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夜晚要關閉城門,有野外的小路可以出城的嗎?
2020年11月05日18:19

原標題:古代夜晚要關閉城門,有野外的小路可以出城的嗎?

原創 團隊作者 朝文社

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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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提問

古代夜晚要關閉城門,有野外的小路可以出城的嗎?

答:說起“古人夜裡出城有沒有小路”這事兒,“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先生,就是深有體會。

北宋熙寧年間,這位大才子曾擔任“知齊州(濟南)軍州事”,兩年的“父母官”任上,他除了留下一堆好詩文,更辦了一堆好事,除了整治了當地的惡霸,還平息了肆虐多年的水患,建起了當地的“北水門”,奠定了“泉城”接下來數百年的城市佈局。也正因如此,待到他受命調任襄陽時,齊州百姓竟然“絕橋閉門”阻止他離開。無奈之下,這位“父母官”只能熬到深夜,才瞅機會撒腿開溜——身為父母官,都得從正門走,沒“小路”。

之所以如此,就因對於古代的大城市來說,“城門”就幾乎是唯一的對外出口。

在宋代以前,中國古代的城市建設管理,主要偏重於政治軍事的考量,宋代年間起才越發偏重商業職能。所以曆朝曆代但凡修建城池,都高度重視防護性。比如明代時在原長安遺址建起的西安城牆,就高達12米,寬12到14米,底厚15到比唐代的舊城牆幾乎“大一截”。外圍還有深兩丈寬八尺長四千五百丈的護城河,明朝中葉以後,西安城牆又有糯米灰漿加固,清代時又再次整修,包磚深埋地下三米,形成“層層防護”。

雖說古代的城池,並非都是明清西安古城這般牢固,但其建造維護,基本都是同一個思路——就是用嚴密的城牆加護城河,將城池牢牢保護起來。這種情況下,城門就是一座城池的交通出口,想找別的“小路”?武俠小說都很少這麼寫。

也正因如此,城門的管理,放在古代就是重中之重:比如唐初的長安城門,就嚴格遵循“依鼓聲啟閉”的原則。長安城連接城門的六條主幹道都設有“街鼓”,從長安城的外城城門到各坊的坊門,都是按照鼓聲的次序開啟,一絲一毫都不能錯。甚至守城的城門郎,連鑰匙都不能拿,卻是放在城門東郞下,由城門郎屬官按時送來。

這樣的嚴苛,也不止在大唐長安,更不止在唐朝。以《墨子》的說法:“昏,諸門亭皆閉之,晨見掌文,請鑰開門”。一座城市的日出日落,基本就由城門的開閉來“呈現”。

為什麼如此嚴苛?除了防禦安全的考慮外,同樣重要的原因,還有交通的考量:古代的城池並非孤立存在,重要的城池往往也是交通的樞紐。就以唐代幾座“一線城市”為例:以唐代洛陽為中心的交通幹道,當時主要就有五座,向北可以通到黑龍江流域,向東可以到達山東半島,向南可以到達揚州。唐代的成都除了從陸路連接陝西關中,還可以從水路直通湖廣荊州,正如杜甫所說:“既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這樣密集的交通網,帶來的必然是大量人員與物資的流動。在古代科技有限的條件下,也必須控制“開城關城”的時間,才能夠做到有效管理。特別是到了明清年間,以《酌中誌》的記載,單是明朝的“皇店”,經運河就要輸送來七萬多隻貂皮和三十萬隻羊。而宋代的汴渠,每年也可以給汴京帶來一百萬斤炭和一千七百萬斤木柴。這麼多的物資每天從城門裡送進送出,也只有嚴格的“開門關門”,才可安全把控。

比如在“曾鞏連夜跑路”的北宋年間,北宋都城汴京的南熏門外,每天晚上彙聚在此的豬肉販子,人數就有上萬。每天送入汴京城的豬肉,都要在清晨的南熏門接受檢驗。要是“亂開門”,汴京百姓可就吃不上“放心肉”了。

不過,和唐朝比起來,宋朝確實是個“城市經濟”更發達的朝代。在之前的唐朝,別說是城門,城市里的“市門”“坊門”到點就要關,“閉門鼓”敲過後還敢出來過“夜生活”的人,抓住就是“笞二十”。到了北宋年間的汴京,中國的古代城市,也終於有了“夜生活”。別看城門依然關著,但從禦街的夜市到瓦市勾欄的表演,樣樣熱鬧無比。連宋仁宗都來湊熱鬧,跑到瓦市看女相撲摔跤,惹得司馬光等人一頓大罵。

而在這樣“關起來門來”的熱鬧里,古代中國的城市經濟,也一代代高速發展:北宋的汴京人口,高峰時突破百萬,官營作坊的工匠就有近萬人。南宋都城臨安的人口一度突破一百二十萬,且“杭城大街,買賣晝夜不絕”。這樣的城市發展水平,放在當時世界上是什麼級別?14世紀中葉時,米蘭、佛羅倫斯等歐洲“超級城市”,人口不過五萬人。1469年的德國漢堡,首飾工匠只有12人,遠遠比不上宋朝的水平。

城市的發展和交通的便利,也在一次次“開城關城”間,加速著人口的流動和經濟的發展。比如明代時同樣達到百分人口“體量”的北京城,在“九門”之外城市日益擴展,而且“四方奇珍雲集”,全國的財貨薈萃京城,大量外來人口聚集。北京本地人口也大量外流。以萬曆年間《宛署雜記》記載,當時北京周邊的農民,大量外流務工,甚至“兩縣編民無一二”。高速的流動背後,是古代中國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

這樣的發展,也帶來了古代中國另一個火熱現象:大量市鎮出現。如果說這些“城高池深”的城池,屬於古人主動建造。那麼那些城池周邊的市鎮,卻是自然形成的產物:就以宋代為例,蘇州杭州等東南城市的繁榮,也帶動了新型市鎮的出現,原本臨時的集市,漸漸變成了繁華的小城鎮。比如北宋的杭州城外,只有七八個小市鎮,南宋變“臨安”後,大量市鎮雨後春筍般出現,甚至“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

明清年間的江南市鎮,更是典型例子:明代起,中國的農村生產力大幅提高,農村剩餘人口大量增加,同時隨著海陸絲綢之路的勃興,中國的鐵器絲織品瓷器棉布賣火全世界,發達的手工業,催生了更多市鎮的誕生——單是鬆江地區的華亭、青浦、上海三個縣,“名下”在明代時,就增加了二十多個小鎮。湖州杭州等地,小市鎮更是增加了百多個。我們今天熟悉的,一個個商業發達的“江南市鎮”,就是起於那時。

同樣是發達的交通運輸與經濟流動,讓很多“小鎮”的規模,也是滾雪球般擴大。典型就是著名的景德鎮——明清時代的景德鎮,雖然掛著“鎮”的名號,但“工匠人夫不下十萬”,且“終歲煙火相望”,憑著火熱的瓷器貿易和周邊“大城市”的繁榮經濟,景德鎮在鴉片戰爭前的發展速度也十分驚人,人口一度到達25萬,與漢口、朱仙鎮、佛山齊名,公認當時中國“四大鎮”。

這樣的繁華,就是在古代城門的“開閉”之間,默默到達高峰,繁華景象留下的遺蹟,今天常在史冊里叫人歎為觀止,其背後深藏的,卻是開放與流動,對於國民經濟永遠不過時的意義。

參考資料:《中國手工業經濟通史》、《蘇鬆棉布業市鎮的興衰》、《西安的歷史變遷與發展》、《中華交通史》、《世界上下五千年》、《南宋杭州的城市經濟》、《淺談唐代城市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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