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史密斯:我的誌向是捕捉生命本身的模樣
2020年10月23日17:06

原標題:尤金·史密斯:我的誌向是捕捉生命本身的模樣

原創 Britt Salvesen 影藝家

尤金·史密斯,“二戰”期間在日本沖繩的新聞社帳篷前

尤金·史密斯:藝術家與檔案

文 | 布里特·薩爾維森

譯 | 李惟禕

1978年10月15日,美國亞利桑那州圖森,尤金·史密斯離開人世。他卓越的一生——嚴格服務於攝影和個人願景的一生——就此終結。但這同時是個開始,史密斯的一切變成了檔案,在後續三十年間鼓勵、啟發著藝術家和學者。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愈發清楚地看到,他一生中雜亂的章節之間逐漸有了聯繫,轉而變為一個有意義的故事。他所經曆的苦難與煩惱使我們感同身受,從前的失敗如今被視為成功,未完成的項目也都重見天日。史密斯的一生讓位於他自己的檔案,而正是這份檔案,延續著他的傳奇。

© W. Eugene Smith

威廉·尤金·史密斯1918年12月30日出生在美國中部堪薩斯州的威奇托。母親內蒂·李·卡普菱格·史密斯(Nettie Lee Caplinger Smith)出身於中西部的一個富裕人家,父親威廉·H.史密斯是一位企業家,靠買賣當地最值錢的產品——穀物發家致富。性格強硬的內蒂打理家中的大事小情,她在結婚時皈依了天主教,於是也讓兩個兒子尤金和保羅遵循天主教的行為條規,並把二人送到私立宗教學校讀書。然而,尤金生命中最重要的知識卻習自母親,內蒂本人就是一位攝影發燒友。在史密斯家中的暗室里,內蒂教兒子如何衝洗照片,隨後,這些作品會被送到藝術畫廊。

20世紀30年代初期,還在上學的史密斯便開始獨立拍攝照片。年僅15歲時,他的攝影天賦和熱情已經展露無遺,作品刊登於很多媒體上:最初是當地報紙《威奇托鷹報》刊登了他拍攝的運動會照片,隨後《紐約時報》刊載了他拍攝的堪薩斯遭旱災毀壞景象的照片。

© W. Eugene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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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今對美國大蕭條時期(自1929年至20世紀40年代初)貧困狀況的瞭解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攝影:塵土飛揚的田野,饑餓的孩童,排著大隊等待進入救濟食堂的人。每個家庭都以不同形式承受著經濟危機帶來的後果:有的人漸漸從富裕陷入貧困;有的人則一夜之間由富足落入絕境。

史密斯一家屬於後者,且衰敗情況因家中生意屬於公共領域而更甚。1936年4月30日做完彌撒之後,史密斯的父親試圖在車中用槍自殺。尤金為父親獻了血,但也無濟於事,沒能挽救這個絕望的男人。當地媒體以聳人聽聞的細節報導了這起自殺事件,完全沒有顧及這一家人的感受。成年後的史密斯,將自己對誇張式新聞的厭惡歸結於小時候那次可怕的親身經曆。

© W. Eugene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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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史密斯繼續發展著自己的攝影道路。父親過世幾週後,史密斯結束了高中學習,進入聖母大學。學校給了他全額獎學金,此外,他還兼職為校內的公共活動拍攝照片,如演講、體育比賽、開學典禮或畢業典禮等。這一系列工作在年輕的史密斯心中埋下了使命感,如同他在1936年給母親寫的一封信中所說:

我的誌向是捕捉生命的動作,全世界的生命,它的情緒,它的悲劇;換句話說,也就是生命本身的模樣。真實的影像,絲毫不裝模作樣。世上已經有太多的虛假和謊言。如果我拍攝一個乞丐,我希望呈現他眼神中的焦灼;如果拍鋼鐵廠,我就尋找其中象徵力量的符號;如果我想為一個幸福的人塑像,那就要捕捉一個源自純粹幸福的笑容,而非為鏡頭擠出來的假笑。我喜歡用文字表達我對攝影的感受和態度。現在我已經不再為了樂趣而拍照,而是像那些古典繪畫大師,我總是要通過畫面表達些什麼。

1937年年初,為了擴展眼界,實踐自己的雄心壯誌,只在聖母大學上了一個學期課的史密斯離開中西部,來到紐約。他在紐約攝影學院首次接受了專業的攝影訓練,但仍遵循母親的攝影和精神教導——母親在這一年年末從家鄉來到紐約,為了在暗房中幫助他,也是為了陪伴兒子。

© W. Eugene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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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以極高的熱情投身於競爭激烈的新聞攝影之中,開始為《新聞週刊》(Newweek)、Newsphotos Picture Service和黑星(Black Star)工作。1939年,《生活》雜誌的圖片編輯威爾遜·希克斯(Wilson Hicks)注意到了史密斯,請他前來工作並提供月工資。

同時,史密斯還為克羅威爾科利爾出版公司(Crowell-Collier)工作,後者出版《美國人雜誌》《科利爾》(Collier’s)和《婦女家庭良友》(Woman’s Home Companion)這三本發行量巨大的雜誌。

1940年到1942年,不到25歲的史密斯的作品已經出現在《科利爾》的七十五餘篇文章之中。剛剛與卡門·馬丁內斯(Carmen Martinez)成婚的史密斯有兩個孩子,無論是事業還是個人生活,看起來都前途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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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攝影工作很快給史密斯帶來了不滿。《生活》雜誌往往最終只選擇他拍攝的眾多照片中的幾張,用來搭配乏味庸俗的故事,這令史密斯極度厭煩。“我拍好看卻也無關痛癢的照片,其中包含著過多的技巧,景深很足,思想深度不夠,可這些照片卻被認為十分成功。”

1942年,史密斯停止為《生活》雜誌工作,當時“二戰”剛剛進入美國領土,他便設法尋找參與戰爭的機會。史密斯自小就喜歡航空,相信自己能夠加入愛德華·斯泰肯(Edward Steichen)的航空攝影隊,但因視力和聽力不合格而遭到拒絕。於是他只好為Parade雜誌拍攝照片,這是一份星期日增刊,每次登載20張照片並配簡短的圖片說明。

這種形式讓史密斯得以拍攝連續的、具有敘事性的照片,但雜誌身兼的宣傳任務——增強美國對戰爭的支援——使得他不得不艱難地尋找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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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當時史密斯還沒有明確並極力推崇和平主義立場,但這一思想已經初見端倪。1943年6月,齊夫-戴維斯出版社(Ziff-Davis Publishing)聘請他為戰爭通訊員,讓他為《飛行》(Flying)雜誌拍攝照片。史密斯本期待著可以拍攝獨立號(Independence)和邦克山號(Bunker Hill)等航空母艦,但現實情況並非如此:他只是在太平洋拍攝戰場的景象。他自認為這是一項“失敗的”工作,“把大好時光花費在海軍上”完全是在浪費時間。

1944年4月,史密斯得到許可回到紐約,辭去了齊夫-戴維斯的工作,重新加入《生活》雜誌,拍攝登陸照片。最初的幾次登陸發生在6月,塞班島。在那裡,史密斯不僅見證了陸地戰爭的殘酷,還目睹了戰爭對普通人造成的傷害。戰爭的非人性成為了他照片的中心主題,這在當時遭到了海軍官員和《生活》雜誌負責人的責難,但如今卻成為史密斯出於正義的憤怒的最好見證。他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每一次開槍,都是一聲絕望的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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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攝美軍於1945年2月登陸硫磺島之後,史密斯前往沖繩記錄一個名叫泰瑞·摩爾(Terry Moore)的童兵“生命中的一天”。在貼身拍攝期間,泰瑞所在的連隊試圖攻破躲在山洞中的日本敵軍,史密斯不幸遭到迫擊炮的襲擊而嚴重負傷。他被轉移到關島的一所海軍醫院,並在那裡度過了餘下的戰爭時期。上背部、左手、下頜內部以及嘴部的傷,致使史密斯經受了多次手術,在長達兩年的痛苦恢復期中,他幾乎難以自己把膠卷裝入相機之中。史密斯完全沒有負傷的心理準備,於是便沉迷於苯氨基丙烷和酒精。終於,他痊癒到可以重新拍照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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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後的“第一張照片與之前在戰爭中拍攝的影像完全不同,而是對生活的讚歌”。這張照片就是著名的《通往天堂之路》(The Walk to a Paradise Garden),畫面中史密斯的兩個兒子站在樹林中。1955年,愛德華·斯泰肯將這張照片選為《人類大家庭》(The Family of Man)展覽的結束作品,象徵著新希望。

© W. Eugene Smith

1948年年初,史密斯回到《生活》雜誌全職工作時,正趕上新聞攝影發展的變動時期。憑藉戰爭記者的勇敢,再加上他以美國雜誌攝影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Magazine Photographers)和攝影聯盟(Photo League)主席的身份公開宣揚自己的攝影信條,史密斯已然名聲在外。

他還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教授攝影課程《複雜化的攝影》。1948年至1954年,史密斯在《生活》雜誌發佈了一系列自己最著名的敘事攝影:《鄉村醫生》(Country Doctor),1948年9月;《西班牙村莊》(Spanish Village),1951年4月;《助產士》(Nurse Midwife),1951年12月;《一個慈悲的人》(A Man of Mercy),1954年11月。但這些項目卻都被挫折和失敗圍繞。

認定自己無法和《生活》雜誌的負責人維持高效的合作關係後,史密斯於1954年底徹底離開,並在第二年2月加入馬格南。1947年,羅伯特·卡帕、亨利·卡蒂埃-布列鬆、喬治·羅傑和大衛·西蒙創立了馬格南圖片社。這一職業轉折與史密斯母親的去世時間吻合:1955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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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格南的三年半中,史密斯幾乎沒有完成任何任務,但他一直沉浸於其他項目,其中當數以匹茲堡為主題的不朽攝影。起初,是歐洲圖片編輯斯蒂凡·洛倫特(Stefan Lorant)將這一項目委任給了史密斯,且有兩個古根海姆獎金資助,但這些作品沒能面世,因為洛倫特達不到他的編輯標準。史密斯名為自傳式影集也半途擱置了,這部作品名為《通往天堂之路》,也被稱為“大書”(Big Book),雖然有卡羅爾·托馬斯(Carole Thomas)的幫助,但這本自傳一直沒能完工。1957年與卡門·馬丁內斯分開後,卡羅爾成了史密斯的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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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史密斯的身體狀況進一步惡化,對藥物和酒精的依賴也更加嚴重,但他還是獨自完成了一部偉大卻從未出版的敘事攝影。這個項目的主題是一座海地的精神病院,史密斯拍攝了在其中生活、排練的爵士樂手。

與此同時,他還為日立(Hitachi)等公司工作。1958年,《大眾攝影》(Popular Photography)雜誌進行的一項國際民意調查,將史密斯選為“世界十佳攝影師”之一;1959年,美國雜誌攝影師協會在其第三屆新聞攝影年會上,也將獎項頒給了他;Camera 35還刊登了他的專題文章,名為《史密斯的神話》。在當時,越南戰爭再次激起了史密斯的反戰信仰,他因而參與了幾場抗議活動,其餘時間,則都給了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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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史密斯在費城街上被襲擊,受傷嚴重。在這次意外之後,他結識了艾琳·三保子·斯普瑞格(Aileen Mioko Sprague),後來與這位來自擔當臨時翻譯的日本女生結了婚。在紐約的猶太博物館,史密斯與康奈爾·卡帕(Cornell Capa)合作舉辦了大型回顧展《為真理執著》(Let Truth be the Prejudice)。

負債纍纍、情緒不穩定、健康狀況不理想的史密斯,依然被自己的誌向所驅使,於1971年開始了自己的最後一個項目。他和艾琳一起在日本水俁鎮生活了將近三年,拍攝那裡遭受汞中毒折磨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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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智索(Chisso)公司將未經處理的污水排入當地居民用於養魚的河流之中,這一行為從35年前就開始了。史密斯被智索公司的保安猛擊一棍,就此結束了在日本的拍攝行程。回到紐約後,虛弱的史密斯強撐起精神,開始整理照片以備後續出版。

又一次,因為他與出版社之間的不愉快導致計劃失敗。後來作家、編輯約翰·波比(John Poppy)介入,《水俁》才最終得以在1975年順利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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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俁》贏得了批評界的讚聲,但也標誌著一個新聞攝影時代的終結。可以說,史密斯那充滿人情味與激情的行動主義,與羅伯特·弗蘭克冷冷的諷刺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的《美國人》一書於1958年、1959年分別在法國和美國出版。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定義了新聞攝影的《生活》雜誌,在1972年解散。

對史密斯來說,《水俁》的成功來得太晚了。他的經濟狀況依舊堪憂,而且1975年還跟艾琳分了手。1977年,史密斯接受了亞利桑那大學的教職,並於當年12月搬回圖森。在接下來的18個月,史密斯經受了一系列腦部病症,基本痊癒之後,他前往倫敦參加V&A博物館的一個展覽的開幕式,並在1978年9月開始授課。但他的身體已經不允許此般強度的工作。僅僅幾週後,59歲的史密斯便離開了人世。

文章

Britt Salvesen, Enrica Viganò, W. Eugene Smith, La Fábrica, 2010.

作者

布里特·薩爾維森(Britt Salvesen),策展人,作家。她於2007年擔任洛杉磯郡藝術博物館(LACMA)高級策展人,並擔任威利斯·安奈伯格(Wallis Annenberg)攝影與版畫系負責人。

譯者

李惟禕,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西班牙語系,後獲西班牙巴塞羅那自治大學EINA藝術與設計研究碩士,現為編輯、譯者與設計師。

目前已出版譯著《DK偉大的藝術家》《DK偉大的設計》《DK寫給大家的平面設計必修課》《綻放的藝術》《花卉色彩搭配手冊》《全球廚具手繪圖鑒》等。

原標題:《尤金·史密斯:我的誌向是捕捉生命本身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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