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頭望北鬥
2020年08月04日06:01

原標題:舉頭望北鬥

舉頭望北鬥

吳鵬

  故宮午門星軌。視覺中國供圖
  故宮午門星軌。視覺中國供圖

編者按

  2020年7月31日,中國向全世界鄭重宣告,中國自主建設、獨立運行的北鬥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已全面建成,中國北鬥開啟了高質量服務全球、造福人類的新篇章。北鬥,每一個中國人都熟悉的星辰名字,北鬥七星信仰,中國人最早的星宿信仰之一,它連接星空與人間,成為中國人世俗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指路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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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鬥星是北半球星空中的重要星象,由7顆星組成。《春秋運鬥樞》云:“第一天樞,第二(天)旋,第三(天)璣,第四(天)權,第五(天)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因七星排列形狀曲折,酷似飲食器具鬥勺,且位於北天,“居陰布陽,故稱北鬥”。其中第一至第四星為“魁”即鬥身,第五至第七星為“杓”即鬥柄,“合而為鬥”。

確定季節、推斷月份、導航方向

  北鬥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北鬥七星信仰是中國人最早的星宿信仰之一。

  距今一萬年前的內蒙古翁牛特旗白廟子山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就發現有早期北鬥七星岩畫。距今6500多年前的山東莒縣淩陽河大汶口文化遺址中,出土過刻有北鬥星鬥形的陶器,用7個圓圈象徵七星。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河南濮陽西水坡墓葬遺址中,發現有蚌殼堆積塑造的三角形與兩根人脛骨組成的北鬥形象,蚌塑三角形代表鬥身,脛骨代表鬥柄。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卜辭中,有大量拜祭北鬥的記載。1978年,湖北隨縣擂鼓墩發掘的戰國早期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漆箱上更有彩繪的北鬥天象圖。

  北鬥星成為古人最早的膜拜星宿,與其確定季節、推斷月份、導航方向的功能密不可分。

  《史記·天官書》有言:“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鬥。”北鬥七星隨著不同季節的變換,出現在天空的不同方位,其鬥柄繞北極星順時針旋轉一週,就是地球公轉一年,四季交替一週期。古人便依據七星旋轉規律和黃昏時分鬥柄指向確定春夏秋冬、釐定二十四節氣等時令——這就是我國古代天文曆法中經常提到的“鬥建”。

  據《鶡冠子·環流》記載,“鬥柄東指,天下皆春;鬥柄南指,天下皆夏;鬥柄西指,天下皆秋;鬥柄北指,天下皆冬。鬥柄運於上,事立於下;鬥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我國最早的曆法夏曆《夏小正》就是以北鬥星為準,確定節侯。葛兆光先生認為,《夏小正》《鶡冠子》等書中皆記載了古人以鬥柄建時的方法,說明北鬥在古代建時系統中是非常重要的。

  在確定四季的基礎上,古人把北鬥星繞北極星順時針旋轉一週的天空劃為十二等分,以天干命名,用“招搖”星即鬥柄端處的第七星“搖光”的指向確定月份。“招搖”指向十二天幹的寅位為正月,“十二月指醜,一歲而匝,終而複始”。

  北鬥七星是古人觀察農時、管理農事的重要依據。《逸周書·周月解》有“(一月)鬥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的說法。《尚書·舜典》中有舜即位後“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的記載,《史記》對此的解釋是“北鬥七星,所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大傳》曰“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意即舜通過觀察北鬥七星運行規律,勘定節序,判分寒暑,辨別四季輪換,帶領民眾安排農業生產等事務。

  北鬥七星接近北天極,終年常顯不隱,在北方夜空中非常容易辨識,由此成為夜間指示方向的重要參照坐標。《淮南子·齊俗訓》中有言,“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鬥極則寤矣。”

掌握人間陽壽,主控世人富貴

  因北鬥七星能釐定時節、導航方向,古人逐漸賦予其掌管天下眾生富貴壽夭命運的神性。古人認為北鬥是宇宙的中心,藏布元氣,繁衍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都隨北鬥鬥柄的指向而變換,北鬥在信仰世界中成為造化之樞機,人神之主宰,有回死注生之功,消災度厄之力,民間由此把北鬥稱為“延壽司”。

  大約漢末三國時期成書的《三輔黃圖》中,記有西漢時長安百姓“就北鬥星辰求長命”的習俗。東漢桓靈之際,辭賦家趙壹才華橫溢,傲視權貴,遭遇黨錮之禍被株連,幸得友人解救才免於一死,感歎朋友搭救之情如“收之於鬥極,還之於司命,使干皮複含血,枯骨複被肉”。據東晉干寶《搜神記》記載,三國管輅曾言,“南鬥注生,北鬥注死。凡人受胎,皆從南鬥過北鬥。所有祈求,皆向北鬥”。北魏大臣崔浩在父親病重時,“夜在庭中仰禱鬥極,為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明朝《三國演義》小說中,諸葛亮為興複中原,點七星燈,踏罡步鬥,祈禳北鬥延壽,也源自北鬥主控生死壽數的信仰觀念。

  在古人的觀念中,北鬥除掌握人間陽壽,還主控世人富貴。在天樞、天璿等名字外,古人給北鬥七星另取了7個別名,“第一曰破軍,第二曰武曲,第三曰廉貞,第四曰文曲,第五曰祿存,第六曰巨門,第七曰貪狼”。從七星名稱上看,北鬥操控著官員仕途上的福祿、將軍戰場上的勝敗等。

  七星之中,尤以二星武曲、四星文曲最為百姓津津樂道,人們認為名臣名將多為兩星下凡。《水滸傳》開篇《引首》言宋仁宗朝“文有文曲,武有武曲”,說的“文曲星乃是南衙開封府主龍圖閣大學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國大元帥狄青”,二人一文一武輔佐仁宗打造清平之世。

給帝王打上北鬥印記

  人間最能操控世人富貴命數的,莫過於皇帝。天上星辰萬萬千千,都隨北鬥七星圍繞北極星旋轉,有“眾星拱北鬥”之說,所以北鬥又和帝王有深度關聯。

  在古人的天文信仰中,北極星為帝星,北鬥七星自然為天帝之車。《史記·天官書》有“鬥為帝車,運於中央,臨製四鄉”的說法,意即北鬥星是天帝的座車,由它的轉動帶動眾星運行。《漢書·五行誌》曰“北鬥,人君象”,可以出號布政,控禦四方。故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曾下令建造專門祭祀北鬥的祠廟。

  在古代天人感應的政治氛圍中,給帝王身上打上北鬥神秘印記的做法,既增強了帝王的神聖性與權威性,也給製約皇權留下了很大的操作餘地。

  古人認為,“北鬥有七星,天子有七政”。北鬥七星的明暗變化,可以作為君主德行好壞的象徵、國家治亂興衰的預示。《白虎通義·封禪》有“(皇帝)德至天則鬥極明,日月光,甘露降”的說法;《史記正義》言,“鬥星盛明,王道和平,爵祿行,不然,反是”;《開元占經》也保留了古人“七政星明者,其國昌;不明者,其國有殃”“北鬥星明,王者治”“王者逆道,則北鬥不明”等觀點。

  古人甚至將這種天象政治學細化。《詩緯含神霧》曰“七政星不明,各為其政不行”,北鬥七星中每一星不明,都代表著天子在某方面履職不力,德行有虧。《孝經援神契》言,“天子不事祠名山,不敬鬼神,則鬥第一星不明;數起土功,壞決山陵,逆地理,不從諫,則第二星不明;天子不愛百姓,則第Samsung不明;發號施令,不從四時,則第四星不明;用樂聲淫泆,則第五星不明;用文法深刻,則第六星不明;不省江河淮濟之祠,則第七星不明”。這就要求天子根據北鬥七星各星的明暗,反思施政得失,順應天道,刷新政治,具體就是多行敬天順民、從諫如流、不勞民力、關愛百姓、不奪農時、清心寡慾、執法平恕、慎罪恤刑、興修水利等仁政。天象政治學雖然是荒誕的,但在古代製約君權上有著特殊的正面作用。

  古人以北鬥喻君,鬥柄由此獲得權柄之含義。天子所在京城的建築佈局,也往往模仿北鬥之形,使京城位於天地之中,以彰顯天子權威,同時祈求得到上天庇護,實現江山萬年、長治久安。

  西漢長安城即是如此,其北城牆西北段蜿蜒曲折,形如北鬥;南城牆中部突出部分和東段曲折如南鬥,後人便認為長安城設計藍圖是對北鬥星圖的模仿,模擬“鬥在天中,周製四方”之義。加之渭水環繞長安,恰好對應天上銀河位置,所以長安城又有“鬥城”之名。《三輔黃圖》有言,“(長安)城南為南鬥形,北為北鬥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為‘鬥城’是也”。

北鬥所擊,不可與敵

  正因古人的信仰世界賦予七星如此多的功用,北鬥又成為力量的象徵。《淮南子·天文訓》曰:“北鬥所擊,不可與敵”,認為北鬥鬥柄所指之處得到上天庇佑,所向匹敵,無法抗衡。早在先秦時,軍隊就將北鬥畫在戰旗上,求天意護佑。秦漢時期軍隊出征前,都要舉行祭祀北鬥儀式,借助七星神力鼓舞士氣,確保出師大捷。

  漢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秋,漢朝征討南越,“以牡荊畫幡日月北鬥登龍,以象太一Samsung,為太一鋒,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武帝告禱太一神後,將畫有日月、北鬥、登龍的戰旗交於太史,在作戰時指向所伐之地。是年冬,南越國滅,其地劃為大漢九郡。

  中國古代對北鬥七星的信仰,無疑發軔於其定明四季節氣、辨明東西南北的功能。在天上北鬥與地上人間的關係互動中,人們掌握了以北鬥七星為代表的星辰運動規律,把無序變為有序,將天象變幻轉換為人世圖景。

  從釐定節氣到指引導航,從掌控壽數富貴到神化限製皇權,從規劃都城到克敵製勝,北鬥七星廣泛影響了華夏先民的生產生活,深刻參與了華夏信仰文化的生發生長,成為中國人世俗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指路明燈。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博士)

吳鵬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0年08月04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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