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節與“三觀黨”:當代年輕人的愛情觀更保守了嗎?
2020年08月24日11:03

原標題:七夕節與“三觀黨”:當代年輕人的愛情觀更保守了嗎?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七夕節了。七夕,當然是中國版的情人節。每年這個時候,也是情人們最蠢蠢欲動的時候,各大電商平台早早就打出了“七夕特惠”的誘人廣告。但觀察網絡上的言論,一邊是“愛情經濟”消費的熱鬧,另一邊卻伴隨著愛情觀的爭論。

近期,“三觀黨”們⼜開始新的⼀輪彈幕霸屏。⾸先是⾖瓣⽹友發現經典影視劇《紅樓夢》的彈幕中出現了“寶⽟始終不明⽩,只有努⼒仕途經濟,他才有能⼒真正保護這些⼥孩⼦”。同時,@WeLens 也在微博上發佈了⼀組關於《梁⼭伯與祝英台》的抖⾳作品評論截圖。截圖中驚現“如果當時有理智,我想每個⼥孩都會選擇⻢⽂才的吧”等顛覆以往對這些經典愛情故事解讀的彈幕批註。

“三觀”⼀詞,原本指的是世界觀、⼈⽣觀與價值觀。但在“三觀黨”的使⽤語境⾥,“三觀”被簡化成單⼀的道德觀,⽤以鑒定⽇常⽣活及⽂藝作品中的是⾮對錯,尤其集中在對戀愛關係的解讀與評判中。

從 2018年台版《流⾏花園》複播引發全⽹罵杉菜是“渣⼥”,到《亂世佳⼈》被重新解讀為“⼀個貪婪⽆恥的綠茶婊到處勾引男⼈還結了 3 次婚”......近⼏年來,“三觀黨”們⾼舉“⼀⽣⼀世⼀雙⼈,第三者都該被唾棄”的道德⼤旗,頻頻出現在各⼤視頻⽹站與⾖瓣書影⾳評論區,對⼀些經典的⽂學作品和影視作品中的⼥性⻆⾊進⾏批評甚⾄辱罵。

與此同時,在⽹絡⽂學領域,宣揚“⺟憑⼦貴、⼀胎多寶”的“⺟豬⽂”也開始⼤⾏其道。“⺟豬”,顧名思義就是“

(孩⼦)

⽣得多,養得好”。這類⼩說中的⼥主⻆往往因為⼀胎能⽣多個孩⼦,被霸道多⾦男主寵上天。

有⽹友將這種保守粗暴的愛情道德觀稱為“數碼牌坊,賽博豬籠,電⼦裹腳布”。隨後,學者周⽞毅也在微博上發聲:“我們這代⼈最⼤的榮光是,在中國曆史上第⼀次,勸⾃⼰的下⼀代⼈,不要那麼保守”。

事實上,關於愛情的討論與思考⼀直在公共領域中佔據重要位置。只是到了當下,愛情話語的討論似乎開始背離五四以來宣揚的“⾃由愛情”理念,在眾多三觀指摘的背後,愛情從代表⾃由與反叛的話語,重新退化成⽗權結構之下的道德確認。

現代中國的愛情觀念是如何嬗變的?當代愛情觀真的變得愈發保守了嗎?

撰文 | 王青

現代愛情觀的嬗變:夾雜在公/私領域的反叛與禁錮

這次輿論⻛波的風口浪尖集中在寶⽟是否能通過仕途經濟才能保護⼤觀園的⼥孩⼦。暫且不論原著中寶⽟是否真的想要承擔⼤觀園⼥孩的“保護者”⻆⾊,⿎吹寶⽟進⼊仕途才能拯救⼥孩⼦的⾔論本身就與曹雪芹的寫作意圖以及《紅樓夢》的時代意涵相違背。

斯坦福⼤學漢語與⽐較語⾔⽂學系教授李海燕在《⼼靈⾰命:現代中國的愛情譜系》中認為,《紅樓夢》描畫的男⼥關係史⽆前例地不再坐落於親⼦關係的延⻓線上,反⽽與其形成對峙。賈政等家⻓形象被認定為固守壓迫⼈性的社會秩序⽽對浪漫愛情進⾏殘酷迫害的執⾏者。

《⼼靈⾰命:現代中國愛情的譜系 1900-1950》,[美]李海燕 著,修佳明 譯,北京⼤學出版社,2018年7⽉。

⼀⽅⾯,寶⽟對構成儒家⽂化肌理之物,包括經綸詩書、科舉考試、官僚製度、忠孝之義等,置若罔聞,另⼀⽅⾯卻忘然沉浸於對胭脂⾹粉等⼥⼉細物的迷戀之中。漢代以後,儒家的⽣活⽅式

(簡單來說,即是以“勤政為民,家族興旺為旨規的生活”)

⼀度被昇華為⼀種神聖的理想。曹雪芹對這種⽣活⽅式的祛魅,為當時社會指出了另⼀種不同的存在模式:熱情的⽣活 。也就是⼀種孜孜追求⾄⾼⽆上的情緒的⽣活,⽐基於榮譽的⽣活或基於家庭與⼯作的⽣活都更為⾃我:⼀個⼈之所以能受到他⼈的關注,並不是因為他或她取得了⾮凡的成就或⻅證過偉⼤的事件,⽽僅僅是因為,他或她作為個體的⼈,⾃有其重要的價值。

事實上,愛情觀點的流變本身就與時代⼤環境以及社會⼼態息息相關。近百年來,⽂藝作品中的愛情主題⼤多都承擔著對社會的反思與批判⻆⾊。尤其是在五四時期,愛情被視為⾃由、獨⽴、平等的象徵。以娜拉為代表的愛情⼩說⼤舉鞭笞專製的家庭製度和對⼥性的壓迫,並爭取更⼤的個⼈⾃主和⾃由。

伴隨愛情主題的⼤量湧現,五四與後五四時期關於愛情觀的探討,進⼀步深⼊到當時社會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兩⼤思潮,並涉及“⾃由戀愛”這⼀理想的內在衝突上。例如魯迅在《娜拉⾛後怎樣》⼀⽂中指出,“戀愛⾄上”這⼀理想把太多希望綁定在愛情之上,如⾃由、解放、性別平等和社會轉型。但愛情是否能肩負如此重任,⼜有哪些⼈或物,將在這⼀過程中犧牲:

“然⽽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只得⾛;可是⾛了以後,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 直⽩地說,就是要有錢.............. 在⽬下的社會⾥,經濟圈就⻅得最要緊了。第⼀,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平均的分配;第⼆,在社會應該獲得男⼥相等的勢⼒。”

當然,愛情主題作為⾃由與反叛的旗幟,並不是⼀路都順⻛順⽔。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私⼈領域也受嚴格管控。愛情⼀⽅⾯絕對從屬於“階級”,同時也與⾰命事業、社會主義事業等宏⼤話語捆綁。包括⽩⽑⼥在內的眾多戲改作品,不再關注私⼈的情感體驗,⽽是聚焦愛情的階級屬性,借此展開對封建社會的種種揭露與批判。

直到改⾰開放,去政治化的私⼈情感敘事重新出現在公眾⾯前。回望 80-90年代,⼤眾⽂化中的愛情主題與相關討論⼤多主張“敢愛敢欲”,強調釋放個體的激情,批判“⽆欲之愛”的婚姻關係。作家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以“婚外情”的主題⾼舉“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旗幟。

與此同時,這⼀時期眾多影視劇的“⼩三”也往往以正⾯形象出現。⽆論是《來來往往》中熱情洋溢,果敢堅毅的⼩三林珠,還是《牽⼿》中俞⻜鴻飾演的單純⼥⼤學⽣王純,這些⼥性⻆⾊在當時被認為是⼥性意識的覺醒,並為探討婚姻關係內部結構開闢了新的空間。

除了⼩三形象,描寫個體⾃由與婚姻關係衝突也是這⼀時期的影視主旋律。《⼈物》雜誌在《過把癮:絕版的 90年代美⼈、⻛俗錄與浪漫愛》⼀⽂中說到,“個體崛起。個體的慾望被看⻅並且合理化。愛情是個體慾望光譜中最醒⽬的部分,⽽⼤眾⽂化⼜是時代精神最靈敏的感溫器。由此,《過把癮》⾥杜梅和⽅⾔之間激烈⽽⼜詳盡的羅曼蒂克故事,在⼀個剛剛告別含蓄、僵固和空前政治化的年代,給所有中國⼈帶來⼀場淋漓⾃由的夏⽇暴⾬。”

《過把癮》中王誌⽂扮演的角色將家中⿊板寫滿“愛”字。

當下愛情觀的進退:表面上更反叛,實際上或許更保守了

20多年以後,社交媒體上關於愛情話題的討論卻深陷⼀種詭異的⽭盾狀態。⼀⽅⾯,對個體慾望的承認與對⾃由愛情的追求成為⼤眾共識。在親密關係領域,“婚姻製度註定消亡”、“開放關係”、“性⾃由”等頗具變⾰意味的話題層出不窮;在性別議題上,以“⼥性主義”為代表的學術概念逐漸進⼊到⼤眾視野,為更多⼈所知悉。但另⼀⽅⾯,包括婚內家暴、性侵、離婚殺妻等親密關係暴⼒事件頻發;“打⼩三”、⼤奶教”的追隨者也層出不窮。

當下的愛情觀究竟是進是退?

從表⾯上來看,我們迎來了⼀個前所未有的“戀愛⾃由”時代。在個體化的語境之下,性與愛情被進⼀步從傳統的社會結構與道德承諾中解禁出來。然⽽,當我們細細觀察,這種看上去的戀愛⾃由實際上正在成為⼀種新形態的性別剝削。

以“性⾃治”

(脫離了婚姻和⽣育)

為例。性的⾃治使得男性可以打著“約炮”的名義,遊⾛於各類速戰速決的灰⾊關係⽽免受情感或道德的指責。⼥性卻在這⼀過程中慘遭“蕩婦”、“不檢點”、“活該”的汙名羞辱。更重要的是,哪怕⼥性因為這種灰⾊關係受到情感傷害,也會在⽗權意識形態下不⾃覺地合理化壓迫事實。在眾多男藝⼈約炮事件當中,男性當事⼈往往只需要⼀句“已分⼿,各⾃安好”就能撇清責任;⼥性當事⼈不僅需要⼀遍遍向公眾證明情感的真實性,還因為沒有與男⽅確認明確的戀愛關係,⽽⽆法清晰指明對⽅的過錯。

借⽤⽇本學者上野千鶴⼦的話來說,“對於⼥性⽽⾔,性解放是⼀種‘被倒⼽’的⾰命,以解放‘⼈’為⽬標的⾰命,最終只是借助⼥性的⼒量,解放了男⼈。

《⽗權製與資本主義》,[⽇]上野千鶴⼦ 著,鄒韻/薛梅 譯,綠林社 | 浙江⼤學出版社,2020年3⽉。

如果性的⾃治只解放了男性,消費主義的盛⾏則進⼀步掩飾了兩性關係內部的結構性不平等。

回望五四時期,魯迅針對“⾃由戀愛”的內在衝突,提出⼥性只有爭取“經濟權”,才能獲得真正的⾃由。⼀百年後的今天,關於⼥性“經濟權”的討論卻從市場經濟中的性別結構問題,簡化為⼥性是否獲得了消費⾃由。不論是各類主打⼥性的節⽇,還是為了爭取⼥性消費者⽽推出的⼴告,彷彿⼥性只要“你值得擁有”了,就實現了“經濟權”的平等。

同時,國家統計局在近期發佈的《中國社會中的男⼈和⼥⼈——事實與數據

(2019年)

》報告再次告訴我們,⽆論是出⽣性別⽐、婚姻⽣育、就業勞動,還是家庭、養⽼等⽅⾯,⼥性在婚姻關係中依舊處在結構性弱勢的地位。

“在節育⽅法的選擇中,宮內節育器超過 50%,是我國已婚夫婦採取的最主要的節育⽅法。與之相對應的是,男性絕育僅占總⼈數的 3.3%。再排除避孕套和其它,⼥性承擔主要⻛險和時間、精⼒及⾦錢消耗的避孕⽅法占到 78.1%。”

這種“表⾯反叛、內⾥保守”的愛情觀也出現在近年來⼀路⾼歌猛進的國產影視劇之中。⽆論是打著“⼤⼥主”之名,⾏“霸道總裁愛上我”之實的職場懸浮劇,還是⼀路乘⻛破浪、智⽃⼩三的家庭保衛戰,男⼥主⻆的愛情與婚姻關係表⾯看上去⾃由平等,實際上處處閃耀著對“⽗權意識”的內在體認。媒體⼈蘿⻉⻉在“隨機波動”的最新⼀期播客中指出,各類以“⽃⼩三”為爽點的國產劇不但沒有推動愛情觀念的更新,反⽽強化了⼥性過剩的領地意識,“當你成為⼀個⼈的太太之後,全世界的⼥性都有可能是你的隱形敵⼈,你有了⼀塊領地,你要守護⾃⼰的領地。”

不只是國產劇,⻄⽅的不少影視作品也開始出現關於“愛情讓位於權⼒與⾦錢”的表達。今年上半年,根據暢銷⼩說《正常⼈》

(Normal People,也譯作“普通人”)

改編的同名劇集引起⼴泛的關注與討論。故事圍繞瑪麗安和康奈爾的相識相愛展開,並借由愛情⾔說背後隱藏的階層、性別、家庭等社會議題。

在《新京報書評週刊》的⼀篇《當“千禧⼀代”遭遇愛情,階級與⾦錢變得更重要》⽂章中,作者援引⻄⽅劇評家的觀點,提出“階級差異”才是男⼥主⻆⽆法在⼀起的真正阻⼒:“我們在魯尼⼩說中並未看到曾經那類典型的愛情模式,即⼀對年輕情侶遭遇種種困難最終在愛情的⿎勵和抗爭下終成眷屬,反⽽是⼀地雞⽑且狼狽地看到作為存在於社會中的愛情所遭遇的種種尷尬和壁壘。

也正是在這⾥,她悄⽆聲息的把筆觸指向那些在現代愛情故事——或說是社會中——再次浮出⽔⾯的東⻄,就如簡·奧斯汀曾經⼀針⻅⾎甚⾄是嚴酷地指出的愛情和婚姻⾥的階級與⾦錢的秘密。”

《正常⼈》劇照。

當下愛情觀這種⽭盾的狀態,可能與社會⽂化整體趨於保守的態勢有關。雖然年輕⼈在個體化浪潮的洗禮下吸收了更加⾃由開放的愛情觀念,但在外部環境的影響下,保守化的選擇可能會更加安全穩妥。因此,如果我們仍然期望愛情是⽣活的熱情之⽕與精神寄託,就需要為探討愛情複雜性的⽂學藝術作品留有⾃由⽣⻓空間,⽽不是⽤⽚⾯的道德準繩去苛責和規訓。

這樣,愛情才更有可能在保守的浪潮湧來的時候,成為我們的“精神淨⼟”,給予我們憧憬⾃由⽣活的勇⽓。

作者 | 王青

編輯 | 走走 羅東

校對 |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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