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勇敢之後
2020年07月29日05:36

原標題:一次勇敢之後

一次勇敢之後

楊海文並攝

老虎

  收到判決書後的那幾天,張傑畫老虎更瘋狂了。入伏後,開封的天氣悶熱,他居住的舊城區正在翻修道路,空氣里混雜著塵土和水泥的味道。家裡客廳沒空調,有時他一整天都伏在餐桌上作畫,肘下墊著收集來的超市促銷頁和男科醫院廣告,這些油光的紙張被汗水浸透,磨損掉色。

  第一次到他家時,我很難確定眼前是不是一間真正的客廳。因為房子在整棟樓的拐角處,“客廳”呈三角形,除了一張銲接過桌腿的餐桌、幾把簡易的凳子外,再也裝不下別的物件。

  他在客廳牆上圍了一圈鐵絲,用來掛畫。房間太小,畫的老虎又太多,只能層層疊疊地掛著。偶爾一陣風吹來,“老虎”呼呼啦啦地飄起來,橫的、豎的、凶狠的、溫順的,還有看起來“呆頭呆腦”的習作翩然顯現。

  最外層的新畫上,右下角都多了兩個篆字章印。官司勝訴後,他花60多元錢刻了章。他自豪地介紹,兩方印章,一方是“見義勇為者”,另一方是自己的名字。

  蓋下這塊“見義勇為者”的印章,他等了24年。根據法院認定的事實,1996年4月一個下午,21歲的張傑騎車去離家不遠的迪士高舞廳,撞見5個流氓欺負兩個女孩,他出面勸止卻遭報復挨了4刀。

  事後,兩個女孩消失不見,傷人的歹徒也沒抓到。誰也不相信,平時被大家戲稱像“小妮兒”(河南方言,指女孩)的張傑會那麼勇敢。缺少見證的“見義勇為”逐漸成了空談、牛皮,變得越來越飄渺,最後只存在於他和父親的爭吵里、他深夜的夢中。

  去年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得知其中一個被救女孩的下落。輾轉尋找後,他再次出現在對方面前。時隔20多年,當時的兩個年輕人如今已經步入中年,張傑想聽到問候和感謝,卻沒得到任何回應。

  心中壓抑多年的委屈、憤懣終於爆發,這之後,張傑決意要為自己正名。去年10月,他把這個當年獲救的女孩告上法庭,要求賠償他因救人受傷造成的經濟損失,金額為10元。

  今年6月,他勝訴了。接下來幾天,他沒日沒夜地畫老虎,送給採訪過他的記者、前來慰問的企業家,以及那些曾經幫助過他的人。每幅畫都蓋上“見義勇為者”印章,他說靈感來自他鍾愛的電視劇《水滸傳》,“打虎者武鬆”是他心中的一個英雄。

  現在,他也幾乎成了一個英雄。官方對他“見義勇為”稱號的認定還在申辦流程中,當地媒體已經把他的照片放到頭版,占了整個版面,標題是《英雄不哭》。採訪期間,我碰到一家企業登門拜訪,他們站在張傑家逼仄的客廳里,嘴裡不斷強調著此行的目的——“向英雄致敬”。

  我無法確信他能否被稱為一個“英雄”。他缺少上進心,甚至有些懶惰,喜歡怨天尤人,因此我一度懷疑他“見義勇為”的真實性。至少,他與我心中“英雄”該有的樣子相差甚遠。

  他的缺點太多,以至於會讓我忽略掉他的善良,忽略掉他比很多人更有正義感,更勇敢。數日以來我聽他說過最多的一句話是“我太不容易了”。

  到開封的第一天,張傑和我約在大相國寺門口見面。在道路隨意延展的老城區,他實在無法提供自家的具體位置,這些家門口的千年古蹟是最好用的路標。

  張傑的體型算得上挺拔,一米八多的個頭,肩膀厚實。因為脖子有些前伸,再加上下身那條略顯肥大的米色休閑褲,他整個人看起來竟有幾分瘦弱。褲子有鬆緊帶,但他還是紮了條皮帶,深色T恤塞進褲腰,沒有太多皺褶。

  只要出門,他就會戴上一頂鴨舌帽,用來掩蓋已經謝頂的腦袋。天氣太熱了,他不一會兒就要從褲兜里掏出隨身攜帶的手帕,摘下帽子,擦拭頭上的汗珠。

  從大相國寺門口出發,穿過一條熱鬧的巷子,在一棵大榆樹下拐彎,就到了張傑家。他邊走邊向我介紹,這條每天都要經過的巷子,原本是條河,北宋年間兩岸青樓林立,胭脂粉黛把河水都染了色,所以叫胭脂河。

  如今,這條街彙集了早餐店、肉鋪和乾菜店,幾個老闆躺在椅子上百無聊賴地搖著蒲扇,等待顧客上門。裁縫直接把縫紉機搬到門外,戴著眼鏡頭也不抬地趕製衣裳。

  巷子的另一側是一處考古現場,換上破碎錘的挖掘機正在叮叮咣咣地拆除地面上的建築。

  張傑的房子在一棟老舊的居民樓里,樓下小花壇邊上總有幾個老年人,坐著或躺著,有時遇到熟悉的大爺大娘,他們會主動跟張傑打聲招呼:“上班去啦?”

  “是嘞,是嘞。”張傑笑著回應。

  實際上,他現在並沒有固定的工作。他把手機號掛到網上,註明可以承接“傢俱安裝維修”業務。但來電寥寥,至少在我採訪的4天里,他沒接到一單生意。

  他家到處都是一個獨居男人的生活痕跡:整套房子沒有任何裝修,除了客廳,還有3個小房間,其中一個是他的臥室。陽台上堆滿了雜物,遮住了大部分陽光。天花板上的燈泡電線太長,胡亂地捲成一團,垂在半空中。最靠里的房間算是“第二客廳”,擺了張雙人沙發,上面覆蓋一層薄灰。另外一間屋子用來堆放雜物,找不到下腳的地方。

  還有一些痕跡沒能抹掉:客廳門後面貼著一張小孩子的身高表,最高的刻度是160釐米。再往上,有一個藍色的卡通貓頭鷹鍾表,是這屋裡難得的亮色。

  家裡唯一像樣的裝飾品,是掛在過道牆上的一幅書法作品。那是張傑結婚時,父親送他的禮物,“專門向人求的”。裝裱過的書畫鑲在玻璃鏡框里,有半扇門大小,上書兩個剛勁的大字:勤奮。

  “可能是他覺得我不夠勤奮吧。”張傑坐在客廳餐桌旁,背對著那兩個字說。

“那件事”

  他把自己的“不夠勤奮”歸咎於那場事故。事實上,在他看來,自己的一切失敗和不如意都與1996年的那個下午有關:“有個詞叫‘蝴蝶效應’,那件事就是蝴蝶呼扇的翅膀。”

  不只是人生,他的記憶似乎也被那場事故分割。越靠近那個下午,記憶就越清晰,他也更願意提及。至於“那件事”往後20多年的生活,他更願意一語帶過。

  “那件事之後呢?這20多年你過得怎麼樣?”一次談話中,我忍不住打斷他已經重複多遍的關於那天下午的描述。

  “這不重要,也沒什麼意思。”他被我從激昂的狀態中拉出來,一瞬間面露慍色。

  從他反複的講述,以及法院的判決書中,我拚湊出那個1996年下午的樣子。1995年職高畢業後,張傑接了母親的班,去印刷廠工作。出事那天,他正在輪值夜班,白天都是空閑時間。

  當時他的一個表哥跟人合夥開了一家“迪士高”舞廳,在那個年代,這是最受年輕人歡迎的娛樂場所之一,張傑說他也去過“四五次”。出事的那個下午,他和之前一樣,騎車去舞廳“聽歌”,準備去打發掉無聊的時光。

  在另一個版本里,法院的判決書顯示,當時舞廳的保安說,張傑那段時間是在舞廳“幫忙”,他不領工資,人多時賣票,人少時負責維持秩序。

  後面的故事都一樣了:舞廳在2樓,張傑到門口後,剛在外面的椅子上坐下休息,一個驚慌的女孩就從舞廳里跑出來,急迫地向張傑求救:裡面有流氓在欺負女孩,“求求你幫幫我們吧”。

  多年以後,張傑無數次回憶起這個場景,悔恨如影隨形地折磨著他。他曾後悔當時的選擇,這個“糊裡糊塗”的決定成了他痛苦的起點——他說不清當時為什麼就跟著女孩走了進去,“可能是當時太年輕,個子又大,沒怕過誰”。

  事情就發生在舞廳門口,剛進門,張傑就看到一個男人正掐著一個女孩的脖子,左右各來一巴掌,周圍幾個圍觀的男青年默不作聲。女孩已經毫無反抗之力,“頭一耷拉,像個鵪鶉”。

  看到只有一個流氓,張傑多了些底氣,出面“喝止”了這場正在進行的作惡。

  當年受害女孩的詢問筆錄證實了這一幕,她把張傑當成了舞廳保安,在她的供述里,這是個短暫的過程。

  “你幹啥?”張傑問。

  “沒幹啥。”打人者說。

  “沒幹啥她怎麼哭啦?”

  對話時,打人者鬆開了掐著女孩脖子的手。張傑這時才發現,周圍那幾個“圍觀青年”和打人者是一夥,但一切都來不及了,幾個人一哄而上,對著他一陣拳打腳踢。

  已經嚇壞的女孩趁亂逃出了舞廳。張傑也想逃,他衝出門口,但被人從背後抱住。他看到有人拿菜刀朝他腦袋劈來,下意識閃躲,菜刀落在了他的右肩上。來不及反應,另一個人握著匕首紮向他。後來他才知道,匕首紮了他3刀,都在左腿上。醫院的手術記錄顯示,最深的一處刀傷達到了8釐米。

  強烈的求生欲讓他忘記了疼痛,甚至短暫喪失了一切感覺。他掙脫兇手,拚了命地往外跑,舞廳300米外的警亭是他迫切想要到達的庇護所。

  高中時,他曾是學校田徑比賽的亞軍,但記憶中那300米卻無比漫長。他跑下樓梯,穿過一條馬路,繞過一條河。到達終點時,他伸手去握警亭的門把手,但眼前一黑,世界安靜了。

老實人

  痛感在17個小時後到來。因失血過多,他昏迷到第二天上午才甦醒。

  傷口癒合得很快,但他說身體的疼痛從未消失。進入中年,他的左小腿經常無緣無故地浮腫,他因此拒絕從事一切重體力活。

  印刷廠的效益不好,張傑從2000年開始就處於半下崗狀態。他找了份交警隊的工作,負責信號設備的維護安裝。兩年後,因為“身體頂不住”,辭了。

  “就這天啊,讓我挖坑、抹水泥,誰受得了。”有天他和我一起坐在出租車上,車內空調很足,他忽然指著路邊的信號燈抱怨。

  離開交警隊後,他結了婚,和妻子一起做傢俱生意,“每年收入三四萬元,就當領個工資吧”。這段10多年的經曆,他不想多談。從他簡短的描述里,我大概理解,這應該是段相對平靜的過往——有了家庭,女兒呱呱落地,“那件事”似乎被忘掉了。

  我去找了他的母親。老人告訴我,張傑沒有做過傢俱生意,而是在傢俱賣場送貨,沒幹太久就因為“腰疼”歇著了。他還在超市賣過豬肉,但因為嫌味道“太腥”,也放棄了。

  張傑的母親今年74歲,但比實際年齡看起來更加衰老。她的背彎到幾乎與地面平行,走路時要扶著手推車。

  我在小區找到她時,是一個就要下雨的午後。她一個人坐在小區園子的長凳上,因為患過腦梗,說話有些虛弱。她有兩個孩子,張傑是老大,還有個40歲的小兒子,至今未婚。房子是老家屬院的拆遷安置房,她和小兒子一起居住。

  大部分時間我倆都沉默地坐著。她總是看著前方,顯得有些惆悵。關於張傑剛剛打贏的官司,老人似乎並不在乎結果:“你說他打什麼官司,跟人爭什麼。”

  談及生活狀況,她歎了口氣說,自己現在還要買菜、做飯,總是操作不好電梯。小兒子時常對她發脾氣,自個兒都照顧不好,還要養隻貓。她抱怨張傑雖然隔三差五會來看她,但是每次都是“吃完飯就走”。

  “什麼時候才能熬到頭?”她回過頭看著我,緩緩地問。

  我安慰她,張傑現在了卻了心事,一定會好起來,會慢慢步入……“他能做成什麼?他什麼都做不成。”老人打斷我,語氣里帶著失望。她說自己現在一個月有2000多元的退休金,還要拿出一部分接濟沒有工作的大兒子。

  一陣沉默後,她又心疼起了兒子。她不在乎張傑是不是見義勇為,只是為他覺得不值。“為什麼要多管閑事,被人打成那樣,差點沒死。”

  “他就是老實得太狠了。”最後,她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張傑的失敗、落魄,以及當初的“愛管閑事”都被她歸結於此。

  幾天採訪下來,“老實”的確是我能想到的最適合他的形容詞。他的中學生手冊里,班主任曾寫下評語:“性格內向,建議多參加有益的社會活動。”高二時,他被評為紀律標兵。

  “那件事”發生後,父親曾提議找熟人過問下案子,但被張傑拒絕。他經常跑去派出所詢問案子進度,得到的回覆幾乎都是“有消息會通知你”。

  因為“老實”,印刷廠的工友沒人相信他會“見義勇為”。他曾嚐試向人解釋,無奈被救的女孩像消失了一般,行兇的歹徒又沒有一個歸案。他越描越黑,人們更願意相信,他身上的刀疤是“跟流氓鬥毆”所致。

  廠里的工作要經常接觸油墨,下班後工人們習慣洗完澡後再回家。張傑怕人看到身上的刀疤,又引來議論,就等所有人都走後再去洗,結果傳出“張傑有生理缺陷,害怕被人看見”的流言。他去外面的澡堂,又被人說放著免費的澡堂不用,到外面花錢洗澡,“腦子有問題”。

  張傑說自己一直沒有痛恨過那兩個女孩,但至少在他被誤解、被不被認可“壓抑得喘不過氣”時,曾“抱怨”那兩個被救的女孩為什麼不給自己作證,為什麼不懂得感恩。

  去年感恩節那天,他發了條微博:“看到感恩兩個字,我很傷感。”

  他曾在不同的報導中強調,因為這兩個女孩,自己變得不再相信別人,不再想和外人接觸。

  上職高時,他學的是烹飪。出事前,碰到親人朋友婚喪嫁娶,或者家庭聚會,他是當仁不讓的“掌勺”。出事後,每逢大年初一,為了避開到家裡拜年的親戚,他都會在上午9點前準時騎車出門,到老城牆下走一走,或者去書店。

  時間久了,連父親都開始懷疑他。“你到底有沒有救人?”父親的疑問經常會出現兩人的爭吵中。

  這樣的質疑讓他難以承受。父親是他最崇拜的人:年輕時是空軍戰士,有著上千小時的飛行記錄。他說那是自己永遠達不到的成就。

  老照片里,年輕的父親穿著一身皮質飛行夾克,英姿颯爽。他把對兒子的期待寫進了兒子的名字裡——部隊里有個戰鬥英雄叫王傑,張傑名字來源於此。

小說

  再往後,張傑的封閉逐漸變成了自卑,“自己沒什麼本事,人家也看不起,去幹什麼。”

  “你現在有幾個朋友?”我問他。

  他思考一會兒,掰著手指頭一一計算,最後的答案是“三四個”。他2017年註冊的微信里,只有10多個好友,其中大部分都是記者。

  自卑、壓抑的情緒最終在5年前爆發。那年母親腦梗,家庭又出現變故。在一個人的房子裡,他無數次想到結束。

  後來他找到了一個出口——寫作。他寫了一篇“自傳體小說”,名叫《我的樣子》。遺憾的是,在這篇兩萬字的“小說”里,他的樣子並不清晰。他把一半篇幅都留給了自己的高中時代,扳手腕贏了體育老師、被暗戀自己的女生跟蹤、數學考了全班第一——這是他認為最值得言說的輝煌。

  雖然和他接觸只有4天,但這些故事我聽他講了很多遍。大部分時候,我都不忍心打斷他,講這些時他總是很興奮,又帶著些自豪。

  我喜歡他這個時候的笑容,看起來很天真,他咧開嘴露出潔白的牙齒,眼神里少了憤怒、憂愁。

  “小說”剩下的一半內容,是“那件事”的前前後後。

  還有些輝煌沒寫進“小說”里,他職高實習時,在開封一家著名飯店做主廚副手。有天飯店來了兩個闊綽的客人,要求做點“特色菜”。那天大部分廚師都去了鄭州考級,張傑不得不“趕鴨子上架”,展示技術。

  結果自然是客人滿意而歸,飯店經理向他豎起了大拇指。我無法印證這件事的真實性,但他至今仍能流利地講出自己當時做的3個菜的名字:龍井鮑魚、粿汁盤龍鱔、肉沫鯽魚。

  張傑坐在自家客廳里向我講述這段故事,胳膊在空中比劃,眼睛瞪得很大。一旁的廚房敞著門,“灶台”是一張老式課桌,上面放著一個電磁爐,沾滿油漬。

  很顯然,他的廚藝缺少施展的條件。如今,方便麵、饅頭就鹹菜是他最主要的食譜。

  看到我對廚房和他的飲食感興趣,張傑似乎明白了什麼。

  “我混得確實不好,40多歲還一事無成。”他情緒低落,隨後又來了精神,“都是那件事害的,沒那件事,我的人生絕對不是這樣。”

  他對自己人生的理解讓我困惑。他自卑、封閉,又不願吃苦,45歲的男人還要孱弱的母親養活。我甚至和那些不相信他的人一樣,也開始懷疑他不斷重複的“那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他為自己的失敗、落魄尋找的藉口?

  一個真正“見義勇為者”怎麼會是這樣?

英雄

  我去了當年承辦案件的派出所,聽說我是為張傑而來,一位民警馬上打開了話匣子。

  “我知道他,我們分局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他。”這位民警說,張傑為了自己的案子,把局長、指導員,到基層民警都找了個遍,“很偏執”。

  她打開電腦,裡面有個文件夾,專門存放關於張傑的資料,包括當年案件的調查情況、見義勇為申報情況……

  她向我證實了當年案件的真實性,“基本確定救人的是他”,但是“案件太久遠,偵破有難度。”

  張傑說,像魔咒一般,先後兩任承辦他案子的民警都因故離開了警隊。他自己也“調查”過案子,事情發生後,他一直等不來警方的消息,就開始尋凶行動。他經常騎著自行車到事發現場樓下轉悠,期待碰到一個不知道會是什麼的線索。

  幸運沒有光顧他,案發現場很快恢復了日常的平靜。半年後,他泄了氣,接受了現實,老老實實上班、生活。

  直到2018年,遲到了22年的運氣才找到他。他終於得知當年被救女孩的名字,這一次,找到兇手的願望比當初更強烈了。

  他很快付諸行動,在聽說一個可疑人物後,他坐上大客車去鄭州一探究竟。

  行至中途,兩個年輕男性上了車,走到最後一排,坐在張傑身邊。密閉的客車內空氣混濁,有人塞著耳機閉眼靠在座位上,有人已經昏昏欲睡。其中一個剛上車的男人探出身子,緩緩把手伸向前座乘客的口袋。

  這一幕,張傑真切地看在眼裡。

  另一個男人的皮包敞著口,似乎是故意讓人看到裡面的物品。張傑也看到了,那是把匕首。

  張傑說那一刻,他想到了自己20年前的“見義勇為”。在無數個壓抑的夜裡,他曾發誓,以後再也不會幹這種傻事。他在女兒6歲時就帶她去學跆拳道,“讓她碰到危險時保護好自己”。

  但他還是忍不住“多管閑事”。在滯悶的車廂里,張傑拿起手機,兀自對著話筒大聲講了起來。

  “李隊啊,你說的那個案子,人抓到沒有?我馬上到鄭州了,一會兒去局里找你。”

  小偷的手縮了回去,隨後叫司機停車,和同夥一起匆匆離開。

  張傑放下手機,長出一口氣——他沒撥出任何號碼。

  他一直想要證明自己是個“好人”。接受我採訪時,他努力思索著做過的“好事”。

  去年,他在街上撿到一個錢包,裡面裝著失主的身份證、1600多元現金,還有幾張不記名的購物卡。對沒有正式工作、經常以方便麵和饅頭果腹的張傑來說,這是個不小的“餡餅”。

  錢包很鼓,他小心地把它裝進挎包。回家路上,他陷入掙紮,走路“差點沒撞到電線杆”。終於在快到家門口時,他敗給了自己的“老實”。

  “1600元是開封的基本工資水平,這個人可能是剛領了工資,都是辛辛苦苦掙來的,我不能吞了它。”張傑一邊向我展示錢包的照片,一邊說。

  “好事”是不常有的。前段時間,他又撿到一個大學生的學生證,後來聯繫到失主,加了微信,給對方寄了過去。

  大學生表達了感謝,然後說在網上看到了張傑的事蹟,“向英雄致敬”。

  再後來,有媒體採訪了張傑。報導刊發出來後,他說實在找不到跟誰分享,就把鏈接發給了這個大學生。

  張傑一直對我說自己不是英雄,儘管這種說法可能帶著謙虛,但在我離開開封時,我已經不再在乎他是不是一個英雄了。他是個“見義勇為者”,即使有時讓人生厭。

  分別時,我和所有記者一樣,獲得了一幅他的老虎畫作。他說老虎代表勇氣和膽量,那是他最想擁有的東西——他走出去、重新站起來的勇氣。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海文並攝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0年07月29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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