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樂民:我走馬燈似的上了四座大學
2020年11月27日17:15

原標題:陳樂民:我走馬燈似的上了四座大學

陳樂民先生2007年在太廟
陳樂民先生2007年在太廟
1948年我從育英中學高中畢業,越是臨近高中畢業,越在選擇專業和學校上傷腦筋。首選當然是清華大學,其次是燕京大學;對北京大學倒是沒有什麼特殊考慮。問題是選報什麼系,依我的長短處和興趣,應該在文科里選一個系。我有自知之明,我在數理化方面,既無興趣,又沒有好好學。但是在那個時候已有文科畢業生更難找工作的問題;家庭情況每況愈下,“謀生”問題已不能不考慮了。我就去跟蔡鴻濱商量,因為他也有同樣的問題。我的“生理衛生課”和“生物課”的成績還過得去,可以考一考“醫預系”,將來當個醫生也不錯。猶豫了片刻,覺得雖是個好主意,但未免是胡思亂想,不著邊際。於是忙亂中填報了“生物系”。現在想起來,仍十分滑稽,我怎麼能夠是考“生物系”的材料呢?當時已經沒有了準主意。報名期限馬上到了,倉促之間就報了這兩個學校的“生物系”。一進考場,打開數理化試卷一看,馬上就傻了眼。

清華“發榜”的那天晚上我還是到騎河樓(當時清華在城里設的一個辦事處)去看“榜”了。解放前,清華、北大和天津的南開是聯合招生、分別“發榜”的;清華是在騎河樓貼榜,當然是白看。燕京那邊同樣名落孫山。這本是意料中的結果,所以並沒有很沮喪,只想來年再考,還是考清華和燕京。清華、北大,這是北平的中學生都嚮往的學校。至於燕京,部分原因是我的表兄李恩光是燕京畢業的,常聽他講燕京大學怎樣怎樣好。尤其是校長司徒雷登,是他非常敬佩的學者,全心全意地用在中國的教育事業上,而且有長者風度,人們讚曰“立如鬆,坐如鍾”……表兄的話對我很有影響,並對司徒雷登懷有幾分敬意。這也是我想考燕大的原因之一。

時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1948年下半年,解放軍包圍北平城一天緊似一天,傅作義的部隊被壓縮在北平城週遭,到了不攻自破的程度。傅作義一方面派人出城與解放軍代表談和平解放北平的條件,一方面作拚死防守的準備。在局勢日緊的情況下,傅作義發佈了“徵兵令”,凡年滿十八歲而沒有考上大學的青年都在應徵之列。我家對門的牆上就貼了一張這樣的“徵兵令”,出門進門都看得見。不時還傳來某家某人最近被強徵入伍的傳聞。不久聽說,被徵用的青年人都被押到城外去修戰壕去了。草木皆兵,人心惶惶。

就在這種時候,我看到了一份叫作高等鐵路專科學校的招生廣告,招收高中畢業生,校長叫關賡麟。為了逃避“徵兵令”,便急忙報考那裡,很容易就考取了,好歹有個就學的證明,可以逃避徵兵。上了兩天課,都是講鐵路技術和管理方面的事,我簡直毫無興趣,再也待不下去,起先是經常逃課,後來根本不去了,校方也不聞不問,聽說不少學生也都漸漸告退了。

那半年,我幾乎每天都去的地方就是北海以西文津街那座古色古香的北平圖書館。去那裡的本來意圖是為來年再考複習功課,可是卻安不下心來,大部分時間用在看各種有興趣的書和雜誌上。當時北平城內上上下下都在關心著時局的發展,不少除共產黨以外的團體、組織和個人,紛紛在報上發表各種見解,相當多的內容是講中國需要民主、自由,反對獨裁的;有的內容在當時看來相當尖銳,矛頭直指國民黨。倒也沒有發現當局對這些言論發出禁令,那個時候恐怕是顧不上了。解放後,毛澤東批評“民主個人主義分子”“小罵大幫忙”之類的人,回想起來我在北平圖書館里彷彿都見過他們的名字和他們的一些文章。我那時只是一個涉世不深不問政治的小青年;至少在那個時候我是同情他們的,對他們有些敬佩。

北平解放後,1949年3月吧,燕京大學忽然招考一年級下個學期的“插班生”。據說是因為有些進步學生,隨著解放軍南下了,叫作“南下工作團”,空出了一些名額。我投考了。文法學院不考數理化,躲過了我的“弱項”,所以被錄取了。不過校方說,我們這批“插班生”不能同原來的一年級學生同班上課,另外組班,到期末考試及格了,再與原來的一年級學生一齊升入二年級。當時我沒有弄得很明白,好像不是“正式生”似的,可是又說到二年級再合在一起。不管怎樣說,反正從此我進入了“大學時期”。

在燕京大學時間只有兩三個月,一次校醫普查身體,說我有“肺結核”,必須休學一年,病好了再複學。我說我沒有不舒服的感覺,但那校醫不由分說,說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馬上就開了條子,命令式地叫我到校務處辦休學手續。我當然很不情願離開,但是毫無迴旋餘地。在這短短的幾十天中,我在燕京大學已經感到開了眼界,尤其那美麗而幽雅的湖光塔影、未名湖……除上“必修課”以外,還可以去旁聽其他的課。例如張東蓀這個名字,是我在解放前上高中時就知道的。一次,聽說他在上“哲學概論”,就去旁聽了一堂課。說實話,我幾乎什麼也沒聽懂。在“必修課”中,有一門課程覺得很新穎,叫作“社會發展史”,是嚴景耀教授開的課,這一門在從前的課程表裡是沒有的;是解放後新設的。嚴先生是社會學系教授,教這個課,對他說來也是第一回。總之無論如何,這該是我接觸馬克思主義的開始。同學們還有定期的“團契”活動,當然它已經失去了過去宗教的意義。大家坐在一起看解放區來的書,記得一本是馮定著的關於小資產階級思想改造的小冊子。在“團契”活動中讀到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我們都是解放前念的高中,現在坐在一起看一些全新的書、學一些全新的道理,有一種很別緻的感覺。那時正是春暖花開時節,大家揀一處如茵的草地,席地坐成一圈,或閑談,或討論一些感到新鮮的問題。我們都是“舊社會”過來的都市青年,對新社會還都有些好奇。英語課仍是美國人教,不過他常說這可能是他教的最後幾堂課,要不了多久就要同所有的美國教師回國了。顯然大家都感到燕京大學的“壽命”不會很長了。

從燕京大學回到家中“休學”,很快就覺得無聊起來;總是覺得燕大的校醫莫名其妙。不過有一點也許他不是瞎猜的:母親納悶說,難道是受了父親的“遺傳”,因為父親是死於肺結核的。於是便認真地到醫院問醫了,照了幾次X光,醫生說本來是有個陰影的,現在已經沒有了,認為根本用不著“休養”。這下放心了就想交涉馬上“複學”的事。那時已放暑假,燕京大學空空蕩蕩的,校醫院緊閉著門。聽人說,燕京大學不再辦下去了,又有人說,可能並到別的大學去。後來果然併入北京大學,北大也從城內沙灘紅樓遷至燕園,結束了它的沙灘紅樓時期。

正在我四顧茫然的時候,中法大學招生。我一時心血來潮:再考一個學校有何不可!中法大學以學法文為主,記起了高中時的崔老師說的話:“多學一門外語等於多一條道路。”徵求了一些親友的意見,也都讚成。

中法大學是李石曾辦起來的;他在光緒末年隨孫寶琦任駐法公使去了法國,在法國學習農業和生物哲學,回國後繼續在推動留法勤工儉學上做了不少工作,在法國也曾有一所與在北京的中法大學相對應的“法中大學”,與李石曾也有關係。幾十年後(大約是粉碎“四人幫”後不久)我作為訪問學者曾到里昂去尋訪“法中大學”舊址:周圍比較荒蕪,原來的舊房舍還在,只有一面牆上刻有中法兩種文字的校名。現在又已過去二三十年了,那舊址想已不複存在了。這裏插幾句李石曾其人。李石曾原名李煜瀛,是晚清當過軍機大臣的李鴻藻的兒子。民國初年,李石曾傾心無政府主義,曾與蔡元培、汪精衛等發起“進德會”,又與唐紹儀、宋教仁等發起“社會改良會”。他多次去法國,組織勤工儉學會,發起華法教育會。在國內除辦中法大學外,還當過北平大學校長、北平師範大學校長、北平研究院院長等;還曾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1948年被聘為“總統府資政”,1956年後定居台灣,1973年病死。

我進中法大學時,李石曾早已在台灣了。中法大學頭上加上了“國立”二字,說明它已由新政府接管了。大學坐落在東皇城根的一座樓房裡,沒有校園,也沒有操場,樓里只是一間間的教室而已,再簡陋不過了;從燕園到了這裏,有點像掉進灰堆裡的感覺。不久就聽到傳說,這個大學早晚是要關門大吉的,本來在這裏的法國教師已經撤走了,一說是被“驅逐”走的。有一個法國老師中國名字叫邵可侶(法國名字Reclus),為中法大學編寫了一本法語教科書,我們上課還用他這本書。同他一起共過事的中國老師們提到他時,言談之中都說他人很好,教學認真,對學生不錯。不過他是位牧師,所以待不下去了。北平解放後,大量的外國人都自動或被迫離開了;像邵可侶這樣的牧師、神甫等更容易被看作“披著宗教外衣”進行反對新政權活動的人。幾十年後我出差到巴黎,見到了與邵可侶同時在中法大學執教的魯德曼,他說邵可侶直到死前還記得在中國那些可紀念的日子。

總之,在中法大學的一年匆匆而過,老師和學生們都不知道大學的前途如何,紛紛為自己的下一步作盤算。

不過我在中法大學這一年並沒有白過,至少為法語打了個不錯的基礎:從發音起到能讀懂一些短篇小說;我有英文的底子,學法文沒有覺得太吃力。有幾位老師很值得紀念:曾覺之先生當時已是位老先生了,他眼睛很不好,看書、寫字,都需離得很近,幾乎要貼在書上或紙上;但他教文學選讀甚精彩,旁徵博引,我和同學們的感覺是他很有學問,中西兼通;郭麟閣先生教文法和修辭。這兩位都屬於那種很傳統的“教書匠”,一板一眼,紮紮實實。還有陳定民先生教法語的“語音學”。我的印象比較模糊了。在中法大學學法語,有點像進現在的“強化班”,大量地閱讀和“會話”,一年下來便有了不錯的基礎。此外也上別的課,教“中國通史”的是商鴻逵先生,當時他四十來歲,和其他先生們一樣還穿長袍,戴一副近視鏡。通史在中學差不多都學過,他的本事就在於能去粗取精,經常引用一些古籍。這堂課結結實實,從夏商週一氣講到清朝滅亡。學年末交一篇自選題的“論文”,我寫的是關於北宋怎樣衰敗並南遷的,竟寫了三千多字,商先生給了我八十分;我很得意。

1950年,中法大學也和頭年燕京大學一樣,合併到北京大學去了。正好這一年清華大學招收二年級的“插班生”,我以“同等學力”的名義報考了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法語專業二年級。因為只考英語、法語和中文,所以沒有費很大的力氣就考取了,終於邁進了在中學時就嚮往的清華校門。在這短短的兩年里,考了兩次“插班生”(燕京和清華),都繞過了我最怕的數理化,總算是運氣不錯。

在這裏,我有一種“世外桃源”的感覺,因為清華牆外就是農田、農舍,不像現在中關村車水馬龍、高樓大廈,滿眼的“高科技”。在清華園的圍牆裡面可以享受到水木清華、荷塘月色的景緻,有圓頂的很神氣的大禮堂和禮堂後面聖殿般的圖書館。特別令我傾心愜意的,是那些聞名遐邇的名師;雖然我不能去聽他們每個人講課,只我所在的學校里竟有這麼多響亮的名字這一點,已足以滿足我的“虛榮心”了。除了我已經知道的著名教授的名字以外,還經常聽到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人名,例如錢鍾書和楊絳,就是我進入清華後才知道的,那時他們的名聲還沒有像後來那麼顯赫,但聽過他們講課的同學說起,都說清華園有一對教授夫婦,學問大得不得了,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可惜我沒有上過他們的課。

為清華爭得名譽的名師,親見和耳聞的,可以開列一個很長很長的名單。現在的報刊時常提到清華早期的“國學院”的四大名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是清華文學院的驕傲,也是清華的驕傲,這是不錯的。不過他們在清華園的時間並不長,走後拖的影子倒是一直留到現在。清華的文學院,直到1952年“院系調整”以前的三十年里,有許許多多的“文曲星”,實實在在地使彼時的清華文科發出耀目的光彩。那時,哲學系有馮友蘭(他同時是文學院院長)、金嶽霖;歷史系有孫毓棠、雷海宗;外國語言文學系有錢鍾書、楊絳、李賦寧等等。圖書館館長、社會學家潘光旦。(校園常見他的身影,稍胖,架著雙拐,穩健地“特立獨行”,嘴上叼著一個大煙鬥,那煙鬥很大、很氣派。他有一首“銘文”形容他的煙鬥,題記云:“自製老竹根菸鬥成,銘諸鬥腹。”“銘文”為三言四句:“形似龍,氣如虹;德能容,誌於通。”)還有雖非文科但有文名的梁思成、林徽因等,我只能仰視他們。有一位全校聞名、受到全校師生尊重的體育教授馬約翰,鶴髮童顏,大家風度;每天早晨,常會遇見他在新林院跑步。清華極重體育,體育課在全部學分中占很重要的比例,無故不及格或缺課過多,難免影響升級。馬老經常親自授課,講體育的重要性,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體育是練“本”,不僅是練“身體”,而且是磨煉人的“韌性”、不怕任何困難的“耐力”。他常講三個“ce”結尾的英文字:“Persistance,Endurance,Resistence。”那時清華大學的體育課不僅是在體育館和操場上,而且還有體育的“理論課”;體育理論課,總是由馬老主講的。

有這等師尊,清華園怎能不吸引人!有這等師資,清華怎能不是“最高學府”?它的“文科”怎能不是文章華蓋的“文科”?

可是好景不長,1952年一聲“院系調整”令下,清華的文科全體師生調出,清華大學變成了“工科綜合大學”,文科整個砍掉了,清華園的文脈斷了。幾十年後改革開放逐漸恢復“文科”,但無論如何,那股“氣”是斷了,我感到已非複舊容顏了。因而頗有些感慨。

那時清華大學的外國語言文學系每個年級分三個班:俄文班、英文班、法文班;各班以一種語文為必修課,其他外文可以選修。俄文班最大,當時由於“中蘇友好”,俄語既為客觀所需,同時也就成為一種“時尚外語”,原來在英文班的不少學生改學了俄語。俄語班僅二年級的就有一百多人,英語班只有三十多人,我們法語班學生最少,只有十多人。每到全級開會時,俄文班“聲勢浩大”,神氣得很;相形之下,我們法文班只占一隅之地,對比十分鮮明。三個班相比,俄文班里黨員團員最多,政治是最“先進”的;英法兩班,好像多是政治上的“白丁”,當時離解放不久,我們的“出身”大多屬於“小資”以上,進步分子都到俄文班去了。英法兩班在政治上好像“矮”俄文班一頭;至少我的感覺是如此。清華外文系的傳統是文學重於語言,我進校時還趕上了一些這種傳統的尾巴。

外國語言文學系的系主任是吳達元先生,系主任主要力量用在教學上,沒有什麼“行政事務”纏著他。吳先生分工管我們法文班,他開兩門課,一門是文法課,內容是我在中法大學已學過的,不過吳先生的講法不同,重視對詞語的分析;用的教材是英國的FraserSquare的FrenchGrammar(法文文法)。因為我們幾乎都本是有英文基礎的,用英文課本講法文文法,自然而然地有個語言比較的觀念,既便於接受,也容易掌握語言的微妙的特點,特別是文化的特點。因為一種語言,就是一種文化;沒有文化的語言,無非只是架說話機器。再一門文學選讀,也是用的一本英國人編的教材,好像叫作FrenchReadings(法文讀本),按照法國文學史的順序節選名家片段。好處是既學了文字又學了文學史。那時圖書館藏同類書之多,使我印象深刻。像上面說的“文法”和這本“讀本”,都是吳先生從圖書館一下借來十多本,足夠我們這班十幾人人手一冊的。我們那時似乎沒有花錢買教科書這一說。

吳先生給我留下的印象,就是本本分分地、一心一意地“教書”,一堂課上完,滿滿噹噹。吳先生在當時的清華園里不屬於最有名氣的,但講課很“抓人”,學生的思想不可能“開小差”。他在講課的同時也在欣賞那課的內容,投進去自己的情感。吳達元先生是專門研究莫里哀的,每講到莫里哀的喜劇即眉飛色舞。他也很喜歡雨果,在講到雨果時,他特意從圖書館借來了十幾本雨果的長詩“La Tristesse d’Olympio”(《歐蘭庇奧的哀愁》),人手一冊;連續講了好幾堂,既講文法修辭之嚴謹和美感,又講那首詩所蘊含的意義。他講時中、英、法文輪用,或聯想,或對比,我當時聽得十分入迷,有一種陶醉的感覺。這幾堂課的情景,我印像極深,至今仍可清晰地回憶出來;雖然,很可惜,那首長詩的內容我早已忘得干乾淨淨了。

吳達元先生時常把學生們邀到他新林院的家裡去,隨意地談談,趕上春暖花開的日子,就在院子裡聚會,搬出幾把籐椅,有的人索性坐在小院的草地上。那時,每個教授都有一座二層小樓,新林院是最大的教授住宅區。每次去吳先生家,吳師母便準備些廣東小吃招待,每人一小碗“魚生粥”或“皮蛋粥”之類。這種師生的聚會,在不知不覺中散發著一種其樂也融融的文化氣息。不過後來,許多情況都發生了變化,學生人數大大增加了,教授們的居住條件也不同了,不可能請那麼多人來喝“魚生粥”。20世紀末某次去了一次“新林院”,我不禁大吃一驚,那些曾是教授們一家一居的小樓,都破敗得慘不忍睹,其淒涼破爛之象,只配供拍“聊齋”之類的影片作“外景”之用。昔日幽靜嫻雅的新林院已經被座座後來蓋起的新樓,擠成了一隅廢地。幾十年過去了,新的取代舊的,是天經地義、自然規律,但是我仍不免產生歲月滄桑之感。

吳達元先生是位典型的教書先生,是位非常稱職的“教書匠”。他著述不多,寫過“歐洲文學史”和“法國文學史”,是作為大學用的教科書而寫的。他的全部工作就是潛心教書,這是他知名度不算高的原因。不過我的對歐洲,特別是對法國文化的啟蒙知識,很大成分得之於他。我自大學畢業後一直沒有去看過他,工作忙,是確實的;我這個人,捫心自問也的確不太講“交情”,有些“忘舊”。“文化大革命”期間更談不上了,曾耳聞他在“文化大革命”時怎樣的了,也未在意,再後來聽說他患了食道癌,我竟然沒有去看望他;過些時候,就聽說他病逝了。他逝世的十週年,北京大學西語系(1952年“院系調整”,清華文科悉數被調至北大)為他舉辦過一個小型“追思會”,許多曾受教於他的學生都趕來了,當時我正躺在醫院,已在進行“血液透析”,只寫一封信送去表示一點心意。已定居香港的同班同學黎鳳鳴特意趕來參加了“追思會”,之後,她到醫院來看我說,“老同學差不多都來了,只有你不在,真不夠意思;不過也難怪,你病成了這個樣子”。聽她這樣說,我不禁暗暗“自責”,我生病是事實,但我這個人確實有些“寡情”。後來羅大岡先生逝世,我同樣因病去不了,也是只給齊香先生寫了一封“慰問信”。

羅大岡先生與吳先生不一樣,他和齊香先生是比較晚從法國回國的;先是在南開大學執教,由南開調到清華,很快“院系調整”轉至北大。再後來羅先生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我聽羅先生的課不多,他講“選讀”,講課旁徵博引,把他在法國的經驗傳授給學生,特別是他們離開法國不過幾年,親曆了法國近代文學界的變化,對20世紀上半葉,及至四五十年代的文學派別的情況瞭如指掌。羅先生在講課時順便講到的“新浪潮”“存在主義”“達達主義”等,在某種程度上使我們這些對文學史的知識止於19世紀末的青年續上了20世紀的上半葉,豐富了學生的知識。羅先生還把唐詩譯成法文,曾在課堂上講過幾首。

20世紀90年代的某一年(好像是1991年),清華校慶日,我們幾個同班同學去看望羅、齊兩位先生,他們已是望八之年了。住的房子是北大分配給齊香先生的,面積十分窄小,加上書多,幾無轉身之地。羅先生雙耳完全失聰,兩位先生交談十分困難,於是做了一個“土電話”,用一根長塑料繩子兩端各連上一支香菸筒,既當話筒又當聽筒;齊先生居然說很有用,二老就這樣通話。我們去了,他們興奮得像孩子,還記得我們幾十年前每個人的特徵。羅先生改行做研究工作,齊先生則在北大一直教書,近幾年才退休,算得上“桃李滿天下”了。羅先生重聽,說話少;齊先生說,她印象最深的是周劍卿最活躍,黎鳳鳴最不用功,學得最好的是桂裕芳。此時,我們這一班的同學都已過了耳順之年。這次相聚後我們便很少見面了。

臨別時,我送給羅、齊兩先生一本我幾年前出版的《“歐洲觀念”的歷史哲學》。幾天后接到羅先生寄來一封信,說看了我那本書,覺得沒想到我進入了一個“新領域”。隨信還寄來他近譯、齊先生校核的法國當代作家M.亞朗的散文小說選集《我們最美好的日子》,作家出版社1990年首印,是一本裝幀樸素而文雅的小開本的“口袋書”,很符合亞朗的風格。遺憾的是扉頁上譯者的名字中的“岡”字錯印為“綱”,羅先生寄來的那本特意用鋼筆把那個“綱”字的偏旁划去了。

在清華時的“口語”課是盛澄華先生教的(“口語”課是現在的稱呼,那時叫“會話”課)。最後一年轉到院系調整後的北京大學,教“口語”的是齊香先生。那些年沒有法國教師,“口語”只能由中國人教。整個西語系只有一個美國教授——有名的溫特教英美文學,他是久居北京的,對中國的教育作出了很大貢獻;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他做了許多掩護和幫助革命知識青年的工作。老年,他對許多事情有意見,很不愜意,鬱鬱以終。在清華校園里時常見到他高大的身影,我沒有上過他的課,聽同學們講,他的學識和人品是很令人肅然起敬的。他教了好幾代中國學生。至今我只見過楊絳先生寫過追憶他的文章,沒有見到別人寫過關於他的回憶。中國人有不忘舊的傳統,他那麼多學生,該不會忘記他吧。

盛先生其實並不善於“口語”。他在法國留學時是研究紀德的;國內沒有幾個是專門研究紀德的,盛先生便成為“紀德專家”了。而紀德在那個時候被認為是“反動”的,因此“紀德”是開不成一堂課的。盛先生技無所施,受命開了他並不擅長的“口語”課。每次上課,他帶來一架唱機,放教學法語的錄音,一遍兩遍地聽。我那班學生一共十來個人,圍坐在一個唱機周圍聽。聽完後,盛先生用法語提幾個問題叫學生用法語回答,或者叫起一兩個學生用法語概述唱機里錄音的內容。現在想起來,這種辦法似乎相當“原始”,但盛先生煞費苦心,在那種沒有“外教”的條件下想出了這種聊勝於無的辦法,真夠難為他的。

盛先生那時正在追求進步,經常是那身灰色土布的中山裝,很像從解放區過來的;他已是“預備黨員”了。他在學生面前,不苟言笑,說話很慎重,多一句不說,可能與此有關。在我們學生中有位年紀稍長兩歲的大同學,是全系師生中唯一的黨員,自然負擔起全系的“政治思想工作”。據說盛先生的入黨介紹人就是他,時常在課後要同盛先生談些什麼。只是盛先生是否繼續研究紀德,就不得而知了。

最後一年在北大上“口語”課,教師是齊香先生了。齊香先生的發音很好聽,是純正的“巴黎音”。她上課完全不講中國話。她的辦法主要是“聽寫”。先把要“聽寫”的內容,用正常速度朗讀一遍,讓大家有個概貌,然後用較慢的速度一句一句念,每句念三遍,學生用筆寫下來。最後叫起一兩個學生把“聽寫”下來的文字朗讀出來,最後齊先生評講、糾正錯誤。這個辦法弄得學生們十分緊張,整個課時不容你分散注意力,你事先也不知道她要念的是哪種內容的東西,心理上是沒有準備的,所以一開始便緊張起來。不過齊先生的態度是很溫和、很體諒的,甚至是很慈祥的,即使發現某人在“聽寫”時有不該犯的錯誤,她的批評也是很說理的,很和藹的,從不疾言厲色。齊先生備課十分勤奮認真,為了講清一個詞、字的用法,蒐集或編寫的例句,疊起來幾可等身。有人說,齊先生自編的教學資料,如果稍加整理,印成書,一定可以對法國語言文學的教學有很大的用處。齊先生為人樸實,從不張揚自己,一生本本分分地教書,心安理得,所以凡經她授課的,沒有不尊敬她的。我們中國過去有不少這樣的老先生,一輩子勤勤懇懇,默默地耕耘,無名無利。齊先生已進耄耋之年了,聽說她很健康,心情非常平靜安詳。

齊香先生是“梨園泰鬥”齊如山先生的女兒,所以她還能哼幾句京劇《女起解》呢。

我的大學生活是一曝十寒,四五年時間沒有連貫地念下來,中間時被“借調”工作或被政治運動所打斷,當時我上過幾所大學,都是名師如雲的。然而除去剛才說的幾位,大多隻是在校園里遠遠地望見他們的身影,對於他們,無論是屬於哪個院系的,我心中總是懷著敬意的。

我剛進入清華園時,如前所述第一個感覺便是這裏是一方遠離城市塵囂的“世外桃源”,人人都是飽學鴻儒,每個系的教授開什麼課,指定什麼參考書都公佈出來,使人感覺是遨遊在學問的海洋里,我不可能把這片海洋一口吞下去,但只徜徉岸邊已夠幸福的了。一次我看到公告欄上貼出潘光旦先生給“社會學系”開列的參考書目,那前兩種竟是《資本論》和《聖經》!這給了我一個非常奇特的印象,令我懷著敬仰的心情讚歎學問的偉大包容性。但不久就聽說,潘先生因此受到了嚴厲的批評。潘光旦先生兼任圖書館長,有好事者反映,圖書館里竟把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同一般宣傳性小冊子放在一起,而未列入“正式書目”,於是對潘先生的指責接踵而來。

我遲鈍而又幼稚,不懂得“風起於青蘋之末”那類的道理,沒想到可怕的、撻伐知識的政治運動突然襲來了。

以後每當政治運動一來即影響課程的正常進行,土改、抗美援朝、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三反、五反等都要占去許多上課的時間。寧靜的“清華園”不再是我第一步走進時的“世外桃源”!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是與“抗美援朝”聯在一起的,對像是老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是受過歐美教育或在歷史上與國民黨政權有些關係的。要清除美帝的思想影響,就要掃清存在於他們腦子裡的所謂“親美、崇美、畏美”的思想。當時叫作“知識分子忠誠老實運動”,就是讓教授們分別在校、院、系各級師生面前挖“思想根子”“自我剖析”,同時還要揭發批判別人。楊絳先生的小說《洗澡》的時代背景就是這個“知識分子忠誠老實運動”。有的教授檢討多次仍過不了關。他們在作檢討時,學生要去聽,並給以“幫助”,如提問、上綱上線等等。有兩例,我一直不忘。

一例是馮友蘭先生在文學院作“自我剖析”,當他講到他為何被蔣介石聘為“顧問”時,聽眾的情緒很是激動。我記得馮先生和台下的馮夫人都落了淚。我敬佩馮先生一類的教授的學問,我之嚮往清華,最重要的就是因為清華有這樣一批碩儒。在聽馮先生作“檢討”時,我仍是帶著這種心情的。聽了幾次馮先生還有其他幾位教授的檢討,我覺得這樣迫使他們作這樣的“自白”,是“作踐”他們,很不合情理。於是在下面這件事上就暴露出我的不合時宜。

外文系主任吳達元先生在系級作檢討。我是外文系法語專業的學生,對吳先生當然比較熟悉。吳先生檢討了多次,追問仍然不止。我感到很說不過去,竟起身說了句:“我認為吳先生的檢討已經夠深刻的了。”不料這一句話把全場的目光都引到了我身上,我趕忙坐下了,追問繼續下去。

會後那位在系里負責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同學”特意找我談話,頗為語重心長地說:“你太‘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了,這不是真正幫助吳先生;這根源在於家庭和舊社會的影響,即封建士大夫和資產階級的影響。”他提示我今後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觀”。這些話對於一個正在“追求進步”的青年人來說,自然是很重要的。這位“大同學”後來在60年代受到了“政治整肅”,“文化大革命”時又遭到種種迫害。現在,他已在美國定居,去研究宗教問題了。

除去在學校必須參加政治運動外,占去我大學後兩年相當多時間的應屬隔三岔五地借調到“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和團中央機關去參加實際工作。我參加過紀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的外賓的接待工作、亞洲太平洋區域聯合會和亞太和平會議的翻譯工作以及團中央代表大會的翻譯工作(因有外賓與會)等等。這些工作,斷斷續續,加在一起,可能有兩年之久,那時的領導大概覺得你既在學法語,就不管你學到什麼程度,就讓你去當“翻譯”,其實真正的翻譯也輪不上我,那是教授們的“差使”,所以我的工作只是“打打雜”,“跑跑腿”,帶著外賓逛逛街,等等。

2006年與女兒及外孫女

參加這些實踐工作,其實是我後來長期從事對外工作和國際活動的開端。我當時是絕對沒有預料到的。

在團中央的工作結束回到學校時(因1952年院系調整,我已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了),畢業考試已過,已經放暑假了,學校空空蕩蕩;只有應屆畢業生在等待分配工作。我沒有參加畢業考試,沒有分數,算不算畢業呢?吳達元先生說有兩個辦法,徵求我意見:一是給我兩星期做準備,然後補考,補考後算我畢業;二是不補考,算我“肄業”,與畢業生一起分配工作。我真的不在乎什麼“肄業”“畢業”,反正是由組織上分配工作,便說聽從領導決定,但兩星期後補考我感到困難,同時說借調出去工作是領導決定的,不是我自己要去的,所以缺考的責任不在我。吳先生說研究後再定。幾天后吳先生通知我說:不補考了,而且仍算畢業,參加分配工作,因為“外調”參加實際工作,實比在校上課更能獲得實踐經驗!

經過這幾年折騰,我的興趣已經從外國文學移開了。我的思想已經向“政治第一”的方向轉化了;何況各方面都急需外語人才,外語系的畢業生大多數都要分配到各種政府部門去。過了幾天,校部人事分配部門的潘乃穆(潘光旦先生的女兒)找我徵求意見說,如分配到國外較長期地工作,有何意見。我表示一切服從組織決定。她說可能到布拉格去,她囑我,在最後決定之前一定要保密。

1956年在布拉格

過了幾天,在辦公樓大廳舉行全校應屆畢業生工作分配大會,陸平校長主持。全體畢業生胸戴大紅花聽候宣讀分配名單。名單宣佈接近完畢時,台上說,還有十四名畢業生將分配到“黨群系統”,具體是哪些單位,將另行通知。我正好是這十四人之一。

那時畢業生分配工作是件很隆重的事情,大會開過以後,每天都有分到畢業生的單位派車來接,一批一批地走了,就是不見“黨群系統”的車來接我們這最後的十四個人。又過了半個月左右,校方人事部門通知我到“中央組織部”去接洽具體的工作單位。我到中央組織部又等了幾天,那裡的工作人員給了我一份已準備好的“介紹信”,讓我住進前門外一家招待所,等候通知。那家招待所離我家不遠,因為要等通知,就老老實實等在那裡,連家也不敢回。等了十天左右,“通知”來了,呀!原來是到“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報到,即我在大學時曾被借調去好幾月的單位之一。我的畢業分配工作的過程,使我覺得很有些“神秘感”,因而也使我沾沾自喜,甚至有幾分“自豪感”。因為我要去工作的地方肯定是個很重要的單位。從此我開始了長期的“民間外交”工作。在“和大”工作一年後,我被派到維也納在李一氓同誌的領導下工作。

我的“走馬燈”式的大學時期就這樣匆匆過去了。我對“國際事務”在大學後兩年已經沾上邊兒了。大學學的一點點外國文學沒有繼續下去,只成了“業餘愛好”。

我的“大學生活”四年間上了四座大學(燕京、中法、清華、北大),像走馬燈一樣,我算是從北大畢業的,但真正坐在北大的課堂里沒有多長時間。我念了中國知名度很高的四座大學,但我並不是一個“好學生”。說實在的,這不能全怪我。

在幾年的大學生活中,國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對我的思想和精神狀態的變化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在“借調”到一些單位參加一些實際工作期間,我漸漸懂得,什麼歐洲文學之類都沒有政治重要,一切都應該服從組織的決定,因為只有組織,只有黨的組織才是決定國家、民族,乃至個人命運的最強有力的因素。在高中時期曾立誌“一不做官,二不從商”的清高學子的“誓言”在不知不覺中淡去了,代之以“靠攏組織,提高政治覺悟,走共產黨指引的道路”。在分配工作的那些日子,我激情滿懷,希望組織上把我分配到任何需要的地方去;我已經沒有自己的誌願了!四五年時間內的變化,真不可想像。

本文選自《在中西之間:陳樂民自述》,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陳樂民作品新編”(九卷)近期由東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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