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深圳前副市長唐傑:深圳曆次產業轉型“沒偷懶、沒耍滑” ,政府與市場互生走向創新
2020年08月26日09:00

原標題:專訪深圳前副市長唐傑:深圳曆次產業轉型“沒偷懶、沒耍滑” ,政府與市場互生走向創新

導讀:談及深圳下一步的發展,唐傑認為,以單一城市論GDP的時代已經結束,深圳需要借助都市圈,在更大範圍內尋求發展機遇,以創新給大規模製造引路。

來 源丨21世紀經濟報導(ID:jjbd21)

記 者丨王帆,辛繼召,張藝璿

編 輯丨包芳鳴

深圳——從缺少科技人才、知名高校、科研機構,到專利申請量、授權量、有效發明專利指標位居全國第一;從默默無聞的小漁村,到孕育出一批全國領先的高新技術企業。深圳特區建立40週年,關於“深圳經驗”的討論和思考從未停歇。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深圳2019年GDP已接近2.7萬億元,人均GDP突破20萬元,是粵港澳大灣區內經濟體量最大的城市。而今,深圳又承擔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國家級”任務。在充分市場化,“小政府,大社會”等討論之外,深圳究竟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發展到如今的經濟體量,深圳的下一步如何走?

帶著這些問題,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專訪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前副市長、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教授唐傑。

深圳市人民政府前副市長、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教授唐傑

在唐傑看來,深圳從初期低層次起步到進入全球分工體系,沒偷懶,沒耍滑,逐步向上攀登,長達四十年的演進構成了深圳獨特的、發達的、高度細分化的、極複雜的網絡化分工體系,形成了產業鏈協同分工效應。

談及深圳下一步的發展,唐傑認為,以單一城市論GDP的時代已經結束,深圳需要借助都市圈,在更大範圍內尋求發展機遇,以創新給大規模製造引路。

深圳如何走向創新

《21世紀》:你曾經說過,深圳一直都處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最關鍵的轉型節點有哪幾次?

唐傑:深圳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是“全城做貿易”,但當時中央認為特區不是用來做貿易,也不是政策“套利”的,而是要做工業化、城市化,這就有了深圳的第一次轉型。自1985年開始,深圳正式開啟工業化,當時定的原則是外商投資、“三來一補”(註: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如電子製造、縫紉紡織、機械等行業,產品以出口外銷為主。

深圳第二次轉型發生在1995年,由“三來一補”轉向模仿型生產製造。當時,很多人說深圳是靠特區政策“養起來”的,特區的一些政策也逐漸被取消,深圳特區與內地其他城市的政策差異被抹平,因此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不少在深圳投資的港台商人遷走他處,但經過“三來一補”,深圳已經逐漸建立起大規模生產和裝配能力。模仿時代出現了“山寨”經濟現象,使得深圳開始具備供應鏈生產能力。

深圳第三次轉型發生在21世紀初。2002年末發表的著名網文《深圳,你被誰拋棄》在極短時間內引發了廣泛關注。在爭論中,深圳已經在發生變化——1999年10月5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出席首屆高交會時宣佈:中國政府決定每年在深圳舉辦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當時,華為、中興以及具有核心技術位居產業鏈關鍵環節的中小企業型群體崛起,專業化分工和協同創新體系初步形成。

深圳第四次轉型發生在2010年以後,這是持續創新轉型的階段。深圳在新一代無線通信技術,基因測序分析與裝備製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車、顯示技術等多個領域,都形成了較強的自主創新能力。

《21世紀》:人才、資金、技術等要素決定了創新的結果,但深圳早期在這些方面並不占優勢,深圳走向創新是怎樣發生的?

唐傑:深圳特區建立之初,人才匱乏,的確是從低端起步,從做貿易、“三來一補”、模仿製造,到真正的品牌製造,最終走到了創新。

回頭看看“三來一補”給深圳帶來了什麼,我認為有以下幾點:一是合約意識,一切按照合同,有問題找市場,而不是市長;二是需求和產品多樣化,越來越多的產品在深圳裝配,深圳的產業鏈最初就是這麼來的;三是瞭解外部市場,知道了品牌的重要性,當具備大規模生產實力之後,深圳的企業也開始創造品牌。

再看“模仿製造”,從發展經濟學而言,模仿製造本質是知識外溢的過程,很多發達經濟體的工業化都經曆了先模仿、再自我製造的過程。“山寨”實際上激發了一種靈活異常的生態系統,成就了供應鏈。

深圳的發展路徑其實並不特殊,模仿、山寨、創新的每一步都走過,只是每一步走得特別快,沒偷懶,沒耍滑,也沒有捷徑,這種持續上台階式的轉型過程像是民間所說的“爬鍋底”,從“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時期,到以華強北為代表的模仿創新時期,再到創新科技之城的崛起,逐步向上攀登,從初期低層次起步進入全球分工體系,40年的演進構成了深圳獨特的、發達的、高度細分化的、極複雜的網絡化分工體系,構成產業鏈協同分工效應。

政府與市場的互生關係

《21世紀》:在深圳走向創新的過程中,政府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唐傑:以深圳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經驗來看,創新過程需要公共知識和私有知識,政府創造的公共知識越多,企業受益就越大。政府發揮的是知識的彙聚和創造作用,企業處在微觀經濟各個角落,容易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政府把各種信息彙集起來就是培育了森林。

舉例而言,深圳自2009年開始舉辦IT領袖峰會,邀請全球IT界的領軍人物彙聚深圳,從企業家處聽取問題反饋和產業前瞻,最終會反映在深圳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發展規劃中。

同時,深圳是國內知識產權保護較為健全的地方,保護專利既讓企業獲利,且當專利高度集中在重點產業里,轉型就發生了。

另外一個是政府資助的例子。據我們研究,自2012年至2015年,深圳科創委花了40億資助約8000家中小企業,鼓勵其投入研發。這8000家企業在2012年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6%,到了2015年這一占比達到11.5%。刨除企業自身增長因素,比較研究發現,同期獲得資助和未獲資助企業增長速度相差了2-3個百分點。

政府資助經常會產生“擠出效應”,但這8000家科創企業行為標準差很小,它們在獲得政府資助的基礎上,仍將自有資金繼續投入到研發中。

在操作層面,深圳資助企業創新,考慮了企業創新人才、專利數量等多項指標,鼓勵企業招聘博士等高學曆人才,積極申請專利。深圳還推廣了一項製度——專利技術可以抵押,這解決了困擾中小微企業的貸款問題。

因此,政府和市場不是簡單的A決定B的關係,而是互生的關係,政府的聰明之處在於,它要能夠撬動企業的難處。

《21世紀》:深圳素有“小政府”之稱,有所為有所不為,深圳在這方面有何可供借鑒之處?

唐傑:深圳敢闖敢試、敢為天下先,這種觀點忽略了一個方面:深圳很早就嚐試系統化地設計製度,1997年深圳就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十大體系”,包括國有管理體系、知識產權體系等,當時的國家體改委評價深圳“在建立市場經濟體製方面起點較高,新體製的框架已初步形成”。

“小政府”的意思不是不做事,而是按規矩辦事。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它有多樣化的思想,多樣化的討論,政府的眼界更加開闊,改革開放的意識更濃。改革的想法之後一定要形成體系,改革體系最後往往是落實為法律。市場的一定是法製的,沒有法製就不會有市場。

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週年,也是深圳市人大常委會成立30週年。1992年7月1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正式授予深圳立法權。截至2020年7月1日,深圳市人大常委會網站公佈立法已經上升為369件,其中修改、修正過的立法為225件,一件立法平均8-10年就會修改或修正,並隨經濟發展和立法體系變化決定法律的廢止。

深圳很多立法走在了全國前列,涵蓋了經濟活動的主要方面,很多方面構成了中國創新立法的基礎。小政府的“小”是指被約束,界限明確,深圳政府做決策,很少具體對某一家企業的事拍板,而是按照特定的規矩,很多時候就是來自於法的約束。事實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很大程度就是中央肯定了深圳的依法治市。

以單一城市論GDP時代已結束

《21世紀》:深圳的產業選擇一定程度受製於資源稟賦,尤其是土地資源相對短缺,近年來可能越來越突顯,有觀點認為土地問題導致了深圳的高房價以及產業外遷,你怎麼看?

唐傑:從經濟學的解釋看,城市是因為集聚產生的,大量人口集聚在一個空間內,它會產生最大的經濟效益,高人口密度和高經濟密度造成土地稀缺性,這帶來了高房價。

深圳市土地面積1997平方公里,大約是北京的1/8、上海的1/3、廣州的1/4,有效開發麵積不到1000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需容納2萬人,為其提供住房、辦公、公共服務等配套設施。

在這種情況下,深圳不可能什麼都做,而是要走向創新高地,以高端創新給大規模製造引路。以單一城市論GDP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的應有之義。

當前輿論對“高房價”有熱議,但其背後有客觀原因。要從城市群的角度討論和解決這一問題。深圳要與珠三角周邊地區加強聯繫,向東與惠州、向西與中山、向北與東莞連通,構建大都市圈,在更大範圍內尋求發展機遇。

“高房價”反映了大灣區建設在交通聯繫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參考境內外經驗,美國紐約、日本東京等大都市跨區域通勤軌道交通已經公交化。深圳人為什麼不出去,原因之一是沒有足夠便捷的交通。

再以上海作為參照,上海在虹橋、浦東之外的第三機場,並非建在本市,而是修建在江蘇南通,這是一個自然的擴散過程。

《21世紀》:為了推進區域協同,更好地統籌發展,深圳可以怎麼做?

唐傑:深圳2019年地區生產總值2.69萬億元,香港約為2.50萬億元,深圳經濟規模達到如今的體量,已經足以對香港產生一定的支撐作用。香港有5所大學排在世界前100名,電子工程、生命科學、化學工程等學科實力名列前茅。目前,香港面臨科學技術如何產業化的問題,深圳雖有完善的供應鏈優勢,但是產業缺少基礎科學支撐,深港雙方可形成產學研互補。

當前,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正在建設,若政策上給予一定開放支持,按照福田區每平方公里容納5萬就業人口計算,落馬洲河套區深港加起來約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少可容納20萬就業人口,加之周邊市鎮加速建設,或能解決30-40萬人就業,從而帶動香港的經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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