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蘭”的困境
2020年08月01日00:00

原標題:“花木蘭”的困境

  在某種意義上,今天的女性似乎人人都是“花木蘭”,她們是一群可以自由“從軍”的人——按照從前男性的標準要求自己,要求自己變得更優秀,成為“多面手”,從而與舊時代處處受限的女性貧弱狀態劃清界限。

  花木蘭,意味著僭越男權社會的女性規範,“男女都一樣”。在花木蘭的語境里,則是女人和男人一樣投身大時代,共赴國難,成為報效國家的女英雄。這同樣是社會主義時期典型的女性狀態,一方面,這強有力地推動並庇護著男女平等的實現。另一方面,這種“去性化”的性別文化,更像是一種極為特殊的“男性化”過程。很多研究者在高度評價的同時,也批判社會主義時期的婦女狀況:“這一空前的婦女解放運動,在完成了對女性精神性別的解放和肉體奴役消除的同時,將‘女性’變為一種子虛烏有。女性在掙脫了歷史枷鎖的同時,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別。”(戴錦華語)

  戴錦華在《昨日之島》一書中指出,當代中國女性可能沒有花木蘭幸運。顯然,“當代花木蘭”的社會內涵和文化政治已經發生了轉移。不過,花木蘭式的精神性別困擾,對於女性來說依然存在,甚至變得更加多樣。

  在我們的時代,自然屬性變得不再穩定,性別二元論頻繁遭遇理論上的顛覆,這帶來的是一種“花木蘭式”的自我認同危機——在社會層面,要像男人一樣,又要成為真正的女人;而在生殖層面,透過今天的生殖技術,花木蘭還擁有了成為跨性別者、成為酷兒的自由。整體而言,當代人經曆著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分離,性慾與生育的分離,這種分離既帶來進步的錯亂,也包含歷史的重負。

  各種形式的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的湧現,也說明了這一點。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家對於“何為女性”進行了更為幽微的探索。西蒙娜·波伏娃認為“女人不是先天的,是後天形成的”;安托瓦內特·福克堅持“人生而為兩性”;朱迪斯·巴特勒則要求超越二元性的性別框架,進入多元化的性別。此外還有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等人複雜、多重和充滿不確定性的女性主體。這些理論富有洞見且眼花繚亂,但在這些理論指導下的性別解放運動中,卻同樣出現了可疑地否定和替換了女性性別化身體的情況。

  一些平權運動的參與者,會把磨平差異的主張看作是“開明”或“解放”。性別差異與性別不平等,被看作有緊密的因果關係。葉雯德在《英美平權運動轉向“封殺文化”,我們需要怎樣的性別哲學?》一文中,提出了一些關鍵的問題:生理差異是不是男女無法平權的原因?為什麼一些剛強、獨立的女性主義者,反而會壓抑自己的情感和慾望?

  或許,我們也可以換一個問法,花木蘭那樣剛強、獨立的女性,如何表達自己的情感和慾望?花木蘭在努力“成為男性”,她也有厭女症嗎?按照上野千鶴子的說法,厭女症在男女身上並不對稱。男人表現在對女性的蔑視;女人則表現為一種自我厭惡,是一種女性對女性、女性對自己的壓抑。在花木蘭的故事里,女性的壓抑如同幽靈。

  閻連科在新書《她們》中,明確表達了對於“花木蘭從軍”這個故事和人物(身體)的看法。在這個故事中,“沒有花木蘭在男人堆裡生活、生存的糾結、尷尬和矛盾,沒有寫出一個女性(身體)在男人世界里內心的不安與焦慮。‘女性身體’在這兒完全消失了。”從“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鞭”,幾個蒙太奇就變身為“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的女兒狀態。有誰還能真的相信“花木蘭”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呢?這種真實的困境,在歷史人物郭俊卿身上真實地發生過:抗戰勝利後,戰友們難以或不願接受“花木蘭”的女性身份(不論是生理上還是心理上)。

  女性自我壓抑的現象之所以存在,一方面來自社會不平等導致的屈從地位,是上野千鶴子《厭女》一書指出的父權製對女性壓抑的殘留。另一方面,在當下,即便女性脫離了屈從的社會地位,得到經濟自主和社會認同後,卻仍然頻頻感到個性上的壓抑。這種壓抑,是一種典型的花木蘭式的壓抑:女性殘餘情感和個性被壓製、無視或蔑視,因而在卸下社會身份時對突兀的自我感到羞恥。如葉雯德指出,她們“都想要用自我規訓的方式否定無法交換的情感,以建立出一個剛強的、獨立的主體性格,結果也同樣造成情感的壓抑、禁慾主義和對私人情愛生活的羞恥感。”

  對於“當代花木蘭”來說,這是一個女性崛起的時代,是“她經濟”勃發的時代,是大聲疾呼權利和進步的時代,但性別差異作為一個歷史遺留問題仍給女性的心靈留下幽深的空洞,男性處在這個問題的邊緣或外部,而“花木蘭們”需要秉著真正的自我解放精神深入其中去改變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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