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攝影師
2020年11月20日06:01

原標題:天安門攝影師

    各個年代的人與天安門合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各個年代的人與天安門合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各個年代的人與天安門合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各個年代的人與天安門合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各個年代的人與天安門合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各個年代的人與天安門合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各個年代的人與天安門合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各個年代的人與天安門合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各個年代的人與天安門合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各個年代的人與天安門合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各個年代的人與天安門合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各個年代的人與天安門合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各個年代的人與天安門合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掃一掃 看視頻

高源是天安門廣場上的“名人”,識別度也高,大高個,藍製服,總是背著最新款的相機在廣場上轉悠,時不常攔住遊客問一句:“拍照嗎您,留個紀念?”

17歲起就在這兒干,40年里已經為各地來的遊客拍了60多萬張照片,高源現在成了天安門廣場上資曆最老的攝影師,還有一年多就要退休了。

從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從膠片衝洗到即拍即取,再到如今的數碼高清,高源站在人來人往的廣場上,用鏡頭日複一日地記錄著這裏的變化。歲月流轉,照片里的故事沉澱出的,都是或遠或近的時代記憶。

1979年,隨父親從瀋陽來到北京的高源進了北京西城服務公司,成為一名天安門攝影師。那個年代,小小年紀就被安排在首都“心臟”工作,心裡整天撲騰的就倆字:驕傲。

五六歲的時候,高源“以為太陽是從天安門升起來的”,第一次去天安門,到了就不肯走。“中國大部分家庭都有一張與天安門的合影。中國人嘛,好像一生當中都要和天安門拍一張照片……”和當年太多人一樣,這種“天安門情結”,同樣貫穿了高源的生活。

高源從小在部隊家屬院里接觸到攝影,儘管對拍照洗照片這套活兒早就爛熟於心,可在廣場上第一次摸到相機還是半年後的事兒。在天安門廣場照相,先得跟著師傅發號賣票從業務員幹起。1980年的春天,高源終於正式“上崗”,成為一名天安門攝影師。

當時用的是國產海鷗牌機械相機,拍照時必須兩手端著相機,使勁往下伸,把相機背帶繃直,才能保證畫面不晃。師傅的要求是,眼睛看,耳朵聽,看顧客拍照時閉沒閉眼,還要聽相機的快門聲對不對。“一出問題一卷膠卷都完了,那時候大家出趟門不容易,來了北京,當然要在天安門留個念想,有的一輩子也就來這一趟。”那時候,能擁有一張天安門廣場的“官方留影”,是一件特別奢侈的事情。

上世紀70年代末,天安門照相點就在金水橋和華表之間,當時天安門廣場地面還鋪著水泥磚,遮陽傘可以插在磚縫露出的泥土裡。1982年廣場馬路整頓,照相點搬到了廣場西側。當時國旗周圍沒有安裝護欄,攝影師在國旗附近拿根繩一攔,就是照相的排隊區域了。隊伍最前方的取景點地面上畫了一對腳印,排到了的遊客就站在上面,方便師傅們對焦。“一抬頭一張,流水線操作。”高源說,那時候拍紀念照規矩很簡單,就是別拍虛了,人像不能高於毛主席畫像。

上世紀80年代初,不少城里人一天也只能掙一元錢,拍一張黑白照七角五分錢,當時大家手頭都不寬裕,拍照最多一張。不少人掏遍全身衣兜就是湊不夠這七角五分,他都給墊上了,為的是不讓他們遺憾終生。

上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開始活躍,有些剛富裕起來的人到天安門照相一拍就是4張。還有包工頭領著幾十個甚至上百個打工仔來,“請客”跟天安門合影。高源記得,寶麗來相機剛出來的時候4元一張,等著拍照的隊伍能排出50米遠。廣場上人也多,怎麼照都是“大合影”,遊客和攝影師只好都踩在凳子上,站高點背景才能相對“乾淨”。數碼相機剛普及時,有一年國慶節,高源一人一天拍了700多張照片,當天下班騎車回家,路上居然保持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拍照姿勢,就這麼騎了一路。

改革開放的頭兩年,來天安門照相的人基本都是一身“藍白灰”,再加個“國防綠”。高源用第一個月的工資買了頂黑呢帽,當時不管小夥子老大爺,大街上一律都是這造型。幾年後,外國電影進來了,大家的服飾也跟上了潮流:廣場上一夜間豎起一片風衣領子,天黑了也捨不得摘下蛤蟆鏡。

那時候高源燙了頭,穿著日本電影《追捕》里主人公杜丘的同款長風衣,再加上喇叭褲,挎上雙鏡頭相機,儼然是天安門廣場上“最靚的仔”。

“現在花花綠綠的衣服很多了,年紀越大越敢穿。”高源說,這些年廣場上的服裝越來越個性和多元了,破洞牛仔褲、漢服,都已經很常見了。

多少年里,到天安門照相是中國人的一件大事。大多數遊客走上廣場時就會放慢腳步,一邊走一邊凝視著天安門。

有一位70多歲的河南老兵,生日當天第一次來到天安門。他從縣城趕來,買的是站票,合影前,鄭重地換上了一套整齊的軍裝。

“遇到老兵一定要拍,再不拍就沒機會了。”出現在高源鏡頭裡的老兵,有的曾跟隨傅作義參加過下花園戰役,有的是四野老兵,當年從東北一路打到海南。很多老人身形佝僂,眼神也渾濁不清了,可是面對鏡頭他們仍然會舉起右手,緩慢而堅定地敬個軍禮。

更多的人喜歡在紀念日到天安門留個紀念。一對來自雲南的老夫妻,在金婚紀念日穿著情侶鞋、捧著老式的結婚證書來拍照,想讓天安門見證他們50年的愛情。

“幾年前,有個拾荒老人路過天安門,想拍張照片,我就免費給他拍了一張。以後他時不時就來,來了就找我拍,每次拍照的時候,都在口袋上別一張白紙,寫上當天的日期,顯然是寄給家裡人報平安。”後來高源告訴他,不用寫,照片上有日期,老人才作罷。這個“回頭客”高源拍了好幾年,從來沒收過錢。

還有一對天津夫妻,從上世紀80年代末就成為高源的顧客,每次來北京都要找到他,在同一個位置拍張天安門合影,20年里總共拍了十幾張。

在高源收藏的照片中,也有跨越時空的傷痛。一張照片中,一位中年男子手裡高舉著一張人像,他說父親去世前一直想來天安門看看,卻始終沒能成行。這些年高源見過不少拿著親人照片來天安門合影的人,他感覺按快門的手指都沉重起來,因為每張照片背後,都有一個未了的心願。

腰上別著BP機的青年,披蓑衣戴鬥笠的大叔,穿著父親舊軍裝的中年人,50歲生日這天和天安門合影的外國友人,小時候曾在天安門前合影的老同學,幾十年後戴著紅領巾又來拍了一張……這40年,高源的照片就是一部改革開放史:早些年,遊客拍照時總喜歡露出鋼筆、手錶、BP機、大哥大這些彰顯身份的時尚物件兒,後來吸引他的開始變成個性十足的Pose,還有大家臉上的自信,“跳街舞的,打倒立的,單膝下跪求婚的什麼都有,最大的不同是精神面貌,以前四五十歲都老態龍鍾的,現在歲數大的人也朝氣蓬勃,中國大爺背單反,中國大媽舞絲巾,都是天安門前亮麗的風景線”。

從最開始的國營照相館到現在的股份製公司,同一期的“戰友”有的辭職有的轉行,兜兜轉轉,只剩高師傅至今還笑嗬嗬地站在廣場上。

在遊客眼裡,天安門廣場是來北京必到的旅遊打卡地,對於高源而言,這裏卻是他的“辦公室”,“養成習慣了,幾天不來就不自在。這是對這個城市和這份職業的感情,我覺得自己不僅是攝影師,更是記錄者,有責任記錄天安門和這裏反映出的時代變化。”

除了普通人的家國故事,40年里,高源在天安門前還見證了不少重要的歷史時刻。打出“小平您好”橫幅的國慶35週年當晚,高源和同事們在廣場上跳集體舞,一直跳到11時。在天安門廣場,他見證了從幾名戰士升國旗到後來的國旗班,目睹了香港回歸以及申奧成功時人們在廣場上搖旗呐喊的喜悅。

2018年1月1日,天安門廣場迎來首次由人民解放軍儀仗隊和軍樂團執行的升旗儀式。那天早上,高源天沒亮就來到廣場上,和數萬名來自全國各地的遊客一起目送五星紅旗升起,這是他見證過的天安門廣場的又一次變化,“因為工作,我覺得自己是看升旗儀式最多的人之一,差不多隔一天就參加一次”。

上世紀80年代,一卷135膠卷是36張,熟練的攝影師靠裝卷的手上功夫可以多搶出兩三張,大家工作之餘專拍感覺“好玩”的東西,洗出來後熱熱鬧鬧貼滿辦公室的牆,到年底打掃衛生,一牆的照片都被清理了,第二年再重新帖。

“當時覺得不稀奇,過後才覺得珍貴。”從2000年起,高源開始有意識地用鏡頭記錄天安門廣場上的點滴變化:城樓上掛起了新畫像,橫穿長安街的“大一路”公交車換了新車型,每年國慶節廣場上擺的中心花籃,來到廣場的50多個少數民族的服飾,帶有時代印記的各種文化衫,“看天安門的老照片,自己心裡總是特別激動,我想讓以後的人看我拍的天安門照片,也能有同樣的趣味和感動。”

上世紀80年代初,廣場上有了彩色照相機,照片價格也漲到了每張1.9元,等待時間從一星期增加到了一個月。因為在北京洗印彩色照片成本較高,照片拍好後,把幾百卷膠卷擱到旅行袋里,給長春到北京來的列車員,列車員帶過去,洗完照片再拿回來。直到幾年後,改為北京本地洗印,取照變成兩小時。2005年,數碼相機廣泛使用,半小時就能洗出來。再後來高源和同事們在廣場上有了自己的工作台,從拍照到成片,一分鐘就搞定。

早期由於取照慢,都是請顧客留下地址,等照片洗出來後再寄過去。由於遊客地址書寫錯誤等原因,慢慢攢下一大批被退回的照片。以前公司要求沒人取的照片定期粉碎,後來允許攝影師處理這些照片,高源就把無人認領的照片保存下來,想給那些遊客留個念想,“萬一有人找回來,也是個交代”。

為了找照片主人網絡查詢、實地走訪、甚至驚動了當地派出所,“很多人搬家了,敲開門一看,已經不是照片上的人了。也有人拿到失而複得的照片時,看起來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激動”。現在,這批照片大部分捐給了博物館。

除了翻閱一摞摞相冊里的老照片,高源還時不時地擺弄下收藏在架子上的那些“老夥計”:80年代的雙反、90年代的寶麗來、21世紀的單反數碼相機……而現在,高源工作之餘用得最多的拍照設備,變成了手機。

當年老式相機拍照,難免會有遊客在按快門那一瞬間閉眼。“那會兒也有後期修圖,把鉛筆削得很細,在底片上畫出眼珠,再就是照片洗出來後用手術刀刮白,然後用墨水點出黑眼球。”

“剛工作那會兒,一張照片交到顧客手裡要經過六七道工序,現在一個人就搞定了。”40年過去了,廣場上如今到處都是舉著自拍杆用手機拍照的遊客,廣場上的8寸照片也變成20元一張,可是高源的工作量反倒增加了,一個人拍上幾十張很常見,有時候一家人過來就能拍上百張。

一場新冠肺炎疫情打斷了廣場上的熱鬧。今年大年三十,高源照常來到廣場,見到的卻是從未經曆過的清冷。沒有遊客拍照,攝影團隊10個人自己來了張合影,身後是空蕩蕩的廣場,照片上的每個人豎起大拇指給自己鼓勁。

堅守到大年初四,高源也不得不離開廣場,這一撤就是快一年。隔三差五,他還是會戴上口罩,到廣場上轉轉,拍點東西,哪怕從西北五環外的家騎電動車到天安門要騎一個多小時。

雖然一直念叨著要退休,但高源心裡還有一個小心願:為曾經來天安門廣場拍照的人們免費再拍一次,就站在當年同樣的位置上,“透過鏡頭,可以感受到時間的力量。”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吳曉東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0年11月20日 05 版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