人生履痕軌跡的小書的一個新異有趣的引子吧!

2019年5月25日於耶魯澄齋

(蘇煒系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高級講師)

(作者:蘇煒 編輯:李靖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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