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錢不還”眾生相: 貸款可獲得性 真的越高越好麼?
2020年08月22日02:09

原標題:“借錢不還”眾生相: 貸款可獲得性 真的越高越好麼?

即便有最高法先後的利率紅線約束,高利貸黑產在網絡上仍屢見不鮮。正在寫作此稿件時,有放貸人通過負債者群聯絡記者:“要借錢嗎?借一萬一年後還一萬三,不過你逾期的話就要還一萬五哦。”

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發佈新修訂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調整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至每月20日發佈的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的4倍,較原規定中“以24%和36%為基準的兩線三區”大幅降低。雖然前期已有徵求意見,但這一消息依然震驚了所有的放貸行當,包括互聯網金融公司、消費金融公司、小貸公司以及銀行等。

當日會上有一句話尤其值得注意,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賀小榮表示,在前期調研和徵求意見的過程中,社會各界對以“民間借貸”為名,未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而面向社會公眾發放貸款的行為意見較大,此類行為容易與“套路貸”“校園貸”交織在一起,嚴重影響地方金融秩序和社會穩定。

近兩年來,部分民間借貸行為線上化導致的貸款行為在近年來已經大規模收縮。在巔峰時期,P2P網貸平台一度多至6000家以上,而今年8月14日,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在回答央視提問時則透露,截至今年6月底,這一數字已降至29家(在運營)。

反思當年,以P2P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及各種持牌消費金融公司“鮮花著錦”之時,強調的是貸款“下沉到三四線城市”,“提高居民的金融可獲得性”。

然而貸款可獲得性真的是越高越好嗎?事實證明,一旦出現風控不到位,風險必然接踵而至。

樣本一:借錢買AJ鞋的大學生

豆瓣上有兩個較為邊緣的小組——“負債者聯盟”“網貸互助小組”,這兩個小組分別是去年12月和今年5月創建的,目前有7784名成員和1606名成員,且人數還在不斷增加。成員主要是在二三線城市生活、學習的年輕人,多數人由於遏製不住消費慾和虛榮心,從信用卡和花唄、微粒貸開始,逐漸在網貸平台鋌而走險,多頭借貸之後騰挪無能最終淪為被催討的對象。而這兩個小組,是他們商量對策、互相取經的自留地。

“負債者聯盟”的小組簡介寫著:“無節製的超前消費?遭遇詐騙?失竊?……無論什麼原因導致你背上債務,都歡迎加入打卡還債,慢慢把存款從負數變成正數吧。”

“網貸互助小組”的小組簡介是:“網貸只有一次和無數次。你正孤獨飄在海面,你需要呼救。海面上不止你一個人,只是你看不到。趁早直面問題,越早越好。我們需要‘同類’”。

小組里的廣東茂名讀大三的陳賢(化名)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說,最近一直會收到外包公司的催收短信,威脅他以物抵債,去家裡搬東西,空調、電視機,還說要在村里大街小巷貼紅條。這些短信除了發給他本人,還有他的親戚朋友,包括他的父母。

這樣的催收短信、電話,他全部屏蔽掉了,也已經習慣了。他對催收並不恐懼或焦慮,反而很冷靜。小陳說,“徵信已經黑了,不要了,如果以後買房、買車需要貸款的話,就全款唄”。令人驚訝的是,他學的是法律專業,但他還是決定一分錢不還,等著被起訴。

陳賢一共在10個平台欠了3萬多元,包括拍拍貸、分期樂、滴滴、桔子分期、360借條、活力花、安逸花、恒易貸、備用金、花唄,但具體在哪個平台欠了多少錢,他已經忘記了,也不想看。現在他還在還的只有花唄,其他的平台早已卸載,“放棄治療”。

陳賢第一次接觸網貸是在分期樂。從朋友那邊聽說這個平台之後,第一次貸款他就發現自己擁有1萬元的額度,他大著膽子借了1000元,後來陸陸續續用完了額度。此後因為要維持自己的消費水平,他又貸了其他平台,並開始以貸養貸。他坦言:“我把貸款的額度當作了自己的錢。”

疫情來襲,不少互金公司不再運營,在營業的也收緊了風控和授信。如果不是這樣,他還會繼續借下去。

錢花在哪了?陳賢自己總結就是“高消費”。從大一接觸網貸到現在,他買了3雙AJ鞋(耐克公司的Air Jordan產品線),價格在1000多元到2000多元不等,而他一個月的生活費才1200元。上學期間,他和朋友還去了香港、澳門旅遊,儘管消費非常高,他還是根據自己計劃的旅遊線路玩了10多天。

除此之外,網貸來的錢還花在了校園生活的消費上,在學校的時候,他“吃的比較高檔,也會去酒吧、夜店,一個月要花2000元左右”。之前有女朋友的時候開銷就會更大,他直言:“跟養女兒一樣,什麼都是我出。”

現在他吃一頓,開銷不會超過10塊錢。

他的朋友們也借了網貸,紛紛逾期了,也都不準備還。

對於用網貸換來的這些享受,他不後悔,因為真的很喜歡那些鞋子。他清楚是自己的虛榮心作祟,“沒有能力卻還要裝,沒錢買鞋還要買”。

陳賢的母親是農民,不識字,父親在廣州打工,月收入8000元左右。他還有一個妹妹,在民辦大學讀大專,學費比較高,一年要一萬多元。日子過得緊緊巴巴,但也能維持生活。他決定,到最後,實在需要還錢了,再讓父母幫他還。

樣本二:“利息太高,感覺被騙了”

和大學生小陳不一樣,今年34歲的雲南的鄭雲(化名)想還錢,但苦於沒有收入。他是工程監理,分別在豆豆錢、恒易代、信用錢包、國美易卡、玖富萬卡、翼支付貸了2萬左右。

去年,鄭雲想要自己做項目賺錢,就和兩個朋友籌錢自己跑項目,花了10萬塊投了5個項目,最後中了一個。這個項目去年6月份就開工了,本來要在半年之內完工,但因為工程款拖欠,現在一半都沒完成。他也一分錢都沒有拿到,“兩年時間,錢只出不進”。

在貸款之前,他對網貸不甚瞭解,想著萬元左右的本金,利息即便高,應該能應付過來。但沒有收入之後,他還不上了,也開始以貸養貸。現在,他已經不借錢了,他說,“欠五六個平台差不多共計兩萬多元,我暫時也不打算還了。反正已經身無分文了,還要什麼面子。”

除了沒錢還之外,鄭雲不願意還款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覺得利息太高,被騙了。他在“豆豆錢”借了10000元整,分12期還,每期需要還1113.33元,折合年利率近33.6%。這個利率設置微妙,僅略低於最高法此前設置的民間借貸利率紅線——年化36%。

鄭雲家是地地道道的農村家庭。父母老兩口辛苦供了他的兩個姐妹讀大學,妹妹高中時生了病也花了家裡不少積蓄。他不願意讓家裡人幫他還網貸。

工程不開工,他卻自己在工地呆了兩個月。

有段時間,鄭雲感覺很壓抑,甚至有了輕生的念頭,但是轉念一想這樣傷害更大。他現在就想這個項目資金下來,年底完工,到時候就會把該還的錢還了。

無獨有偶,因為收入降低而還不上貸款的還有家住北京的劉岩(化名)。

28歲的劉岩在2020年初和5個朋友合夥做與會展有關的創業,每人出了20萬-30萬元,他自己前幾年的積蓄基本都投了進去。之後,疫情的開始也意味著他創業的失敗,為了繼續和商戶保持合作關係,他選擇及時退還商戶的租金,不得已借了網貸。

現在他已經還了一半多,但是貸款的5個平台已經全部逾期。在人人貸上,他借了4萬元,最後一共要還5.2萬元,他已經還清本金,剩下的利息,他不願意再還了。一些低息的平台,劉岩也借朋友的錢還清了,其他高息的平台,他也還不上了。

劉岩暫時找到了一份在汽車4S店的工作,一個月有3000元收入,基本只夠平時生活開支,沒有多餘的錢來還貸款。家裡現在都不知道他借了網貸,他也不準備讓父母來幫忙還。

互金退而難清,註定還不上的貸款

其實,無論是在無收入的情況下過度消費,還是因疫情失去收入,還不上款的貸款個人和企業,就連放貸的機構也面臨“退而難清”的局面。很多家P2P已經跑路、歇業、轉型,借款人趁機逃廢債的情況越發嚴重。

2020年網貸風險專項整治進入收官階段,各地也在加速問題平台“大掃除”。目前,國內已有湖南、山東、重慶、河南、四川、雲南、河北、甘肅、山西、內蒙古、陝西、吉林、黑龍江、江西、安徽、湖北、江蘇、寧夏等十八個省市地區對P2P網貸業務進行了全部取締,但北京、廣東、上海、浙江等P2P區域尚未有取締消息。

網貸平台的清退給互聯網金融業一次重新洗牌的機會,但是曾經網貸平台的貸款人資質審核問題卻依舊是痼疾,由此帶來的還款難問題仍然處於借錢-不還-催繳的惡性循環之中。

“大多數P2P只剩下催收和技術維護人員,別的部門都已經關閉,沒有新增業務。”一位互聯網金融人士對記者表示。

據經濟日報報導,9年累計借貸近3000億元的“互金車貸第一股”微貸網於今年6月30日退出網貸行業,不再經營網貸信息中介業務,近70%員工轉崗催收工作。這相當於,除了必要的管理層、財務及技術等崗位外,其他在職人員已全部轉為催收人員。與此同時,部分借款人持有現金的狀況每況愈下。

新規降低居民負債AB面

與此同時,居民部門杠杆率高速攀升的勢頭並未減弱。

7月26日,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NIFD)發佈2020年二季度宏觀杠杆率研究報告,報告顯示,2020年上半年杠杆率增幅為21個百分點,由上年末的245.4%上升到266.4%。其中,2020年上半年居民部門杠杆率上升3.9個百分點,由上年末的55.8%上升到59.7%。一、二季度分別上升1.9和2.0個百分點,二季度增幅有所擴大。在企業和政府杠杆率增幅回落的情況下,居民杠杆率增幅擴大,對總體杠杆率拉升作用增強。

相比於2016年二季度的42.1%,居民部門在4年間上升了19.3個百分點。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國際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譚小芬在《中國金融》雜誌撰文稱,2018年住戶調查口徑下的中國債務收入比為121.6%,已經超過美國和法國。從增量來看,中國的債務收入比從2013年的79.7%上升到2018年的121.6%,提高41.9個百分點。而同期,韓國增量為29.32個百分點,智利和法國分別增加10.32%和10.34%,日本增量小於10%,美國、英國、德國甚至有所下降。從債務收入比的國際對比來看,我國居民債務負擔已經很高,並且近幾年短期增速較快,需要警惕家庭債務危機。

“但這並不意味著要一刀切地抑製消費信貸增長,因為居民負債主要是由於購置固定資產和生產經營形成的,消費產生的負債比例不高,反而需要通過消費信貸的提升改善當前的債務結構。”中關村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員董希淼對記者表示,關鍵在於如何將合適的貸款推薦給合適的人,需要在互聯網基礎上發展良性而真實的消費場景,金融機構做好資金穿透式監控。

至於已經被過度借貸“套牢”的年輕人,董希淼認為,如果遭遇套路貸以及暴力現金貸,那麼尋求司法途徑解決,而最高法的《規定》重新劃定紅線,其實也一定程度上可以為此前過度借貸者“解套”。

一位互金資深律師表示,一般來說,法不溯及既往,但只要是新受理的案件都適用於新規,也就是說此前貸款中利率超過15.4%的案子都會適用,哪怕當時的規定是24%和36%的兩檔紅線。

但董希淼並不讚成現行利率最高限,他認為,其直接後果是,雖然個案中民間借貸利率在短期內或將下降,但由於民間借貸供給主體減少以及市場規範程度降低,總體上通過民間借貸獲得資金來源的小微企業和居民個人,將更難以獲得資金,“融資難”問題將可能更加突出,最終將加重“融資貴”問題。

不管外界如何爭議,《規定》中釋放的消息已經傳播至各個互聯網金融負債者所在的群,但也有人產生了一些逃廢債的想法:“新的利率政策出來了,有錢也不還,按照最高法的解釋,好多平台沒有放款資質,可以視為無效貸款。”

金誠同達上海辦公室高級合夥人彭凱律師則表達了另外一種擔憂:“統計口徑下的負債水平或許因為新規會下降,但民間借貸本身就很難統計,那些沒法使用金融機構服務而被迫歸入黑灰產收割的群體更加沒法統計他們的債務。最後就是,統計數據好看,但樣本量本身就被優化了。”

不可否認的是,即便有最高法先後的利率紅線約束,個人對個人的高利貸黑產還是在網絡上屢見不鮮。正在寫作此稿件時,也有放貸人通過負債者群聯絡記者:“要借錢嗎?借一萬一年後還一萬三,不過你逾期的話就要還一萬五哦。”

(作者:周炎炎,吳霜 編輯:周鵬峰)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