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重創之下,日本性工作者如何自救?
2020年07月29日07:27

  原標題:疫情重創之下,日本性工作者如何自救?

  來源:中國慈善家雜誌

  新冠疫情暴發後,SWASH一直在為這個遭到重創的行業和性工作者的權益積極地發聲。

日本東京新宿歌舞伎町的十字路口。
日本東京新宿歌舞伎町的十字路口。

  櫻子(化名),女,四十出頭,是一位有著二十年從業經曆的日本性工作者。

  去年底,櫻子因為身體的原因,回到了日本東北部的鄉下老家休養。可隨著新冠疫情在日本暴發,她只好暫時打消了回到先前工作城市的打算,一直待在老家,靠著積蓄維持著基本生活。

  櫻子同時也是一個叫做“SWASH”(Sex Work And Sexual Health,性工作和性健康組織)的日本民間社團的成員和積極參與者。

  SWASH是個在日本小有名氣的性工作者援助的民間社團。該社團成立於1999年,主要致力於增進性工作者的健康和安全,團隊中的大部分成員本身就是現役或曾經的性工作者。在新冠疫情期間,SWASH一直在為這個遭到重創的行業和性工作者的權益積極地發聲。

  “禁止賣春”國家裡龐大的色情業

  東京的新宿、劄幌的薄野、福岡的中州,這三地被稱作日本的“三大歡樂街(風月場)”。也有人會把大阪的南和名古屋的榮這兩處加進去,並稱為“日本五大歡樂街”。

  所謂“歡樂街”,可理解為尋歡作樂的一片區域,這樣的區域里既有傳統藝伎、異性陪酒酒吧、約會酒吧等“賣藝不賣身”的行當,也包括成人洗浴、色情按摩、粉紅沙龍等提供性服務的行業。

  當然,除此這“五大”之外,日本全國各地還遍佈了上百個大大小小的“歡樂街”。據日本矢野經濟研究所2014年的估算,日本的成人性產業聚集了90萬左右的相關就業人員,年產值達到近4萬億日元(約合2500億人民幣),這個數字大體和約旦2014年的國民生產總值(364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相當。

  可以看出來,女性身體的性交易無疑是占了日本成人性產業的絕大部分,而毫無疑問,支撐這個產業的是日本的男性消費者。一份1999年開展的《關於日本人的愛滋病及性病(HIV/STD)相關知識,性行為,性意識的全國調查》顯示,在過去的一年中有超過10%的男性有過消費性服務的經曆,特別是18到24歲年齡段的男性中,有15%~19%的有過買春經曆。而歐美各國同期的調查數值多在1%~2%之間。

  而有趣的是,日本在法律上是個禁止賣春的國家。

  上世紀50年代,日本頒布了一部名為《賣春防止法》的法律,旨在防止性交易的發生。在該法正式實施的1958年,日本政府便依法關閉了國內所有的紅燈區。自此,日本在正式成為了禁止賣春的國家,至少在名義上是這樣的。

  之所以說“名義上”,是因為這部法律對於“賣春”的定義過於模糊,導致了在實際層面一直存在著很大的灰色空間。該法對“賣春”的定義是:“與非特定對象進行有償性行為”;對“性行為”的解釋是“限於男女生殖器官的直接接觸”。也就是說,除了普通意義的性行為之外的其他性行為,即便是有償行為,也是合法的。

  因此,被依法關閉的性服務業者們,很快就開發出了各種符合法律規定的服務。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規避男女生殖器官直接接觸之外的性服務,比如色情按摩。

  另一類則是依舊提供全套性服務,但可以自證顧客屬於“非特定對象”,這樣也能規避“賣春”的風險,比如:“泡泡浴”。泡泡浴採取的說辭是:店家向進店消費的顧客收取的費用是洗澡費,而顧客遇到了心儀的女孩——性工作者,之後雙方來了一場一個多小時的戀愛。因而顧客不屬於“非特定對象”。

  櫻子入行時做的是色情按摩。早些年,她一直在東京的實體店舖工作,之後去了大阪。由於近些年日本各地政府對於性服務產業的態度越來越嚴格,加之互聯網的興盛,造成了實體店的日漸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應召上門的興盛。櫻子這幾年也順應潮流,轉做起了應召女郎。

2020年4月2日,戴著口罩的行人從新宿東口歌舞伎町一番街前走過。
2020年4月2日,戴著口罩的行人從新宿東口歌舞伎町一番街前走過。

  SWASH的誌願者

  在視頻採訪的鏡頭裡,櫻子長著一張娃娃臉,留著齊耳的短髮,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或許是因為待在家裡對著電腦的緣故,她的整個狀態很放鬆,有問必答,很有條理性,話語中帶著真誠和熱情,沒有絲毫的敷衍。

  櫻子家裡有父母和一個哥哥,高中畢業後就離開了家鄉去了東京,但在東京最初的數個月裡多次找工作碰壁後,開始從事性服務行業。

  “其實一開始也沒有太大的牴觸感,就想著有份工作就好,而且工資還不錯,所以就一直幹下來了。”

  從業數年後也曾嚐試過轉行,比如在餐廳工作,編輯寫作的工作等等,但都沒幹太久。餐廳的工作強度大,工資卻很低,無法保障基本生活;文字工作,時薪比餐飲業高而且工作強度不大,但需要較強的抗壓和時間管理能力。最終,出去繞了一圈,櫻子還是覺得性工作者這個職業最適合自己。

  “工作時間比較自由,想白天做就白天做,想晚上做就晚上做,累了想歇幾天也行,還有很多自己的時間。再說,比起其他工作技能要求不高的工作,這個行業的收入還算不錯的了。每天能見到不同的人,觸碰到不同的身體,也挺有意思的。”

  櫻子繼續留在性服務行業的另一個原因,是參與了SWASH的工作。在這個組織里,她作為誌願者能做的事情不少,比如:做性工作者意識的問卷調查;舉辦線下的性工作勞動者權益講座;向其他性工作者推廣安全性行為的基本知識;處理熱線電話;與海內外人員舉行與性相關的學術活動等等。

  櫻子的業餘時間大都用在了SWASH的相關工作上,雖然這些工作不會給她帶來任何經濟上的報酬。甚至,她為了調查外國女性性工作者在日本的現狀,曾假扮成韓國人和中國人,在東京和大阪的各類“亞洲按摩店”里工作過。

  “我自學了些漢語和韓語,不過說得不太好。反正來這些按摩店的客人都是日本人,溝通都是用日語,他們也不會說漢語韓語。”

  實際上,在以外國人為賣點的風月場所工作,時薪要比日本人的店低很多,有些甚至只有日本人店的一半收入。但在櫻子看來,去這些店裡“臥底調查”還是很值得的事情,“我的調查可以為學術研究提供很多一手的資料,我也交到了很多中國和韓國的朋友,有很多我們現在都在保持聯繫。”

  SWASH從成立至今,共參與出版過4份與性工作者相關的學術調查報告,這幾份報告的背後,都有櫻子的參與和付出。

東京新宿的歌舞伎町一番街,它與劄幌的薄野、福岡的中州被稱作日本“三大歡樂街(風月場)”。
東京新宿的歌舞伎町一番街,它與劄幌的薄野、福岡的中州被稱作日本“三大歡樂街(風月場)”。

  疫情重創

  2020年初開始的新冠病毒,在短短數月間就席捲了整個世界,日本的風月場所自然也不能倖免。

  新冠防疫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人和人之間需要保持足夠的社交距離。但這對於需要密切身體接觸的性服務行業而言,無疑是一記重錘。自新冠疫情登陸日本後,各類風月場所就不斷暴發“群體性感染”。

  據北海道大學的西浦博教授的推算,以東京為例,在4月8日發佈“緊急事態宣言”之前,約30%的感染路徑來自“夜生活”的相關場所。在4月初到5月底,日本的各級政府先後宣佈進入“緊急事態”,性服務行業的實體店舖基本都處於關門停業狀態。但解除“緊急事態”後,通過“夜生活”相關場所的感染路徑就又迅速上升到40%以上,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了7月初。

  而另一方面,風月場所的實體店舖關門停業,並不意味著眾多習慣了購買性服務的男性的需求也會一同按下暫停鍵。

  SWASH的負責人要友紀子(Kaname Yukiko)介紹說,“實體店舖基本都關門停業,對於店舖的經營者有很大的影響,因為雖然營業收入沒有了,但像房租這樣的固定支出卻還是需要支付的。但對於性工作者而言,不能在實體店裡工作,還可以有些其他的選擇。現在的情況是大城市的疫情較為嚴重,而中小城市其實還沒有被波及到。所以,很多性工作者在疫情開始後,都轉到其他的中小城市去工作。另外,應召上門服務受疫情的影響也不是特別大,回頭客、熟客的生意一直都在。”。

  近期媒體報導的多起因性工作者引起的“群體感染”事件,也證實了要友紀子關於部分性工作者們開始轉戰中小城市的推斷。

  7月16日,日本東北部的青森縣青森市的一名警官被確診感染新冠的新聞,登上了全國的各大媒體。這名警官在一週前的8日,與一位90後的性工作者有過密切接觸史,而這位性工作者在兩天后的10號被確診感染了新冠。

  當地衛生部門在隨後的排查中,確定了27名與該女性有過密切接觸史的人員,其中25名是該女性的顧客。但由於日本在個人信息方面有著嚴格的法律規定,因此在該女性確診一週後的16日,衛生部門也只與其中的13人取得了聯繫。

  青森市衛生部門的負責人對《日刊現代》表示:“我們無法確定這家應召店由多少名從業的應召女郎,以及該應召店的人員構成。應召店方手裡有顧客名單,但由於名單屬於店方收集到的個人信息,因此公共衛生部門無法直接聯繫顧客當事人,只能通過店方聯繫顧客,再由顧客本人聯繫公共衛生部門。到目前為止,只有7名顧客接受了核酸檢測。”

  在青森這種民風淳樸的日本鄉下,讓街坊鄰里和親朋好友知道自己去買春,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因此很多人不願主動和公共衛生部門聯繫。另外,在沒有徵得店方的同意的前提下,政府部門不能隨意公佈應召店的名稱和性工作者的個人信息,這也導致很多買春者無法得知自己是否有被感染的風險。

  日本中部地區的岐阜縣,在6月9日也確診了一位性工作者,而這位女性的常住地是關東地區的神奈川縣。和青森的事例相似的是,岐阜的公共衛生部門也排查確定了20多名與該女性有過密切接觸史的人員,但最終只聯繫到其中的3人。店方也拒絕同意政府公佈店名的要求,最終岐阜市只得向公眾發出“在6月5日到7日有在岐阜火車站周邊區域消費過性服務,如果身體出現異常,請與衛生部門聯繫”的呼籲。

  儘管性服務行業遭到重創,但性的慾望總是存在的。在這樣的情況下,讓性工作者們掌握預防措施就特別重要。

  櫻子和SWASH的成員們當然也明白這些,“在這種困難的時刻,能夠幫助到我們的也只有我們自己”。在專業醫師的協助下,SWASH團隊在4月中旬就製作出了一份《預防新冠病毒的性服務工作建議》,並發佈在了自己的網站上。

  這份工作建議包括三個部分,每部分都是對照通常情況下的服務流程,給出詳細的預防建議,包括“強烈建議暫停接吻服務”“和客人一起洗手漱口,也要讓客人洗臉”等等。

  這是一份很有職業針對性的防疫建議,其監製是東京都立駒込醫院傳染病中心主任和傳染科科長今村顯史,曾列席過日本首相官邸主辦的新冠防疫的相關會議,可以說是這方面貨真價實的專業人士。這也體現出SWASH作為一個有著21年曆史的性工作者援助社團的專業性和社會資源調動能力。

  當然,SWASH在這次疫情中所做的工作不止這些。

  社會動員

  4月初開始,日本的新冠感染人數出現明顯的上升趨勢,無法追蹤來源的確診患者越來越多,之前政府所採取的“預防群體感染”的效果在快速遞減。

  日本的各級政府隨即採取了更為嚴厲的防疫措施。4月7日,東京、大阪等七個主要都府縣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之後日本全國也在16日進入“緊急狀態”的範圍擴大到全國,直到5月底才宣佈解除。

  疫情防控的不斷升級,對經濟的打擊是顯而易見的,很多中小企業和個體經營者不得不面對倒閉和破產的風險。對此,日本政府啟動了大規模的財政救助計劃,包括針對中小企業和個體經營者的“持續化補貼”計劃。中小企業和個體經營者們可以按照過往的稅務申報記錄,獲得最高金額為200萬日元(約13萬人民幣,個體經營者最高金額為100萬日元)的公共財政補貼。

  但由於性服務行業普遍存在不申報收入和逃稅現象,加上日本主流社會價值觀對於性服務行業的職業歧視,政府在5月底曾明確表示,性服務行業“有悖於社會主流價值觀”,將被排除在公共財政的補貼項目之外。

  說到底,性服務行業有違於社會公德和良俗,且屬於社會底層行當,這可以說是日本主流社會的認知。加上性服務行業偷稅漏稅現象普遍存在,和黑社會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領不到國家的公共財政補貼,也屬於意料之中。

  但政府對於性工作者能否享受“監護人休假補貼”的政策上,對性工作者也同樣採取了排除的態度。

  日本政府製定“監護人休假補貼”政策,是因為防疫期間學校關閉,孩子們只能待在家裡,因而很多家長需要留在家中照看年紀尚小的子女,無法外出工作。但政府部門卻以由於性服務行業的資金有流入黑社會組織的可能性為由,在3月底宣佈,性服務行業的從業者被排除在補貼對象之外。

  在得知這一消息的數天后,SWASH團隊向政策製定的行政機構——日本厚生勞動省(相當於國內衛生部、民政部和勞動部的綜合體)提交了整改請求書,要求“像維護其他職業工作者一樣,維護性工作者及其子女們的生存權”。

  “據我們調查,有20.7%的性工作者有孩子,有13.3%是單身媽媽,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決定發聲,抗議政府職業歧視的原因之一。”SWASH負責人要友紀子說。

  在提交整改請求書的同時,SWASH也利用自身多年積累起來的社會資源,聯繫到了多家媒體來報導她們對於厚生勞動省的抗議,並在社交媒體上擴散相關內容,期望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

  如SWASH團隊所願,在之後的幾天時間里,這一話題產生了足夠的熱度,在野黨中也出現了支持的聲音。4月7日,首相安倍晉三就在國會的答辯中公開承諾,政府將考慮把包括陪酒小姐在內的性服務從業者納入補貼對象。

  “沒想過轉行”

  疫情期間待在家裡的櫻子並沒有閑著,她每天都會工作12小時以上,幫著SWASH打理“熱線電話”的諮詢。當然,電話早就不用了,基本上都是電子郵件。

  “疫情開始後,我們基本上每天都會收到郵件。最近幾個月收到的多是詢問關於如何申請‘監護人休假補貼’的各類問題。比方說,如何向店方交涉和索要在職證明,向政府提交的收入證明該如何辦理等等。”

  因為日本法律上的原因,日本的性工作者與店方的關係不屬於僱傭與被僱傭的勞動關係,而且很多性工作者不進行納稅申報的現象也比較普遍,所以很容易造成要申請政府補貼,卻無法備齊材料的情況。

  當然還有一些更為敏感的問題會求助到SWASH。比如,有些性工作者想要儘早復工,但同時又擔心個人信息被泄露,不願意接受店方的新冠抗體檢測的要求。

  這樣的案例多來自大阪。5月底,大阪府政府決定,給予知名紅燈區之“飛田新地”所轄的約160家風俗店提供財政補助——每家店舖50萬日元,總額8000萬日元(約合560萬人民幣),但政府的條件是該補助金將作為新冠抗體的檢測費用,各店舖的工作人員和該區域的相關人士以及常住居民都將接受檢測(費用免費)。如果發現新冠感染者,需要第一時間告知屬地的衛生部門。

  因為很多性工作者會對家人隱瞞自己真實的工作情況,所以不少人擔心如果被檢測出“陽性”後,衛生部門將會聯繫家人,這樣她們現在的工作情況也會被告訴給家人。

  “我們能告訴她們的就是,你有權利選擇不接受檢測。並且,以接受檢測來作為復工的前提,是沒有法律依據的。”SWASH的負責人要友紀子這樣解釋道。

  SWASH偶爾也會收到一些讓人讀後五味雜陳的郵件。

  “我們辦公室最近收到了一封來自監獄的信件,發信人是位正在服刑的前性工作者。TA在報紙上讀到了關於我們近期工作的相關報導,可能是我們為性工作者發聲,為性工作者爭取權益的行動讓TA對我們產生了信任感,所以TA把自己在監獄里遇到的種種不公和霸淩情況告訴了我們。”櫻子說,“不過,我們能做的很有限。”

  “那隨著年紀的增長,你是否考慮過從事其他職業,有沒有開始擔心養老這樣的問題呢。畢竟,40歲之後在這個行業會越來越缺乏競爭力了?”筆者提出了這個問題。

  “沒想過轉行,等疫情結束後,我還想回到大阪繼續工作。另外,我沒想過養老這樣的話題,而且,我所接觸過的同行,都基本沒有什麼長遠的規劃。再說了,要有長遠的規劃也不太可能從事這個行業。”櫻子這樣回答。

  她接著解釋說,“在日本有大約三分之一的性工作者年紀是40歲以上的,而且‘熟女’的市場不僅是現在,以前也一直是有的。所以對我而言,只要想做,做到什麼時候都可以。不過,疫情結束之前,我會一直待在老家這邊,專注SWASH的工作。這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武玉江,日本立教大學政治學博士,2013年定居瑞典,現居烏普薩拉)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