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見的城市
2020年10月20日05:31

原標題:看得見的城市

看得見的城市

鄭萍萍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約10個月後,國內商場、街道、體育中心等公共空間又熱鬧了起來,孩子們也回到了學校,並重新“霸占”了社區和公園。不過,在全球其他地區,仍有很多城市的公共活動處於停擺之中,就像早先我們所經曆的那樣。10月初,因平均感染率超過了每10萬人中50例的比例,德國首都柏林開始實行宵禁,從晚上11點到次日早晨6點之間,餐館、酒吧必須停業,年輕人在公園及其他露天場所的聚集性活動被禁止。

“這一年,我們都活成了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畫作里的主角……”互聯網上,各地的人們共同感受著城市從未有過的孤寂,網友、藝術創作者紛紛上傳他們鏡頭裡、畫筆下的城市,建築完好無損、天氣舒適依舊,但失去了人群的城市,變成了完全陌生的模樣。

從某種意義上,城市一直在被疾病塑造著。19世紀的流行病促使污水系統在城市普及,政府通過製定新的城市分區法以防止過度擁擠導致的不良衛生狀況;全球性的鼠疫帶來了從排水管到門檻、到建築地基的設計變化;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肺結核的迅速傳播,使得以帕米歐療養院為代表的現代建築設計理念被逐漸推廣——每個病房都有著充足的陽光和新鮮的空氣,窗戶角度開得恰到好處以避免眩光,室內採用淡雅的色彩使醫患感到平和,每一個細節從功能上和審美上儘可能地考慮了患者的生理和心理需求。

而這一次的疫情,又將為城市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最直接的改變大約是人們對於公共空間與關係的認識——電梯里的“九宮格”、電影院里用膠帶纏住的座位、地鐵站台上循環播放的“避免人員聚集”的提醒。聽在荷蘭的朋友說,如果在街頭超過3個人同行(非家人)就要被罰款。而曾經,人們走進城市是為了更多的相遇與交往,哪怕只是觀望。

20世紀80年代,在哥本哈根市中心區的一些廣場上所做的調查發現,能看到人行道的座椅使用得最多,而面向綠化帶的座椅則使用得較少。這和世界各地的咖啡館情況一樣,臨街的座椅總是最受歡迎。目睹公共空間的生活會激發人們參與其中的慾望,淺層次的接觸才能發展出更進一步的交往。“這些交往整體上培養了人們對公共認同的情感,構建了公共生活中彼此尊重和信任的網絡,積累了個人或街區出現不時之需時可以加以利用的資源。這種信任的缺失對城市街道是致命的。”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寫道。

歐洲中世紀城市,在設計與尺度上將更多的人留在了街道和廣場上。但隨著工業生產和其他社會層面的變革,城市被不斷增加的汽車、寬闊的道路和體量巨大的建築塞滿,城市尺度的變化改變了人與城市的關係,也改變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之後,互聯網技術的誕生,間接交往逐漸替代了直接交往,人們漸漸地從公共空間中消失。

我們並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對勁,但突來的疫情讓人們看到了極端的城市樣貌,失去了人群的街頭彷彿失去了魂魄,長時間的社會隔離讓人們遭受了普遍性的焦慮與沮喪。

其實,在整個人類定居史中,街道、公園、廣場、圖書館、體育場等一系列公共空間都是物質環境最基本的因素,歷史也已經證明了它們的重要性。在參與英國國家美術館擴建工作的設計師理查德·羅傑斯(Rechard Rogers)看來:“創造一個屬於所有人的公共空間與讚美神或海上將軍一樣重要。”

文藝複興的發源地意大利又一次成為“陽台文藝複興”運動的先行者,歌唱家、演奏家和普通市民,把整棟樓的陽台變成了大型音樂會現場;波爾多的健身教練也帶領著老人院的老人們在陽台上做運動。非常時期,原本既非完全私密又非完全公開的陽台,承接了公共與私密過渡的功能。這種柔性邊界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現代城市的建設中,半開放性的公寓大堂、私人住宅的前院,都為人們從家中走向社會交往增加了一份機會。

越來越多的人讚同支援公共空間生活是一個好規劃的必備要素,這涉及了建設的方方面面。例如愛德華·T·霍爾(Edward T Hall)在《隱匿的尺度》一書中,列舉了一系列有關公共空間座椅安排和交談可能性的研究。好的規劃,從物質、心理和社會等各方面最大限度地為公共空間自發性、社會性的活動創造著條件。

不過,也有人擔心,因為疫情期間的管理需要而封閉大學校園等區域是否會成為一種常態。事實上,對於公共空間的塑造,從來都不只是物質層面的,公共空間的命運在於我們如何對待共同體。就好像城市從來都不是那些凝固不動的建築,而是“她的空間面積與事件的關係”。

鄭萍萍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0年10月20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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