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來信》 用想像力擴展“崇高”和“美”的含義
2020年10月10日00:02

原標題:《動物來信》 用想像力擴展“崇高”和“美”的含義

  我們生活在一個“人類中心主義”的世界。因為人類是這個古老星球的勝利者,儘管這不是全部歷史。當我們的祖先從龐大的動物群體中脫穎而出之時,“人”就誕生了,為了形成可識別的區分,從此以後只將其他動物稱為“動物”。兒童作家、學者常立的《動物來信》打破界限創造了“動物來信”,在生物規律和人文關懷之間,以想像力擴展“崇高”和“美”的含義。

  “文學”與“科學”的交融

  第一次讀完《動物來信》這套書時,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歷史上關於“文學與科學”之關係的多番論爭。很多文學寫作者和科學工作者都對之有過深入思考,其中亦不乏以各自的方式展開實驗寫作者,如威廉·華茲華斯及其化學家好友漢弗萊·戴維、柯勒律治、左拉等;有的學者考察發現《物種起源》的組織結構深受狄更斯小說的影響;科幻作家阿道司·赫胥黎更曾在《文學與科學》中呼喚:“文學家們和科學家們,讓我們共同向前推進,越來越深入地推進到不斷擴大的未知地帶。”具體到科普寫作而言,這些年來,“讓科普變得有溫度”的理念可以說已經成為國內科普界的共識。

  用價值追尋和審美追求去關聯零碎具體的知識,原本就是人類的內在需求。而在眾多“美”的表現形式中,文學天然地成為科普寫作者最容易親近的一種。遺憾的是,目前國內這類探索多在科學專業背景的寫作者中展開,文學寫作者如何發揮自身所長因應赫胥黎的這一倡議,顯然仍是一道難題;與此同時,科學專業人員在為作品尋找審美歸宿點、提升作品藝術性方面除了科學美文之外,是否還能從更多的文學體裁和技巧中找到適合且有趣的書寫方式,也是頗值得考慮的一點。

  《動物來信》非常出彩地回答了這一問題——它在“科學美文”這一文體之外以多種地道的“純文學”形式回應了“自然科學”的諸多價值尋問;並且印證了作為藝術形式的一種,“文學”與科學所關心的命題、二者內在的終極價值追索是息息相通、源屬一脈的。

  從序言開始,《動物來信》已經暗示著這是一次文學與科學的共同冒險,並對作品的價值取向作了透露。

  作者常立在自序中聲稱是動物醫生杜立特深夜拜訪自己,請求將64封動物來信譯成中文。有趣的是,杜立特醫生是美國作家休·洛夫廷筆下的文學人物,他既是醫生,又擅長文學寫作;而他求助的對象、這位中文寫作者則是出身於理科的文學博士。這裏,常立把自己的身份轉換成了“譯者”,告訴讀者將讀到的文本事實上是經過了兩道翻譯的“譯作”——由杜立特把動物語言譯成英文,再由常立把英文版本的信件譯成中文作品。

  在這個轉換的過程中,有兩點很關鍵,其一是兩位媒介人物都具有“科學+文學”的雙重背景,其二是內含了一個文學技法:模糊現實與虛構世界的界限,真實作者常立被轉換成了故事人物,而故事人物帶來的信件在真實世界得以翻譯出版,虛構反噬真實,二者互相建構加成——這是許多文學寫作者樂此不疲的遊戲。在價值流露上,作品抓住英文“Doctor”一詞的雙重內涵並加以強調。以醫生為主角的文學作品通常不滿足於書寫“皮毛小病”,它們將探討的多是某些觸及文化基石又尚未解決的社會難題,也註定會為作品增添一份特殊的悲憫關切之意。不過,在《動物來信》正文中,文學與科普寫作的交融才是通過多種“文學形式技法”的運用得到了深度的展開。

  以“互文”與“反諷”為方法

  《動物來信》的“文學形式技法”首先是“互文性”。《動物來信》化用了不少經典文學文本:在《熊貓寫給兒子的信》中戲仿陶淵明責子、在《白鱘自題墓誌銘》結尾化用張岱散文、在《黑天鵝寫給荷蘭探險家威廉·佛拉明》中致敬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在《等待答案的孟加拉虎》中呼應威廉·布萊克的名作《虎》、在《雄鮟鱇的情書》中借用亨伯特著名的碎碎念“生命之光,慾念之火”……這些還只是能直接指得出名字和對應文本的作家。這套書可謂文學愛好者的狂歡,讀者越是熟悉經典文學作品,在閱讀時獲得的快感就越豐富。

  除了直接戲仿段落,作者也會暗暗徵引一些著名的文學形象。以《白鱘自題墓誌銘》為例,不但直接化用了張岱的《自題小像》,讀者也可以在其中看到《白馬篇》內意氣風發的少年“遊俠兒”的形象。“好長河,好大江,好暢飲,好美食,好箭術,好琵琶,好潛泳,好衝浪,好懷古,好壯遊”,這裏列舉了有中國古典文學閱讀經驗的讀者十分熟悉的諸多意象,當江河、暢飲、美食、琵琶、懷古等字眼組合到一起時,很難不想到“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這段《吹劍續錄》中對蘇詞的經典評價和蘇軾本人。

  事實上,我們想起的也絕不會只是具體的某篇文章或某個詩人,戰國刺客、唐傳奇豪俠,虛構世界和真實世界所有的遊俠浪人,蘇辛和他們背後所有的懷古詞及作者,乃至誕生孕育了這些人物的時空環境和其中的相關形象,都在讀者的聯想網絡之中;同時,“潛泳衝浪”這樣的字眼又勾連起現代運動時尚,實現了互文寫法“一方面讓讀者意識到文本之間共有的特質,另一方面意識到文本之間不一樣的特質”的功能。

  而當我們讀到最後“自救耶無能,被養耶無福消受。空長萬斤耶而僅是魚肉,之魚耶有用沒用?”時,古今中外所有“零餘者”的苦悶都被拿來作了白鱘這一滅絕物種的痛苦註腳:愛讀歌德的想到《少年維特之煩惱》;愛讀俄羅斯文學的想到羅亭和梅詩金;愛讀《紅樓夢》的,“可憐辜負好韶光,於國於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這樣的句子就自然而然從心裡流了出來;至於熟悉歷史的讀者,大約免不了拊卷為明末清初所有像張岱一樣鬱鬱纍纍混此一生的士人學子而悲慨。

  互文之外,《動物來信》多處運用了反諷技法。如樹蛙篇運用了全篇反諷的寫法。表面上看來寫信者是一隻無比謙遜真誠的樹蛙,但這套謙卑話語的反複疊加、前後矛盾卻提示讀者寫信者實質上的虛偽和善於玩弄辭令。缺乏閱讀經驗的讀者,也不必擔心,作者在右頁的科普內容里揭示了這一點——一些樹蛙因為歌聲嘹喨容易吸引雌蛙卻也因此容易被天敵捕食,另一些樹蛙於是選擇默不作聲的“撿漏”策略。左頁的寫信者就是該策略的成功者,這封信表面上是向蛙王致敬,實際上卻是一封洋洋得意的炫耀信。這套書的讀者需要反複提醒自己“配套閱讀”左右兩面的信息,千萬不能完全採信寫信人的陳述,用文論術語來說,它們中可藏了不少“不可靠敘述者”呢。

  藝術內外的表述與反思

  《動物來信》有著多聲部網絡式的作品結構,我們能在其中聽到不同物種及同一物種內部成員對自身演化策略和生存方式的解釋表白。作者讓鯨藤壺擁有浪漫主義詩人筆下的尤利西斯一樣不安分的冒險靈魂,下一頁里,他卻同樣欣賞不屑於“打榜”的孤獨歌者大翅鯨,並且透露今年大翅鯨無法參賽的原因是被一些鯨藤壺纏住了。大翅鯨將這些小小的鯨藤壺比作“咳嗽”——翻一頁,換一個視角,故事似斷又非斷,原來的英雄尤利西斯此處卻變成了另一種生物生存的大麻煩。要知道,咳疾對清高又孤獨的歌唱家而言雖不致命卻更勝於致命。

  同時,文學本身的含混多義性也使得某些單篇作品的內部擁有兩重相對的聲音。《來自滅絕動物的信箋》一本中,鄧氏魚以遠古海中霸王的身份指教“鯊魚小子”們何為真正的霸王,一方面它們憑藉咬碎岩石的力量恬不知恥地宣稱應該“平等對待芸芸眾生,凡大海里的生命,都是我的食物”,最後卻因為環境劇變和消化力跟不上獵食能力而滅絕,鄧氏魚的生存策略似乎失敗了,理該接受成王敗寇的古訓夾著尾巴保持沉默;但另一方面,其信中的獵殺美學讓人彷彿穿越時空聽到其如洪鍾雷鳴一般的嗓音,看到一位銅盔鐵甲孤獨來去、將鯊魚們斥為“成群結隊凶殘奸詐的宵小”的悲劇王者。它的身上有《荷馬史詩》中為榮耀而死的戰士影像,也有無力回天的遲暮英雄李爾王的影子,還能看到黑澤明的《影武者》中已被熱兵器時代拋棄的東方式運兵信條和試圖去扶起水中那面上書“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旗幟的影子武士。在這樣複雜的美學體驗中,讀者對鄧氏魚這一物種的消亡必然產生更深的感觸。

  值得一提的是,常立還在《動物來信》中埋藏了寫作者對藝術創作行為本身的思考。在《北白犀蘇丹寫給畫家李星明》的信中,他借北白犀之口以詩歌文體問道:“是因為你寫下的是我的生活嗎?還是因為你寫下了,我才能夠生活?一種嶄新的生活?”這也正是濟慈曾在《希臘古甕頌》中提出的問題。濟慈此詩是文學史上寫作者對創作活動的特點及其意義擁有高度自覺的代表性作品,它強調藝術的偉大在於它能捕捉短暫的美並將其固定於藝術形式中、經受住時間的磨蝕,並激發一代代受眾的想像力。

  生物演化存在巨大的偶然性

  歷史選擇群像、常規、法則、領袖;文學偏愛小人物、失敗者、反常、非理性,追尋一切罕有卻美好的可能。《動物來信》既是科普作品又是真正的文學作品,它也確實表現出所有優秀文學都具有的對上述事物的關心和偏愛。

  在眾多聲部中,在對立的觀點中,作者並不持中而立。或許也正因為當寫作者將目光儘可能地拉長,以足夠長的演化之尺衡量時,看到演化和消亡事件中埋伏的巨大隨機性,知死而後論生,才試圖為人類特別是為孩子們尋找所謂的“文明”世界應予以更多善意和掌聲的價值、短暫的個體生命更值得擁抱的道德。

  作者知道演化曆程中導致物種滅亡的原因並非一端,有時甚至是非常偶然的外部原因(比如一隻貓給斯蒂芬斯島異鷯帶來的災難)所致。不論是輕盈漂流如菊石,還是強大危險如霸王龍,雖然它們都為生存和繁衍作過努力,仍然有可能在某天因為某種原因消亡。所以常立才選擇站在以和平演化方式前進的猛獁象的一邊,衷心地而不矯飾地讚美“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就是善良”。

  在因循守舊與變革冒險的對立中,在家長製權威和兒童本位、新生力量的對峙中,作者也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恪守祖訓的棱皮龜祖母事實上已經無法回答人類出現後帶來的問題,只能乏力地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的空洞法則。它們確實已活過億年,但對地球而言、以萬物演化的尺度而言,不過是轉瞬間,而真正的危機已在它們眼前;異鷯一族已註定因那隻偶然出現的貓而亡,假如那隻小異鷯沒能獲得允許外出看看廣大世界,豈非抱憾終生?落魄貴族鸚鵡螺母親終日為生存競爭而焦慮,教導孩子們保持苗條、像菊石一樣往前跑而不是往下沉。

  然而,“別人家的孩子”菊石在白堊紀大滅絕中因為無法繼續在經曆了巨變的淺層海水環境中生活而消亡,鸚鵡螺卻因為幼體更重沉入深海而躲過了劫難存活至今——這些故事無一不在尊重生物真實的特點的基礎上,合乎情理地傳遞了現代文明價值觀。

  保護稀缺的“為美而美”

  我們不難猜到,本書為動物生存方式賦予的價值意義實質上寄託著的是對人類的期望,而於萬千路徑中選擇將超越尋常功利生活的部分作為詠歎對象,則是文學的內在要求。

  同樣是愛情與求偶命題,在書寫孔雀時作者選擇了雌孔雀視角。常立在這裏描摹了一隻擁有超功利態度的雌孔雀,它聲稱它的愛情“不計算寄生蟲、不考慮枝枝丫丫、不關心情敵、不在乎功名”。不過,它聲聲讚美雄孔雀為“男神”,實際上迷戀的卻是“美”本身和美麗的自己。在這隻雌孔雀的身上我們能看到美少年那喀索斯和癡迷於自己所造之美人的皮格馬利翁的影子,也能觸摸到19世紀唯美主義麾下那些文學家和畫家們心頭指尖的餘溫。在介紹了科學界對動物是否會將純粹的“美”(而非美背後那些有利於繁衍的可能原因)作為擇偶標準的爭議後,常立對讀者提出了問題:你是否相信存在“為美而美”的生物?現在看來,這種情況即使存在也不會出現得很頻繁,更難作為普遍事件——但仍有這樣的“可能性”,而“文學”永遠會選擇保護這一美麗(也不妨稱之為罕有卻“崇高”)的可能性。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物質欲求。作者筆下的北極狐就是這樣一些願意為填飽肚子而假扮小醜的形象,表演著倒栽蔥在雪地流浪,跟在北極熊身後、叼走它們施捨的殘羹剩飯。但是且慢,看最後這句話:我就是取悅您的,也取悅神的可愛又可憐的小丑。

  我們的傳統審美體系是吝於給這樣為物質卑躬屈膝且樂在其中的形象以讚美之詞的。《禮記·檀弓下》有雲“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屍子》記載“(孔子)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就連曠達不羈的莊子也曾以“非醴泉不飲”的鵷雛自比而嘲諷做人臣的惠子是食腐鼠的鴟。當“美”只能單向度前進,我們也就很難寫出諸如“我是神的醜角,上帝的小丑,所以我喜歡開玩笑”(《尼金斯基日記》)這樣的語句,不會想去拍諸如卓別林的《馬戲團》、費里尼的《小丑》那樣的故事或紀錄片,更不用說讓這類小丑弄臣形像在作品中佔據如《李爾王》中“傻子”那樣的“精神導師”的位置。實際上,科普頁中告訴讀者,這隻雌狐狸為了覓食只用了76天就從挪威跑到了加拿大,奔跑了3000多公里——正如作者所言,這是流浪的小丑,也是史詩中的英雄。在作品中引入這樣一類形象不但可以豐富文學庫,更可以提醒讀者以多種向度思考世界——再一次地,對於如何定義“崇高”和“美”,我們應該多一點想像力。

  在大地懶與原始人類相遇的故事里,作者選擇將佩汶古土地上那兩種生物近距離並排的腳印看作一場可能的友誼(或許只是片刻的互相凝視)、一次遠古殘酷的生存競爭中可能存在的和平溫馨的懸停,而非戰爭的印痕。

  “為失敗者寫哀歌作誌傳”

  《動物來信》的價值取向同樣體現在它“為失敗者寫哀歌作誌傳”的選擇上。以最後一隻卡羅萊納長尾鸚鵡寫給飼養員的信為例,我們從中能看到一個自知自覺“選擇”死亡的靈魂——它對死去夥伴的思念長、悲痛深,主動放棄了活下去的可能。這種長尾鸚鵡有著獨特群居習性,一部分被殺後另一部分就來補充、聚集在死難者周圍,因而往往變成新的死難者。這當然可能只是它們的演化策略,這種策略幫它們走過了漫長的時光,如今失效了——沒有那麼多深情,又或者真的有那麼多深情?我們都不得而知。只是作者在兩種可能之間選擇了相信動物的精神生活。痛悼這樣的深情和悲憤何嚐不是在痛悼擁有那些“捨生取情義”品格而選擇玉碎的人。它們或他們可能都無法成為生存競爭的“勝利者”、世俗意義上“有出息”的一群,或許還會在身後被解釋為低智、怯懦、沒有責任意識,但文學自有其尺度,“文學”二字的方寸間容得下各種不一樣的“勇者”,為人們擎住這最後的安憩之地。“為失敗者作哀歌”其實也是以文學的方式為各種演化的路線選擇作一種特殊的解讀、記錄和保存。

  讀者會發現,在滅絕和瀕臨滅絕的動物背後總會閃過人類的影子。這些信件的確也借動物事反思著人類社會發展中的諸多問題。

  “順便清理掉一些愚蠢的人類”的聲音對獅子們來說太過悅耳——他們自信地創造標準劃分人之優劣,滿以為自己不在死神的算計之中,卻不知在死亡的盛宴上,啄食腐肉的烏鴉才是唯一的贏家。

  瀕臨滅絕的美洲野牛寫給印第安科曼奇首領唐·比爾斯的絕筆信更是意味深長:“我出生在大草原上,自由的風吹拂過我的長鬃,熾熱的陽光照耀過我的雙角。我出生在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我也將死在自由不會消亡之地。”我們此刻所感受到的強烈衝擊,是文學面對強勢文化吞食弱勢文化時所漫湧的悲憫。

  從某種角度來說,這套書從頭至尾都在反思“人類中心主義”,但這是否意味著作者對人類的厭惡和絕望呢?答案是“不”。身為藍色星球大家族的一員,人類需要把自己安放在怎樣的位置上,才是作者真正試圖尋找的答案。

  優秀的科普作品除了帶給讀者知識上的滿足,亦應能引導讀者去探尋、追問這些零碎的表象知識在文明中可能的位置,接納新的生命經驗對我們價值系統的叩問、淘洗和更新。而正如華茲華斯在《抒情歌謠集·序》里說的,正因為“詩”,或者說“文學”,“是各種知識更高的精神和自由的呼吸”,文學寫作者更應與科學家並肩深入到他們觀察的對象本身中去,然後“借出他們神聖的靈魂,協助科學成為如生命般有血有肉的存在,並歡迎創造出的這種存在”——“世界的不同是眼睛的不同”,而我們要從參差多樣的路徑中為人類尋找值得擁有的價值。從這點上說,這也是《動物來信》為文學寫作者和科普寫作者帶來的啟示。

  □王帥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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