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伯特:芝加哥大學與社會學研究
2020年10月16日17:13

原標題:阿伯特:芝加哥大學與社會學研究

編者按

安德魯·阿伯特(Andrew Abbott),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Gustavus F and Ann M. Swift傑出貢獻教授。1982年自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畢業後,他在新澤西州立大學任教多年,直至1991年返回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執教。1993-1996年,任芝加哥大學學院社會科學部長;1999-2002年,任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自2000年起擔任國際社會學最頂尖的雜誌之一,《美國社會學雜誌》(AJS)的主編。他在2002-2003年度擔任美國社會科學與歷史學會會長。2011年,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

2016年9月,安德魯·阿伯特教授作為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的特邀教授訪問北大,先後發表五場學術報告。特別是他受邀在文研院揭牌儀式上發表的演講,其中對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學科發展曆程的總結,對學術機構要注重學者日常工作狀態的倡導,曾經引起許多學人的共鳴。訪問期間,文研院特別委託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田耕,對阿伯特進行了深度訪談。阿伯特在訪談中回顧了自己近五十年的學術生涯,飽含著他對芝加哥大學及其社會學學術傳統的深情;他也通過談論教學面臨的危機、學科排名帶來的挑戰、大學研究的困境等問題,希望重申和捍衛“真正的學術生活”,犀利而充滿洞見。訪談由英文進行,完成後交由阿伯特教授校訂。校訂後的英文版,再由北大社會學系徐亮迪譯成中文,香港大學社會學系陳嘉濤進行校訂,成文稿刊於《社會理論學報》2019年春季號。值此文研院即將迎來建院三週年之際,我們特別推出阿伯特教授這篇訪談的微信版本。因原文較長,將分作上下兩篇。

阿伯特教授與田耕助理教授在文研院揭牌儀式上

學術生涯的起步

阿伯特教授,讓我們先從您在芝加哥大學(下稱芝大)的博士時期開始。當您從哈佛畢業之後,考慮博士申請的時候,芝大有什麼特殊之處?您為什麼想要去那裡呢?

我考慮了好幾個地方。我記得我申請了四所學校,哈佛、芝加哥、密歇根和北卡羅萊納。現在回想,可能那時候我並不是很有信心,一定會被這裏其中一所學校錄取,加上我也不太清楚我想去哪裡。芝大的話,我實際想去的是社會思想委員會,那是一個規模比較小的獨立院系,研究社會哲學的。但我理解錯了申請指示,所以就芝大而言,我最後申請到的是社會學系,就像我申請哈佛、北卡羅萊納和密歇根的社會學系一樣。最終願意錄取我的是芝加哥、密歇根的一個數學社會學特別項目和北卡羅萊納。哈佛沒有錄取我,那自然不在選擇範圍之內。我要做的選擇在芝加哥和密歇根之間,而當時我覺得社會學家應該住在一個大城市里,所以我就去了芝加哥。我本科學習的不是社會學(我學的是歷史和文學),所以在 “這個院系與那個院系哪個好”這種問題上,我並不是專家。我根本就不太瞭解社會學。另外我是從軍隊里申請研究生院的,當時我在俄克拉何馬州勞頓市(Lawton)的錫爾堡(Fort Sill),所以我沒辦法接觸其他人、查找有關研究生院的信息。因此實際上我去芝加哥這件事幾乎就是機緣巧合。

芝加哥大學

聽起來,作為哈佛的畢業生,您並不是一個自發主動的學生,對於芝大的教育理念也不甚投入。在70年代早期的時候,您是不是花了很多時間過渡成為一個博士生,並融入芝加哥大學的環境?在芝大的頭幾年,你主要做些什麼?

我是一個主動的學生,我只是不太瞭解芝加哥。芝大對我的影響很大。我成長在新英格蘭,這就像是美國的“東北”(Dongbei)。我上的中學是美國最好的學校之一,在馬薩諸塞州的安多佛,它距離我家只有40英里左右。之後我去了哈佛,距離我家僅有14英里。所以我對於新英格蘭之外的美國知之甚少。我認為芝加哥非常遙遠,說真的,我當時甚至覺得紐約也十分遙遠!所以芝加哥是一個令我很是驚喜的地方。我知道他們的大學出版社非常好——我本科時用過的很多書籍都是芝大出版的。我知道這是一所偉大的大學,但是我不太清楚它為什麼是一所偉大的大學。我根本不知道任何有關羅伯特·梅納德·哈欽斯的事情,也不知道“偉大的書”(Great Books)系列,總之對這類東西我是一無所知的。

二戰之後的海德公園街區一角

但是當我來到芝大的時候,我就立刻深深地融入了這個校區,因為我來這裏念博士的緣故,這當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並非真正的原因。但說真的,我慢慢地融入了整個大學。部分是因為通過一位教授——艾紮克·維斯佐普(Izaak Wirszup),我因而認識了一些數學系的教授。他當時是一個本科學舍的舍監(master of undergraduate house)。我非常熟悉舍監這種職位,因為哈佛也有類似的體系。當時維斯佐普教授為本科生和研究生開了一個系列講座,每週有兩次,當中會有資深的教授來到維斯佐普教授的公寓里做講座(如果來做講座的教授非常有名,那麼他們會去更大的學院餐廳)。我經常參加這些講座,因此我認識了許多教授。我也認識了許多本科生,而且很快就對這裏的本科生世界有了概念。我瞭解了這裏的課程體系,以及當地一些有名的人物,比如說當時核心課程的骨幹教授,喬克·溫特勞布(“Joack”Weintraub)和理查德·麥克基恩(Richard McKeon)等等。所以我很快知道了有關芝大的很多事情。

當時,芝大的校園在一定程度上是封閉的。由於當時週遭的小區剛剛發生了一些變化,包圍大學四周的街區眼見都住滿非裔美國人。大約85%的大學教授住在海德公園,即大學區,當中一半白人,一半黑人。正因為所有的教授都住在海德公園,從商學院的教授、大學醫院的醫生,以至所有大學的工作人員也一樣,所以你去藥房的時候可能會遇到你的牙醫,你去超市可能會遇到上個學期給你上過課的教授,你去另外的一家商店可能會遇到高級管理層人員,等等。它就像一個巨大的魚缸,所有人都互相認識。當時這所大學規模比較小,只有7700名學生,的確是所有人都互相認識,部分是因為學校中層管理人員大部分是教授們的配偶。所以那就是個非常緊密的小區,只要你認識2-3個人,你立刻就會認識200人,因為它就是這麼聯繫起來的。準確來說,當時也有些來到芝加哥的研究生只活躍於社會學系,住在國際學生學舍里(International House),社交活動都局限於同系的學生間進行。對我說來並非如此,我絕大部分的社交生活都是在社會學系之外。

抵達芝加哥的同時,我馬上開展了我的研究,這也塑造了我在芝加哥的生活。那時,我對我的導師(簡諾維茲先生(Morris Janowitz))說,我期望我的導師要求我立即開始研究。他就問我,你想要研究什麼?我當時剛剛完成了一篇有關精神病學的長篇論文,所以我就說我對精神病學感興趣。於是我就去了他的辦公室,他叫來了精神病學系的主任,當然他們兩個私下裡就是朋友,因為芝大就是這樣的地方,小而緊湊。兩週之後,我就開始在我的田野里進行民族誌研究了,那是在芝加哥大學附屬醫院的一個門診部里。

這是在什麼時候?

這就是在我剛到芝大的秋季學期,或者冬季學期,但肯定是在我第一年當中。我應該非常坦誠地說,作為一位民族誌研究者,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就是去了,然後開始做筆記。因為這個機緣,我也得以與大學里身在醫療領域的人熟悉了起來。精神病學系提供給我進一步的人脈,這使我能夠在兩年後進入我第一個真正的田野(伊利諾伊州最大的精神病醫院之一)。所以芝大就是這樣一種地方:因為大學本身互聯互通,只要你肯接觸和認識一些人,你立刻就會慢慢認識到所有人。在兩年時間里,我通過維斯佐普的講座、精神病學系、一個舞團以及教堂活動,就認識了大學里很多人。

您能夠在第一年就見到導師、得到田野的機會,這很有意思。但是我們都知道您的閱讀範圍遠遠超過社會學。這是如何可能?您是如何在學習社會學課程與其他知識、歷史和政治科學之間分配時間的?在70年代早期,那時候的研究生們(也就是您的同一輩人)對於芝大沉重的寫作、資格考試等負擔,有沒有抱怨或者感到一定的壓力?

我認為我的同學們覺得(這是我的猜測),芝大的課程體系非常嚴密(嚴格且要求高)。資格考試的書單很長,那時候資格考試是在春季,在第一學年結束的時候,所以必須是快速的且大量的閱讀。原本一些學生目標在一年內獲得文學碩士學位,這樣他們就覺得計劃更加困難了。現在這些學生都在MAPSS課程里,這是一個獨立的“先看看再說”的課程。不過當時我早就是一個閱讀非常廣泛的人了。我本科的專業就是跨學科的英國的歷史和文學,所以我本科的時候讀了大量英國歷史和歐洲歷史。我在哈佛跳了一級,得以免除了很多必修的內容,因此我能夠在整個社科領域修讀許多課程: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等。所以我早已養成了一個習慣,花至少一半的頭腦,閱讀自己專注領域之外的東西。到了研究生院我依然這麼做。而且,我在研究生院補上了那些我本科時期沒有系統地閱讀的東西。我非常仔細地讀了佛洛伊德,我讀了許多我之前沒讀過的哲學家,特別是康德。

我只是繼續一個早已存在的習慣而已。事實上,系里的教授認為我太不專注了,應該有人強迫我更專注一點,這卻是我過了25年之後才發現的。的確,早在高中的時候,我已經開始閱讀課外讀物,那時候我讀了很多虛構文學和其他課程沒有要求的東西。所以我有自己的一套知識生活,而且它與我研究生的工作沒有直接的聯繫,可能這些東西拖慢了我在研究生院的學習進度。但是,至少在社會學系之外,芝大的人會覺得,認識到各種不同東西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你知道不同類型的東西越多,在芝大你就能與越多的人談天。這種接觸世界的方式尤其被芝大看重,特別是在本科生階段。當我作為一個研究生來到芝加哥大學的時候,學校里大概只有2500名本科生,比哈佛本科生學院的人數一半還少。我通過各種方式認識了很多學生(本科生),我很享受和他們在一起,因為他們非常聰明而且多樣化。我的導師簡諾維茲先生有一次說“你的意識還是本科生那樣的!”可惜的是,他這麼說的時候不是在讚揚我。

我們都知道您在博士畢業之後沒有將論文作為您的處女作出版,這是十分獨特的。儘管如此,您的第一本書仍成為您早期重要的成就之一。是什麼促使您出版一本學術上涵蓋範圍遠超您的論文的書?是什麼讓您做了這個決定?您有沒有覺得出版的第一本書不是基於您的論文這件事是有風險的?

有關我的論文,最直接的問題是,它的創作規模和野心都很大,我不太明確它能成為怎樣一本書。這就有點像,比如說福柯。福柯的論文是有關精神病學的,但是它也是直到最近才出版。他的成名作《瘋癲與文明》是一本更為抽像的書,它與福柯的論文有一些鬆散的關係,只是其中省去歷史研究的細節。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了我的身上。首先,我一開始進田野是為了寫一篇有關精神病醫院的民族誌論文,但是簡諾維茲先生對於這個計劃的可行性存疑。我非常生氣,然後發誓我會根據我原先論文計劃中的一句話寫一篇論文。那句話是說,精神病醫生逐漸變成精神病院的“不在地地主”(absentee landlords),也就是說,沒有多少精神病醫生實際上在精神病院工作。

因此我就寫了一整篇論文,有關精神病醫生從精神病院(此專業形成的起點)獨立起來,然後變成治療門診病人(out-patients)即社區中的人這一過程。這是一個歷史社會學分析,覆蓋了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這段時間。這篇論文有二十萬字,在美國的學術界這是一篇很長的論文(600頁)。它有數十張表格,參考了數十份檔案庫和圖書館,最重要的是,它至少用了四到五種方法,包括人口分析、數學人口學、內容分析、有檔案分析和製度分析等等。有一次美國權威醫學歷史學家查爾斯·羅森伯格(Charles Rosenberg)讀了我的論文,他說:“你應該在這個問題上寫四本書,然後就可以退休了!”(他的意思是說,這篇論文應該分成幾部分,分別發表)。我不想這麼做,因為當時我認為這篇論文有一個整體的結構設計。但是那個設計只是基於直覺,實際上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寫一篇能夠體現這個設計的文章。

但是我真正不能理解的,不是這本書應該有什麼結構,而是其中那些核心的理論問題。這些問題中,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想像一個社會世界,其中歷史和社會科學同時都是合理的。這篇論文有些部分非常社會科學式,而其他部分則是更純粹的歷史。真正的值得關注是,論文所觀察的多個歷史過程在以非常不同的速度推進。所以精神病醫生每年都在做人口學意義上的決定,即是否離開精神病醫院。從精神病院被吸納到在大城市里為門診病人提供治療的精神病醫生群體這個過程,在十年間不斷浮動。精神病知識則需更長的時間才有所改變,大概五十年。而更加長時段的是,對精神病醫生來說,產生新的客戶群體(也就是那些門診病人,他們對自己的生活有些不安、有些抑鬱)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至少達到了一百年以上。

所以我有四條不同的時間線,當我完成論文的時候,我不知道怎麼才能把它們湊在一起。直到今天,雖然我已經有了一個理論圖式(scheme),讓我能夠將它們並列,然後試著理解它們是如何共同發揮作用,但是我還是不太清楚如何寫下來。當時的我則毫無頭緒。在歷史學里,一般的寫法是你以小故事作為“例子”,然後你走出來,寫作幾個提供背景資料的章節,藉此說明總體改變了大背景的一些的東西,之後你再寫一個小故事,同理一直這樣下去。所以在歷史學寫作里有這樣一個模式,其中有一些時間的模塊,在模塊的時間範圍里你講一個故事,然後你從這樣一個模塊中得到一些總體過程。但是你總是要前進到下一個模塊中,而那個模塊里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你總是會得到一個福柯式的問題,也就是說你無法解釋你是如何從一個體系和形式中到達另一個。所以我沒有發表我的論文的真正原因是,我沒有一個明顯的方式能夠把它整合起來。

某種程度上,這是我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我的想法從來不能夠塞進一篇小文章。我只有大想法。但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當我在羅格斯大學任教的時候,我無緣無故就發現了寫作文章的方法,所以我就開始出產文章。寫文章很容易,所以我寫了很多。然後在1982年,哈佛邀請我跳槽,我就寫了一篇文章作試講用。(哈佛後來想聘我,但是我沒去,因為我擔心在那拿不到終身教職)在試講的時候,我有一個念頭,就是把各種職業看成一個“空缺系統”(vacancy system)的組成部分。每一項職業都有自己的領地,沒有其他的職業能夠進入這個領地,除非之前的占有者走了,就像我筆下的精神病醫生離開了精神病院一樣。我只是在一個職業當中研究這些改變,但是事實上所有的職業都被其他職業控制的領地所約束。我的思路是將這個想法從一個職業擴展到許多職業里。我的論文末段有一章,當中一部分關於這種跨職業競爭,所以我就將兩部分放到了一起。它非常基本,非常清楚,非常幹淨。我告訴自己我可以據此寫一篇文章,但或許它還是值得我寫一本小書的。這本“小書”花了我五年的時間,長達400頁,那就是《職業系統》。

伊利諾伊州立曼迪諾醫院。在芝大學習期間,阿伯特曾在這裏的研究與評估部門調研多年。醫院已於1985年關閉。

成長與回歸

您是在一個與芝大明顯不一樣的環境中,寫成您的第一部主要著作的。你怎麼看自己在羅格斯大學度過的那些年,這十三年如何幫助您發展?

羅格斯大學的一個好處是,那裡有許多聰明的年輕學者。資深的學者同時亦十分理解我們,絕大部分的時間里,他們非常歡迎有這些聰明的年輕人在。那時美國學術界正經曆著一個非常特殊的時刻。那時美國的就業市場已經持續幾十年都是賣方市場了。換句話說,市場上的人基本可以保證自己能得到工作,而且多數能去自己想去的地方。這種情況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初期,我是在1978年找到教職的,那時候整個市場正開始轉變為一個買方市場,因為美國的學術體系已經不再擴張了,出現了過剩的博士。所以像羅格斯這樣的地方就能夠很快提升自己的水平。因此,當時年輕人——也就是那些助理教授——造詣通常比資深教授們更高。換句話說,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美國整個學術界里的人口變化意味著在各個院系中,年輕人才是真正令人鼓舞的人。當我去羅格斯的時候,我是在社會學與人類學系。在那個系里,有兩個極其出色的人類學家,蘇珊·戈爾(Susan Gal)和邁克·莫法特(Michael Mouffatt)。他們是超級學者,戈爾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也是一位社會語言學家,是一位非常聰明的女士。莫法特是芝大畢業的博士,他跟著麥克金·馬里奧特(McKim Marriott)學習過,研究的是印度。我們就是一個由6-7位助理教授組成、很好的小社群。我們都在羅格斯大學的本科生院,這個學院在我到羅格斯大學的前四年里是整個大學的一個分部。我們整天坐在一起討論有趣的事情,亦舉辦了我們自己的研討會,那是非常非常激動人心的。四年之後,大學重組了,我們變成了龐大的社會學系的一部分,人類學家們去了人類學系。從那以後這個地方對我來說就不再那麼令人興奮了。但是當時,就像我已經說過的,我搞清楚了如何寫作文章,並認真對待這本有所可能的書。

所以在羅格斯發生的幾件重要的事情,首先是我遇到了十分令人興奮的人,其次是我把某種教學方式學得很好,即那種公共性、娛樂性很強的、當你同時教600個學生的教學方式,這是一種強調個人魅力和權威的教學方式。但同時,給分的主要是助教。因此,我就有很多自己的時間,能夠處理大量工作。所以當我在寫作《職業系統》的同時,我還在開發最優匹配(optimal matching)和序列分析(sequence analysis),這些都是處於另一個不同方法論的世界的。如果我是在像哈佛這樣的地方當教授,我不可能有時間去做這種事情,因為我需要面對要求很高的研究生和要求更高的本科生,我就必須投入更多的時間到我的教學當中去。在羅格斯,我能夠教得很好,這對於那個水平的學生來說是非常有效的,而我還有很多時間去做研究。所以在羅格斯的13年時間里我發表了大量的文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能夠讓我自己涉獵眾多的學術議題,我還可以奢侈地允許我自己去寫作一本像《職業系統》這樣的書。我不知道,如果我是在芝加哥或者哈佛或者類似的地方的話,我還會不會膽敢去寫這樣一本書,因為我會緊張得多。如果你是一個像我一樣的人,你要花很多時間才能形成多數的宏大論述,而在這一方面羅格斯就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我經曆的幾位系主任都非常好,特別是在我剛到的幾年,他們都給予了我時間去發展。

安德魯・阿伯特《職業系統——論專業技能的勞動分工》

在羅格斯期間,您逐步建立了許多原本在芝加哥讀博士期間就形成的潛力。當您在1991年回到芝加哥的時候,距離您開始讀博士已經過去了20年。在1991年,芝大和它的社會學系對您來說,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您作為一名教師和研究者,回到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最大動力是什麼?

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直接。我認為任何一個曾經在芝加哥讀過博士或者做過教授的人,特別是那些讀博士的學生,在離開芝加哥以後會感到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令人失望。其他地方看起來不那麼好,不那麼振奮,不那麼出色。我就像這些人的感覺一樣,我已經竭盡全力讓我在羅格斯周圍的環境儘量像芝加哥一樣令人興奮。但是你知道,在1990年,因為我出版了《職業系統》,密歇根大學和芝大,以及其他一些學校都給我教職了。毫無疑問地我會回到芝加哥。如果你去過芝加哥,特別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你就會知道沒有任何與芝大類似的地方。在此之前從未有任何像芝加哥大學一樣的學校,而當芝大在90年代開始改變的時候,也就意味著這世界上不會再有一所這樣的大學了。它是一個特別令人激動興奮的地方,它的緊湊讓人難以置信。如果你想成為一名學者,那你就不會想要去別的任何地方。

我還記得1991年我剛回來的時候,我在校園裡面走,遇到了斯坦利·卡茨(Stanley N. Katz),他在芝加哥當過教授,那時候他已經成為了美國學術團體協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會長。我和他是在80年代末參加普林斯頓的一些研討會時認識的。當他看到我時,他說:“在美國唯一一所真正的大學里當教授的感覺如何?”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出色的大學,它們有獨特的傳統,但是我覺得因為芝加哥很小而且高度緊湊,大家對她有一點特殊的感受。

我感覺很好,但是同時我的生活中又出現一個新問題,它與芝加哥沒有任何關係。90年代里,我生活中的真正問題是,我剛寫完一本書,而時間已經證明它是一本社會學的經典。但是我現在覺得,下一本書必須要一樣好甚至更好,而這種感覺是會令人窒息的。所以這就是我回到芝加哥以後真正的問題。無論你在哪裡,當你寫了一本很出色的書以後,就很難超越它去做下一件事。那時候我可以直接用序列分析來創造一個產業,但是我對於產業沒什麼興趣,所以在90年代我真正需要做的事情,是搞清楚接下來一系列重要的事情。但是我沒能真正搞清楚。我以為我可以繼續《職業系統》里內在的邏輯,或者隨便的一些東西。我就是非常困惑。回頭來看,我可以說那種困惑不僅是自然而生,而且十分有用。但是當時我很睏惑,然後我開始了一些行政工作,變得有些迷失。

這種“第二本書危機”不罕見,對於很多第一本書就頗成功的年輕學者來說,這是很普遍的。您說在您的第一本書之後,您接受了一系列行政事務,但是8年之後,您出版了您第一本對芝加哥大學的歷史、對芝加哥社會學派以及對其整體學術貢獻的大型研究。您是怎麼做到?在伴隨著許多其他耗費時間的事情之下,是什麼讓您跳到了這個方向上,化解這個“第二本書危機”?

我的第二本書危機是有些不尋常,因為我沒有出版我的論文。一般的危機是,你出版了你的論文,然後你不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但我是直接前進到了下一站,而那成為了我的第一本書。我知道《職業系統》是一本權威之書,像是“整個學術生涯里僅此一本”這樣級別的書。就像有人多年後說道,它基本上殺死了整個職業社會學。你不可能直接埋頭,然後再寫一本這樣的書。但是我當時想我會這麼做的,我覺得我的下一本書會是關於更一般意義上的勞動分工的書。但是艾略特·弗雷德森(Eliot Freidson)在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寫書評的時候,他立刻就指出,事實上如果說《職業系統》處理的是職業本身,還不如說它處理的是勞動分工問題。這本書是有關當下勞動分工是如何逐漸建立起來的。所以我計劃要做的下一件事,其實我已經完成了。

因此最終發生的是,在90年代我開始研究《美國社會學雜誌》(AJS)的歷史(當初是為了在這份期刊創刊100週年(1995年)而寫的),它成為了《院系與學科》(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這本書的核心部分。同時,我寫了一篇有關於20世紀50年代芝大社會學系歷史的文章。我當時已經開始研究AJS的歷史,因此我需要的材料就在手頭。最終的結果是,社會學系的歷史成為我尋找接下來一系列理論問題的基礎。研究社會學系的歷史在學術上有用,在操作上亦簡單,因為芝大有很多檔案材料,因此1999年《院系與學科》就出版了。它主要關於AJS的歷史,但是你也能從中看到許多有關“世系”(lineage)和“社會事物”(social entity)的理論爭辯,以及在我全新的理論思考之中的事。我已經繼續朝著《職業系統》那裡留下的理論方向前進,但只是我的研究主體變成了社會學系的歷史,因為正巧那是我面前出現、需要研究的東西。

90年代里我寫了很多其他文章,但最深層的問題是,在我想法不斷演化的兩個領域之間存在著矛盾:一個領域是序列分析,另一個是職業社會學。這一問題是我現在才意識到。序列分析那一邊的我一直都強調“敘事才是主要:發揮作用的是事件的序列、敘事的順序”,但是《職業系統》的我卻在說“職業的敘事不重要,發揮作用的反而是當下不同職業之間相互決定的關係”,這兩個想法在本質上是矛盾的。在80年代,我一直追隨著兩種基本思考世界的方式,到了90年代,在我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我試著創造一種理論,讓這兩種思考方式能夠同時進行。儘管自從1991年起我就有目的地計劃寫一本“有關時間性的書”,但當時我沒有看到自己對時間性有兩種根本上不同的看法,直到千鿋年十年快將過去時,我才意識到。在1991-1992年間我完成了這本書的初稿,1997年在牛津重稿,實際上寫了五個章節。《院系與學科》當中有很多理論材料是從這些稿件中偷來的。另外,我寫了《學科的混亂》(Chaos of Disciplines),因為我知道社會分形(social fractals)重要,但我不知道怎麼在不破壞這些想法的前提,把它們放在那本“理論著作”當中,所以社會分形就單獨成了一本書。同理,我寫作《時間的重要性》(Time Matters)是為了將我有關於時間的各種論述(以及其他鬆散的理論論述)放在一起,由此我至少將我的各種論述整合到知識叢之中。因此,在2003年我又重寫了我的理論文稿,並且我第一次意識到這本書同時關於時間和社會結構。事實上,我看到的是,在某些重要的意義下,時間就是社會結構,這個觀點成為了我的理論論述中重要的第三章的內容。因此,1991年之後這一系列背景下,我一直在寫作,加上重寫一本普通的理論書。在我做其他工作的同時,這本書的內容在被我不斷地重塑,因為我總是通過寫一些更短小的文章和更專門的研究來解決我面前的理論問題。人們只能通過這樣才會有新的想法。所以我沒有長遠的計劃,只有一個宏大的追求,而這個追求讓我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雖然這是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最重要的是,我的困惑阻止了我出版沒準備好的書。我想,現在它終於準備好了。

原標題:《訪談 | 阿伯特:芝加哥大學與社會學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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