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球》可能是今年最好的國產電影,它來自一位藏族導演
2020年11月24日07:02

原標題:《氣球》可能是今年最好的國產電影,它來自一位藏族導演

故事成形之前,在萬瑪才旦的腦海中,最先浮現的是一個畫面——紅色的氣球,從小孩子的手中脫落,飄向湛藍的天空,越飄越遠,直到幾乎看不見。

這是靈感的吉光片羽,萬瑪才旦稱之為“一個本能的意象”。它最終成為電影《氣球》的結尾:當藏民家庭的困擾尚未得到解答,父親與孩子一起,平靜地目送高飛的氣球。

11月20日,《氣球》在電影院上映。

《氣球》劇照

在此之前,它已經參加過全球60多個電影節,獲得2019年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獲最佳影片提名,被影評人、電影史學家讓-米歇爾·付東評為“威尼斯電影節最美的電影”。

中國電影資料館的對談活動中,創作過《西藏組畫》的陳丹青到場支援:“中國有這樣一位作家和導演,我非常驚訝。我看過他所有的電影,每一部都非常動人。《氣球》好像跟前面又不一樣了,這部真的牛逼。他更老練了,永遠有分寸感。”

在電影圈內,萬瑪才旦早已成名,被公認是開啟“藏地新浪潮”的代表人物。而即使拋開民族性的身份標籤,細數近年來的華語影壇,他也算是極少能提供普世性主題探討、風格化美學表達的作者型導演之一。

《氣球》無關奇觀性的“藏地風情”,細膩地展現出一個小家庭的世俗日常。世俗就意味著數不清的尷尬、煩惱、爭吵。而生活矛盾背後的根本癥結,則關乎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信仰與現實的矛盾。

氣球意象聽起來輕盈美妙,但故事卻是沉重而糾結的。不僅有紅氣球,還有白氣球,也就是吹脹的避孕套——兩個小兒子淘氣,把衛生所發放的避孕套當做氣球玩兒,使得妻子卓嘎再度懷孕。

卓嘎想去墮胎,但卻身不由己——因為從上師到丈夫、大兒子,甚至卓嘎自己,都認為這個未出生的孩子是爺爺的轉世。

電影海報中,氣球與懷孕關聯起來

《氣球》尖銳而直接,展現出妻子對於“生育權”的失控,因此也可以說是話題噱頭十足。整個2020年,流行影視、綜藝爆款熱衷於探討女性焦慮,社交媒體上不乏對於女權的激烈討論,這一切也都反映出性別、生育議題的當下價值。

在萬瑪才旦的作品之中,《氣球》的確是第一部以女性為主角的電影。不過高明的是,我們在影片中看不到對於女性意識的刻意迎合。這個故事沒有試圖替女性去做聲嘶力竭的控訴,最終也給出一個開放式的結局,無意逼妻子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擇。

卓嘎與她的尼姑妹妹,都一方面有反思的苗頭,但另一方面又都是保守而固執的,她們彼此都是對方的阻攔。當妹妹聽到姐姐要去墮胎,打心底地認為不應該;當姐姐看到妹妹的往日戀人,毫不猶豫地禁止兩人的接觸。這樣的女性形象雖然不符合“爽文女主”,但卻才是真正更有現實人文關照的。

《氣球》劇照

儘管話題尖銳,但整部電影看完,最打動人的反倒是憐憫與寬容。在這個家庭里,沒有人是“罪人”,每個人都是糾結而曖昧的。這種對所有人基於理解的善意態度,也是萬瑪才旦作品中一以貫之的氣質。

在鏡頭語言上,影評人們給出“美”“好看”的一致評價。相對於極簡、極靜、極孤獨的《塔洛》等前作,《氣球》的確更能給予一種視覺上的直觀享受。手持攝影的跟拍長鏡頭,將人物拉得與觀眾很近,營造出“沉浸感”的敘事氛圍。

另一方面,萬瑪才旦從小說家轉型為導演,受到藏地民間文學傳統的影響,擅長用魔幻、寓言來隱喻現實。《氣球》在日常寫實之外,幾處超現實的場景才是點睛之筆,將觀眾帶入流光溢彩的夢境。

《氣球》劇照

對於《氣球》成為自己最受好評的一部,萬瑪才旦說:“可能是比較普世,也就是所謂的接地氣。”

關於藏人生活的困境、藏文化的思考與傳承,他認為:“這不是我的義務,但是會體現在作品當中。可能是跟身份有關係,我覺得有責任把變化記錄下來。”

萬瑪才旦本人的氣質與電影挺像,不管談什麼語氣都很柔和,但言辭也清晰直接。他說自己是個內向的人,從小就“根本不愛說話”。

萬瑪才旦

《氣球》一些畫面在青海湖邊取景,大部分家庭場景則拍攝於萬瑪才旦的老家——他1969年出生於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貴德縣,那曾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小村莊。

為了“走出大山”,萬瑪才旦折騰了很多年:先當了多年小學老師、公務員,直到33歲才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的藝術碩士——從那之後就留在北京,一待十幾年。

住在大城市,一開始是為了電影,後來更多是為了兒子上學。不過2014年,他硬是把兒子送回青海的一所寺院學校,在那兒學了一年藏語藏文。“要不然你藏語不會,很多東西你不懂,你只是個藏族人,身份意義上的,符號意義上的。”

如今,兒子唸到大學,萬瑪才旦決定搬回青海西寧居住,離長大的村莊只有三、四個小時路程。

故鄉已經完全變了樣,修了水電站,全國各地的工人來了又離開,漸漸有女孩遠嫁內地,這在過去都是不可想像的。

他自然而然地想回去,能感受到狀態變得更加平和:“在家裡,身體的適應感更強一些。很簡單,我希望有更簡單的生活。”

青年時代的萬瑪才旦

我們還和萬瑪才旦聊了更多關於電影、小說、信仰、生活。

01////

不是刻意要以女性為主角

全現在:《氣球》最早來自一個紅氣球的意象?

萬瑪才旦:很多年前,我還在電影學院讀書的時候,有一次去民族大學,經過中關村雙安那一帶。大概也是一個秋冬天,就看見一隻紅色的氣球飄起來了,就覺得意象特別好。

這是一個電影的意象。我覺得電影跟文學的意象,還是有區別的。電影史上也有很多跟紅氣球有關的電影,所以可能就有一種下意識的敏感。

全現在:從意象到人物,從紅氣球到避孕套、白氣球,故事是怎麼成形的?

萬瑪才旦:有了靈感之後,就開始展開想像,就開始構思故事。要讓那樣一個紅氣球的意象,跟跟藏地的當下產生一些關聯,就想到了白色的氣球,避孕套。

那麼中心肯定是一個女性,人物的設置是圍繞女性展開的。不是刻意要以女性為主角。

故事是可以算出來的:她有三個孩子,一個孩子在上中學,兩個孩子可能馬上要上學,有家庭經濟上的壓力,同時也有生育政策上的壓力。

然後另一方面,家中有一個老人,他是堅信轉世這些東西的。他認為孫子是奶奶的轉世,其實是在強化這個觀念。丈夫也是堅信的。

那麼接下來,老人應該就不在了。家人堅信他的轉世回到家裡,應該生出來,這個矛盾就建立起來了。

所以這個故事很快就立起來了,寫得也挺快。

全現在:你說《氣球》是電影意象,但你是先寫了一篇短篇小說,最後又是怎麼拍出來了?

萬瑪才旦:那時候是想拍成電影,但是這個劇本寫完之後就因為種種原因拍不了,後來覺得特別可惜。

因為劇本對我來說,只有拍出來才有意義。其實我自己是不太認同“電影文學劇本”這樣一個概念。如果拍不出來的話,文本本身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後來就寫了這個小說,發到廣州《花城》雜誌上,然後也入了一些年度小說排行榜之類,就等於完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表達。

17年,劇本立項了,投資什麼的都有了。18年拍了40天。那時候正好是《撞死了一隻羊》去威尼斯電影節的時候,我們中間還停了10天,去威尼斯回來再拍。

全現在:一開始劇本為什麼拍不了,跟計劃生育政策有關係嗎?

萬瑪才旦:當然也有關係。那時候這個話題比較敏感,計劃生育沒有放開。

所以這肯定是90年代中期的一個故事。藏地是可以生三個孩子的,第四個孩子就等於是超生了,要麼你就做超生遊擊隊,要麼就接受罰款什麼的。

全現在:《氣球》雖然多年前就有個雛形,但是不是只有到了更成熟的年紀,才能寫出來?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沒有對婚姻、對女性的認知,不太可能拍出卓嘎的感受吧?

萬瑪才旦:我覺得不一定。一方面跟感受有關係,另一方面這是一個想像力的問題。

很多東西其實也不一定需要體驗,巴金寫《家》的時候也就30不到,你看還是寫出了很多家庭關係,那麼有激情,當然跟他的感受也是有關係的。

卓嘎這樣女性的心態,大概就是我20多歲時候身邊女性的一個感受,這肯定是90年代中期的故事。

全現在:故事一定要有一個矛盾衝突嗎?

萬瑪才旦:不一定。我覺得一個感覺,也可以寫一個故事。衝突是一種講述故事的方法,類型電影會用的更多一些,這樣能夠在故事的層面上,吸引更多數的觀眾。

其實很多觀眾還是要看衝突,能調動情緒,但其實這樣的故事相對比較容易寫。我自己覺得要寫一個情緒性的故事,肯定更難。

像《追憶似水年華》就像意識的流動一樣。這樣的敘事,肯定是訓練過的一個形式。

《氣球》劇照

02////

爺爺把我當成文人舅舅的轉世

全現在:電影海報上有句話:信仰和現實如何抉擇。

萬瑪才旦:這其實在講一個困境:一個女性面臨現實和信仰這樣雙重的壓力的時候,她是沒辦法做抉擇的。信仰里麵包括轉世生死的觀念。

她雖然有一點覺醒,雖然有一點反抗。但是她不可能做一個徹底的,非此即彼的選擇。如果說一個女性她要反抗她的婚姻,要不然就出走,要不然就妥協。但是在藏地,留給她的都是痛苦。

全現在:最後其實是開放性結局,你沒有給出一個答案,到底要不要這個孩子。

萬瑪才旦:作為作者,我也沒辦法給她一個明確的抉擇,所以有一個開放式的結尾。等於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不是我能解決的,女主人公她也解決不了。

可能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最終對這個開放式結尾的解讀也不一樣。藏區的觀眾看了,會認為卓嘎最後會決定把孩子生下來。對藏區的歷史文化、宗教、現實有更多瞭解的觀眾,可能也會認為卓嘎最終會選擇妥協。漢族地區或其他一些地域的觀眾可能會認為卓嘎會有一個抗爭,最終會把孩子打掉之類的。

全現在:這個故事是你對於轉世輪迴的一種反思,或者說一種質疑嗎?

萬瑪才旦:不能說質疑,我覺得是反思。

但我也是經曆過那些事情,也曾經被認為是某一個人的轉世,所以我也不能質疑。質疑了,我就不是那個人了。

全現在:你提到過,自己能唸書其實跟轉世有關係。你爺爺把你當成一個文人舅舅的轉世,當成一個知識分子,所以一定要供你讀書。

萬瑪才旦:可能我小時候說過一些話,我是來自什麼很遠的地方,看過一些書之類,就跟我爺爺的舅舅能產生一些關聯。

藏地平常生活中,我們經常遇見這樣的事情。這個人突然就會說,我前一世去過內地。因為那個年代,的確有人去過內地,去過勞改農村,就再也沒有回來了。

大家就覺得這個人肯定那個人的轉世之類的,就會聯想推測。因為有這樣的文化存在,所以有人說這樣一些話,就會很容易聯想起來。

這也是轉世識別的一個方法。像活佛轉世的時候,有一整套很嚴密的系統。可能夢裡面會有暗示,這個人大概會在什麼地方,家門前有什麼樹,大概什麼方向。

如果出現了兩三個靈童,都是一兩歲的孩子,就會召集在一起,放一些活佛前世用過的念珠之類的物品,讓他們隨便挑。那個靈通就會很準確地去抓住。

藏文化之外的人看,就覺得是一個很神秘的文化。但是其實對於藏人來說,轉世就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全現在:但是在你成長過程中,接受了唯物主義的學校教育,接觸到很多沒有信仰的人,會反過來思考自己的信仰嗎?

萬瑪才旦:離開故鄉了,就會有審視的目光,在老家,他們對信仰是沒有疑問的,當你離開一段時間,再回頭看,可能會有變化。

我一方面是唯心主義者,在那樣的環境里長大的。從小生長的環境是很重要的。然後到了中學要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完全就是兩個系統,唯心主義、唯物主義。所以自然就會形成一個反思,形成一個對照。

這種對照的感覺會很強烈,甚至很撕裂。

《氣球》劇照,孩子手裡拿的是避孕套吹起的“白氣球”。

03////

《氣球》確實比較接地氣,但是《塔洛》難寫多了

全現在:在你拍的電影裡面,自己有個喜好排序嗎?

萬瑪才旦:沒有。他們就是不同形態。幾個孩子生出來,肯定長的不一樣,不能說我喜歡哪個。

全現在:很多人說《氣球》是你目前為止最好的一部電影。我覺得它傳遞了一些普世的情感,講了一個家庭式的故事。像是《塔洛》就是以一個孤獨牧羊人為主角,相對來說門檻可能就更高。

萬瑪才旦:對,《氣球》確實是比較普世,可能就更加的所謂接地氣。

但是《塔洛》難寫多了。一個人的故事要寫成一個長篇,得多難。觀眾覺得《氣球》難一點,其實不是。

全現在:從最初寫實的“故鄉三部曲”《靜靜的嘛呢石》、《尋找智美更登》和《老狗》,到寓言式的《撞死一隻羊》,再到全知視角的《氣球》。你怎麼看待自己風格上的轉變?

萬瑪才旦:也不是風格上的轉變。很多人看到那個影像變了,覺得我有在嚐試一個新的風格,其實沒有。

給內容找到形式是很重要的,我希望形式也成為內容的一部分。《撞死了一隻羊》沒有那樣一種形式的話,想表達的東西,就很難準確傳達出來。雖然故事層面是一樣,但結果肯定是不一樣的。

所以寫小說跟寫劇本還是完全不一樣的。創作快感可能在寫劇本的時候就已經完成了,有時候拍攝就像是一個具體執行,藍圖其實早就在你的腦海之中。

全現在:《氣球》的攝影畫面給人直觀感受很美,有很多手持攝影長鏡頭。之前《塔洛》是黑白的,《撞死一隻羊》是4:3畫幅。這種變化是怎麼考慮的?

萬瑪才旦:這種形式不是刻意為之的。手持跟拍的拍攝方式,跟人物狀態是接近的。每個人都很焦慮,我覺得跟拍能帶出來人物那種緊張的狀態。

全現在:《氣球》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形式,還包括現實與超現實畫面的交織。在宛如夢境的畫面里,兩個弟弟把哥哥背上的痣取下來,然後往青海湖邊跑去。有評論稱這一幕是今年華語電影的“高光時刻”。

萬瑪才旦:因為電影涉及到了信仰、生死,聽起來比較像神秘文化的東西。這是故事的基點,必須得呈現出來。

“夢中捉痣”那一場戲,跟對於信仰的反思是有關聯的。家人堅信大兒子是奶奶的轉世,主要的標誌就是背上那顆痣,但那樣一顆痣,小孩在夢中可以輕易地拿下來,甚至拿著跑,這就有一點反思的意思。

《塔洛》劇照

04////

藏人一樣有七情六慾,一樣現實地活著

全現在:怎麼看待很多漢族人對於“藏地風情”的誤解?比如說一提到藏族,就會想到自然奇觀、虔誠朝聖、隱秘傳奇等等。

萬瑪才旦:這種誤解,可能來自於想像中的對於藏人的神話式或者不食人間煙火式的美化。當你某一天發現,藏人一樣具有七情六慾,一樣現實地活著的時候,你心裡就不願意了,就失落了,說他們不該是這樣的呀,他們怎麼就變成這樣的了。其實他們一直就是那樣真實地活著的,只是你不瞭解罷了。

全現在:這些年來,隨著你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也帶動起鬆太加、德格才讓等藏族導演的發展,一起贏得了“藏地新浪潮”的名聲。怎麼看待這個身份標籤?

萬瑪才旦:我自己的身份就是一個創作者。

我其實處理的就是人的問題,要解決的也是創作的問題,其它那些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

我也不是特別喜歡風格轉變的那些標籤,包括內容上第一部表現女性題材的電影這些。

全現在:從創作根源上,藏族民間文學對你帶來的影響最大?

萬瑪才旦:確實很多研究者指出過,我的小說和影視跟民間文學之間的關聯。

我自己回看自己的創作的時候,是有一脈相承的東西,可能就跟自己民族的文學傳統、表現方法有關聯。藏族文學作品哪怕在書寫歷史的時候,也會有很多寓言、魔幻的元素在裡面。

我覺得在藏族傳統的文學創作裡面,可能比較看輕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可能覺得像寓言體的創作方式是比較高級的,我覺得有這樣一種可能。

全現在:電影當中對於藏地變化的態度,是比較悲觀的。現實中有好的一面嗎?

萬瑪才旦:現實當中的思考也差不多,悲觀,當然也有複雜的情緒。

原標題:《專訪 |《氣球》可能是今年最好的國產電影,它來自一位藏族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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