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筆記》精彩書摘6
2020年08月25日16:14

  2017年6月23日 週五

  牛津 晴

  幾年前,我拿出老爸幾幅習作為蒲公英農民工學校募款。梵誌捐了兩萬,挑了幅素描。收到原作後,他說了句:“畫得好啊,我賺了!”

  昨外出晚餐,老地方遇到幾位流浪者。讀過一份非政府機構的報告,其中提到英國流浪人口,一小部分已是永久狀態。他們不回家,也拒絕入住慈善機構或政府提供的住宿點,漂泊一生。如何在街頭幫到他們,在我家並無共識。我的做法最簡單,就近給他們買個快餐,比如麥當勞、肯德基。若沒時間,就放點零錢走人。我承認,這樣做既讓他們飽餐一頓,更為減輕自己的負罪感。妻子的做法是買好食品送他們,多半也是快餐。底線是不給錢,怕他們買菸或大麻。常駐北京時,我們住東三環。某晚散步,一對青年男女上前求助,說是丟了身份證,無法找工作,住不了酒店,也沒飯錢,當晚要趕回A省老家。我們領他倆到附近超市買吃的,他們很挑剔。買了吃的,又說要打車費,還有南站住宿費,才察覺上當。每次被騙當然鬱悶,但以世上無家可歸者總比騙子多聊以自慰。兒子的處理,則完全不同。他的理論是,既然行善,就得給對方選擇權,給他們現金,讓他們自由支配別人的好意,可買食物,也可買菸抽。他的假設,一個麥當勞套餐,大概能抵禦3—4小時饑餓,一包便宜的20支香菸可抗饑餓一整天。我無法判斷此說有無科學依據,至少他信。

  不過,Tommy的自信,於我並不都是好消息。他的風險偏好遠遠超出我心臟的承受度,中學時,他是校橄欖球隊的邊鋒,以速度見長,但體重噸位差些,重傷多次,肩胛內已打上數枚鋼釘。上大學時,他喜歡上了蹦極。在香港大學交換時,他曾邀請我去澳門電視塔觀禮,目擊他從233米的亞洲第一高蹦極跳下,我謝絕了。從現場錄像看,他是背對著一躍而下的,背景里是一群日本少女的刺耳尖叫。更要命的是,某日正在非洲遠足的他發來郵件,說正在津巴布韋,少有的主動聯絡,心想一定是錢包空了,或者被偷了,需要貨幣增援。他說,他邊旅行,邊勤工儉學,錢沒問題,想告訴我的是,訂了Victoria瀑布的世界第三高蹦極點,高度111米,從一座鐵橋上下落。我回覆,跳完就好。他補充說,還沒跳,是明天。我悲憤交加,問他為何要在跳之前通知我?!(我一般不用驚歎號)不殘酷嗎?

  中午坐大巴到倫敦。先去唐人街午餐,蝦仁雲吞麵。拐進考文特花園(Covent Garden)的倫敦交通博物館。住倫敦多年,從沒進去過。倫敦地鐵建於1863年,世界上第一條地鐵線。上海第一條地鐵線通車已在一個多世紀後,遠比祖師爺倫敦摩登、寬敞,但沒倫敦注重細節與品位,比如巴掌大小的倫敦地鐵圖,像發行郵票一樣,每隔一季度有新款設計,附上更新信息。一個城市是否宜居、優雅,多在不起眼的細節中。不期而遇的小驚喜,其愉悅足以支撐一天的勞作。

  手工藝區,有個木工攤位,我被一個原木的紅蘋果吸引了。年輕的攤主說,紅蘋果是老爸在家裡作坊做的,先選對紋理對路的上好原木,用車床一層層刨去,木紋自上而下,漆色也恰到好處,活脫一個真蘋果,愛不釋手。價格不貴,15英鎊,想買下,可惜沒帶現金,攤主不收信用卡,作罷。

  下一站直奔皮卡迪利的皇家藝術學院(RA,Royal Academy of Art),今天是“倫敦印刷品原件年展”(“London Original Prints Fair”)閉幕日。中國畢昇的印刷術比西方早400年,但近代印刷文明的里程碑還得從德國金匠古登堡開始。大部分陳列的展品都明碼標價,來自英國、歐美50多個收藏機構、畫廊和印刷工坊。展品中有倫勃朗、馬蒂斯、惠斯勒、畢加索、霍克尼等名家的版畫精品。印刷術改變了我們對文明的存在感,也改變了承載文明與思想的介質,並使大眾傳播成為可能。沒有印刷品,人類的近代史將無從呈現。展覽中,有一幅蘇維埃早期的宣傳畫,“A Worker Sweeping Criminals Out of the Soviet Land”(“把犯罪分子掃出蘇維埃大地”),作者列別捷夫(Vladimir Lebedev),一位從沙皇晚期過渡到蘇維埃新政權的新潮畫家、視覺藝術家、漫畫家、插畫家、結構主義的實踐者。十月革命勝利後,他在蘇維埃“動員和宣傳部”(Agitprop)專門設計宣傳畫。畫面上,米色的背景,一位身著藍色時尚工裝的工人,正用掃帚把三個五顏六色的壞分子從他腳邊趕走。不像工人,掃帚的頭是紅的,把是黃的,壞人體態卡通可愛,色彩與表達完全沒有階級鬥爭的火藥味,卻殘留溫情與浪漫。列別捷夫1891年生於彼得堡,趕上沙皇時代的尾巴。新政權建立後,深諳宣傳的列寧急需藝術家為新政權服務,一代藝術家面臨人生與藝術的突變,音樂、藝術、戲劇、文學、電影、詩歌:馬雅可夫斯基、拉赫瑪尼諾夫、肖斯塔科維奇、康定斯基、馬列維奇、葉賽寧、阿赫瑪托娃,都在革命的漩渦中興奮、掙紮,以求新生。

  看到列別捷夫的畫,我想到友人、畫家曾梵誌。100年前,列別捷夫這一代畫家抖落沙皇時代的餘燼,轉身到了列寧的革命畫室,沒有選擇。40年前,梵誌這輩學畫青年開始從人體和人性學起。他進美院讀書,前後考了三年。這幾年,我常去他北京望京的工作室做客。梵誌的話不多,在畫室,說話更少。他抽雪茄,我喝茶。我最放鬆的,是做一個隱身人,坐在地上看他作畫。關上畫室的門,他就把外面的世界徹底隔斷了。他享受畫布、顏料的庇護。外面,是面具世界。他不喜歡面具,但不得不無奈接受,故創作了“面具”系列。不過,令他深惡痛絕的“面具”成就了他的藝術和國際名聲。這個帶有自傳式懺悔的系列,面具幾乎成了他的標誌。他痛恨標籤。近10年,即便買畫的訂單不斷,拍賣價格高居不下,他拒絕再畫任何“面具”。2014年,巴黎羅浮宮邀他以德拉克洛瓦名作《自由引導人民》為母題創作一幅作品,並一起陳列。那陣子我常去他畫室,一坐就是半天。為了這個展,他畫了三幅,都是兩米乘六米的大作品,畫室內搭了高高的腳手架,油畫顏料都用大臉盆調兌。當他用拖把大小的畫筆往畫布上塗抹色塊時,我開始體驗畫家強勞力的一面。過了幾天,又去看畫。他臂膀已抬不起來,只能歇了。他畫室里,有不少他的早期作品。他告訴我,他最在意的是他大學三年級的學生作品《憂鬱的人》。1992年,窮困潦倒的他以500元賣了出去。不過他一直念叨那幅畫的下落。20年後,該畫又露面,他以1000萬人民幣將它買回。我曾問他,為什麼不再畫一幅?他歎口氣說,絕對畫不出,那個感覺沒了。

  大英帝國的曆史雖與中華不在一個量表上,但因其博物觀念與收藏癖,短短五百年,儼然已成“文明古國”。英人對考古、文物、珍玩與藝術品的癡迷,常令我感歎。大英博物館、V&A(Victoria與阿爾伯特博物館)的重要特展,門票多半在開幕前三個月訂完,甚至得提前半年預訂。1973年,大英博物館有中國出土文物展,這是中國出土文物首次在西方國家展出,由泰晤士報集團籌辦。當時,中英剛升格為大使級外交關係(在這之前是代辦級)。有記載,所有門票提前9個月訂購一空,成為當年的文化事件。一國一城,對藝術最重要的激勵來自有品位的觀眾。

  大英博物館現有藏品600萬件,其中中國珍藏2萬多件。1990年代初,某天去大英博物館。一個展廳入口,放了一個中國周朝的青銅大鼎,有半人高,鼎口覆有一塊有機玻璃,中間有孔,觀眾可投幣入鼎,為博物館募款。我覺不妥,留言請大英博物館停止這種做法,尊重中華寶物。半年後再去,鼎已不在,應該是物歸其所了。

  我就讀的萊斯特大學,有個國際知名的博物館系。友人、台灣同學張譽滕當時就在那裡讀博士,後來出任台灣自然博物館館長。他的博士論文有關羅伯特·郇和(RobertSwinhoe,1836—1877)。此公是19世紀英國博物運動的重要人物。1861年至1866年間,他曾兩次到台灣,任駐打狗(現高雄)副領事,但他“不務正業”,幾乎把所有時間用於收集動物特別是鳥類標本,完成了“台灣鳥獸類”的編目。台灣現有鳥種,三分之一以上是他首先發現並公之於世的,被譽為東方鳥類學之父。在外交官和博物學家兩個身份中,他用外交官職務之便,成就了鳥類學家的抱負。高雄打狗山上,還有當年英國領事館的紅磚官邸。沿古老步道下山,郇和蠟像坐在山石上,穿著野外裝,身旁蹲著幾隻好奇的山猴。當時,走動最多的台灣同學還有現任政大傳播學院教授馮建三、榮休教授羅文輝。後來建三介紹我與在倫敦大學讀博士的郭力昕相識,都成了對岸的摯友。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