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云:遊走在學術與大眾之間
2020年07月26日11:21

原標題:許倬云:遊走在學術與大眾之間

今年七月,曆史學家許倬雲年滿九十。最近出版的《許倬雲說美國》也將成為他的封筆之作。

1930年,許倬雲出生於一個江南士大夫家庭。他的人生橫跨新舊兩個時代,既有著舊式文人的氣質和情懷,也能把握時代脈動、緊跟社會潮流。他的學思曆程縱橫東西之間,既帶有東方文明的視角和認同,也深諳西方文明的往來之道。他的曆史寫作遊走於學術與大眾之間,既有紮實的學術成就,也因曆史通俗寫作而蜚聲於世。他試圖為學界與大眾之間搭起一座“橋樑”。這“橋樑”蘊含著許倬雲對中華文明的深深眷戀和一名知識分子對社會的關切與責任。在專業化與通俗化兩種寫作模式日漸涇渭分明的當下,許倬雲的公共曆史寫作,是否給我們帶來新的啟示呢?

對許多人來說,許倬雲就是那位寫出“中國三部曲”的著名曆史學家,而對橫跨新舊兩個時代、遊移於東西方、遊走在學術與大眾之間的許倬雲知之甚少。

與很多埋首在象牙塔里搞研究的學者不一樣,許倬雲所關心的問題,和他探索問題的方向,與他的人生經曆和體驗渾然一體。

《新京報·書評週刊》B01版~B06版專題《許倬雲——遊走於學術與大眾之間》

撰文丨徐悅東

1

抗戰的經曆

浸染出成長底色

在採訪許倬雲的那期《十三邀》里,有一處感人的段落:當許倬雲聊到抗戰時期的經曆,他眼裡忍不住泛紅,聲音變得沙啞。妻子孫曼麗趕緊過來打圓場,幫他擦眼淚:“一談打仗他就會哭得稀里糊塗。”就像好的編劇在設計人物時,都會精心設計該人物童年經曆的大事,這些事會深刻影響人物的性格、觀念甚至潛意識里的慾望,是人物成長的底色。抗戰之於許倬雲就是這樣的大事。

許倬雲,1930年生於江蘇無錫,先後執教於台灣大學、美國匹茲堡大學,其間多次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美國夏威夷大學、美國杜克大學、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學貫中西,精通中國上古史、文化史、社會史,熟悉西方曆史及其理論與思想,擅長利用不同學科的視角和方法來研究曆史,尤其是考察中國的曆史與文化。

抗戰時,許倬雲的父親是經濟委員會委員,負責供應軍糧民食,所以不能離前線太遠。年幼的許倬雲跟著父親到處奔波,深入中國內陸農村的百姓生活,得以看到富庶的江南未看到過的景象:貧苦百姓日常如何勞作、如何接待戰爭難民,當然,還少不了饑餓和恐慌。

抗戰開始時許倬雲才七歲。由於天生殘疾,他還不能站立,直到十三歲才能拄拐走路。正因為行動不便,許倬雲經常被擺在農村的土墩、石磨或板凳上,靜靜地旁觀這個世界。曆史學家的角色本身就是一個旁觀者。也正因這段經曆,許倬雲對中國農村百姓的生活十分感興趣。

這段經曆直接觸發了他在學術道路上研究對象的選擇——他的第一本英文專著《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和第二本英文專著《漢代農業》,都與中國古代農村有關。許倬雲曾說過,在新中國建立以前,中國農村的變化不大,他當時看到的農村與漢代差別不大。這段經曆促使他寫下的這兩本研究專著,也讓他踏入了學界的大門。

許倬雲與小姑媽、八弟及淩弟在沙市江邊(1937)。

抗戰期間,許倬雲父親在湖南、湖北、河南和安徽組織運輸網,這也許讓許倬雲很早就認識到道路和交通對於中國的特殊意義。在後來對中華文明的思考和寫作中,許倬雲不斷強調道路的意義:由於無內海,中國需發展龐大的道路體系,以聚合如此龐大的國家。與水運相比,陸路的道路體系能將各個部分更長久地結合在一起。所以說,中國的擴張,不是面的擴大,而是線的延長。

這也是中國為何總趨向大一統而西方的統一難以維持的重要原因之一。許倬雲提出,羅馬帝國的海路使得帝國易合易散。漢朝雖然結合起來難,但一旦形成具體而持久的聯繫,整體就不易分散,所以有分久必合的說法。中國文化恰恰也隨著道路的延伸而擴展。漢代在邊區的治理,設的不是郡縣而是“道”,代表開拓的路線,唐代的地方行政單位是“道”,宋代的地方行政單位是“路”,都體現出道路的重要性。許倬雲總結說,“道”有其抽像意義,治道、大道、小道、王道以至至道,都從“道路”衍生出來。由於中國地處大陸,道路文化源遠流長。因此,中國的文化與其說是大河的文化,不如說是道路的文化。

在許倬雲的許多思考中,除了抗戰給他帶來的影響外,我們還能看出家世所留下來的痕跡。許倬雲出生於無錫的一個縉紳世家。那時,江南士紳階層在當地基層的影響力頗大,實際上實行著某種程度的自治。這也深刻影響了許倬雲對國家社會關係的看法。在他為大眾而寫的史書中,讀者也常常能發現對士紳階層的脈脈溫存。

士紳階層的出身,讓許倬雲在對社會的思考中,更為強調社會網絡的功能。士紳階層有著城市和農村雙重屬性,他們是政治權力和農村社會的連接點,還不斷生產知識分子、為官場提供官員,並通過社會網絡傳播政治信息。他們通過婚喪喜慶等維繫著當地的社會網絡,控製著社會資源和財產,亦官亦商。

太平天國運動使得許家家境中落。許倬雲的父親早早考上海軍學堂,接受了英式的海軍教育,並參加過辛亥革命。他父親雖是武官出身,但人文素養很高。抗戰勝利後,許倬雲的父母就勸他去上學,於是,他就去了輔仁中學讀高中。在這之前,許倬雲並未系統上過學。父親讀什麼書或報刊,他就跟著讀。父親會把文章仔細分析給他聽。因許倬雲當時愛看武俠小說,父親就勸他讀《史記》,這是他最初的曆史啟蒙,也奠定了他對曆史的喜好。

輔仁中學的附近就是東林書院舊址。明代東林士風講求憂心家國、經世致用,這種學風也影響了當時輔仁中學。學校的教育讓許倬雲之前雜亂的知識體系有了框架。許倬雲的強項是理科,但由於身體原因,他有次拿不穩試管幾乎引發火災,這斷了他讀理科的心。在老師的指導下,他讀了錢穆的《國史大綱》,對曆史的興趣越來越濃。《國史大綱》在抗戰時期產生,那時正值中華民族的危亡時刻,所以《國史大綱》的史觀是一種民族史觀,這也深深影響了許倬雲。直到許倬雲出國後,他的民族史觀才有所改變,這使他後來能寫出像《萬古江河》這樣具有世界史觀的作品。

2

馬克斯·韋伯的研究

奠定治學範式

以賽亞·伯林曾有個著名的比喻,即學者分為“狐狸型”和“刺蝟型”。許倬雲明顯是“狐狸型”的學者——博采眾長,融會貫通,遊走橫跨於不同領域。雖然如此,萬變之中不變的是,他有著成熟穩定的核心問題意識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這些大都從他的求學時代開始逐步被建立起來。

許多人對許倬雲的轉系故事耳熟能詳。入讀台大之後,他第一年在外文系讀書,傅斯年校長注意到他入校考試的國文和曆史的成績,建議他去曆史系,還有其院長、系主任兼教務長也如此建議,就這樣,許倬雲轉入了曆史系。

青年時期的許倬雲。

當時台大的曆史系老師多學生少,學生跟老師交流的機會很多。許倬雲常常上“一人班”,連打瞌睡的機會都沒有。李宗侗、董作賓、李濟、淩純聲和勞幹等許多不同風格和學術範式的一流學者一起訓練許倬雲,讓他打下了堅實的知識基礎。比如,沈剛伯的西洋史課程帶他理解宏觀的曆史變遷,而勞幹讓他學會處理史料和判斷證據,以重建古代的製度和生活。考古實證論者李濟在課上教會了他如何從零碎的現象中歸納出文化的演變和趨向。

除曆史外,許倬雲興趣廣泛。他選課加旁聽的課程橫跨曆史系、中文系、外文系和考古人類學系。他的身體條件也使他不能亂跑,只能好好學習。他戲稱自己“亂撒網”,到處學習新知識。

在台大讀研究生的時候,許倬雲開始明確對上古史的喜好。論文中,他將《左傳》的人物排列譜系;同時他學習“三禮”,並想從《禮記》中尋索古代信仰。這些都為他日後理解中國文化打下堅實的知識基礎。

求學時期的許倬雲。

入讀芝加哥大學是許倬雲求學生涯的轉折點。胡適特意幫許倬雲爭取了獎學金,這使他能在1957年坐船赴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讀博士學位。當年,哈欽斯在芝加哥大學的校長任期結束不久,芝加哥大學還繼續保持著那種博雅、開放和自由的學風——學生的學程安排,全由學生自己興趣發展。這都跟許倬雲“狐狸型”的學術知識架構和取向特別契合。所以,他曆史系的課選的不多,反而選了許多社會學和經濟學的課。

在芝大,許倬雲的導師顧立雅是美國第一代漢學家。顧立雅覺得許倬雲不該讀中國的東西,勸他去搞比較研究,讓他把主要力量放在中東。於是,許倬雲就跟約翰·威爾遜學埃及學,此外也學習巴比倫學與亞述學。學習古埃及和兩河流域的曆史後,許倬雲將它們的曆史和中國上古史作對比,由此,他提出了理解中國發展變化的一個重要觀點——首先,兩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之間的關係很深,互相影響,並影響了波斯、古希臘、雅利安、猶太教等文明。其次,從古埃及和兩河文明的發展過程和互相影響的形態反觀中國,許倬雲發現中國本身不是統一的一整片,而是黃河流域、長江與淮河流域和長城之外的草原三片地區互相影響而發展出來的。在前兩片地區融合之後,南方的吳越和西南夷成為了第四片地區。這些地區互相影響,最終融合。

古埃及和兩河流域就像長江和黃河流域一樣,而古希臘和波斯是另外兩片地區。假如中國的長江和黃河之間不是一些平坦的小丘陵,而是像古埃及和兩河流域一樣的沙漠地帶,那這兩片地區就可能不會如此融合,而會獨立發展。類似的觀點和推論在許倬雲的許多文章里都有體現,許倬雲十分關注文化間的交流和互動。

這或許是受了馬克斯·韋伯的影響。許倬雲喜歡不同文化的比較研究,他曾說,這樣做不是為了尋找定律,而是要尋找各文化發展的特殊軌跡。雅斯貝爾斯曾提出,在超越性的關懷出現時,古代文化才突破進展為文明,其中的若干人成為特定的價值觀的闡釋者和傳授者。許倬雲則聚焦於,在個別文化突破進入文明後,到底是哪幾種特色決定了這些古代文明日後開展的特定方向。以此,許倬雲才能得以進一步解釋韋伯命題和李約瑟命題的意義。

當時,芝大是馬克斯·韋伯思想進入美國的第一個據點。許倬雲也承認,韋伯深深地影響了他的治學方法。許倬雲的博士論文

(後出版為《中國古代社會史論》)

就很“韋伯”——他嚐試使用統計方法,根據春秋戰國不同時代曆史人物的家世與社會背景,測量各時代社會變動的方向和幅度,再從這些現象探討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等諸變量如何配合而變動,還顧及了社會成員在階層間的升降和社會結構的轉變。

在許倬雲完成博士論文之後,他看問題的角度,就會經常會關注不同變量之間的互動——他不認為曆史是由哪一種特定的力量推動的;每一特定時期的曆史,都是由一系列變量配合才有其特定變化。“網絡”、“變量”、“關聯”、“互動”一直是許倬雲曆史著作里的高頻詞彙。這種看待曆史和社會的特定視角,貫穿了許倬雲一生的專業研究和通俗寫作。在討論中國曆史的分與合時,許倬雲還將這種方法總結為“體系網絡”,頗具有系統論色彩。

許倬雲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期間的留影。

韋伯除了影響許倬雲的研究範式,也影響了許倬雲的問題意識。許倬雲對為何資本主義不首先在中國出現這個韋伯命題也饒有興趣。在寫《漢代農業》的時候,許倬雲就結合人口壓力、農耕技術、市場網絡、政府與工商關係等諸方面,試圖闡釋出中國小農經濟的特色。許倬雲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在漢代,國家一反戰國的趨勢,一步步收取社會資源,使國家淩駕於社會之上。城市手工業被毀,農村的手工業則接過了手工業的部分任務。這種情況在明代晚期達到了巔峰。手工業需要集散的機製,所以中國有著龐大的集散市場系統。這也是許倬雲強調道路的重要性的原因——中國的道路網編織了中國的商品、信息和人才的交換網,並形成具體的經濟性共同體。

這個農舍工業和市場經濟是中國古代經濟的特色。中國在這兩千年中,達到了人口、土地和產業間的平衡。可是,在機器大生產之前,這樣的衡態發展到一定水平就很難提升。這就需要增加耕地,農民不斷去開墾森林和草原,這就破壞了生態環境。另一方面,精耕細作需要大量勞力,反過來大量勞力也需要大量糧食去養活。最終,中國達到了土地和人口始終是邊際程度的衡態。

這種衡態使得中國人民安土重遷。在人口實在過多的時候,多餘人口遷移找新土地開墾,甚至會因此下南洋。這種農業模式需要集聚龐大的勞力,也使中國形成了以家族為本的社會網絡,形成聚村和族居以及差序格局,配套以儒家的倫理觀念。共同的經濟社會與理念普遍滲透於各階層,這反過來塑造了中國人的認同。因此,無需宗教、民族或種族,古代中國能形成包容性極大的文化認同。許倬雲在《漢代農業》里的主要觀點和其衍生的推論,在他後來的通俗曆史著作中都頗有闡發。

3

對現實的深切關懷

成為“半個記者”

許倬雲的問題意識和學術研究都離不開他對現實社會問題的深切思考和關懷。早在許倬雲上高中的時候,“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東林遺風,就深刻地影響著當時的輔仁中學,他早熟的同學們會因為政見不合甚至進行人身攻擊。當時,許倬雲並不理解,為何歧見能演變為人身攻擊,但這也是他政治辯論的啟蒙。

在芝大求學時,許倬雲並沒有一頭紮進書齋中。在他赴美時,一位美國教授曾叮囑他,此行不只是讀一個學位,更是要珍惜機會研讀“美國人和美國社會”的這本大書。

美國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上世紀六十年代,正好被許倬雲趕上了。許倬雲住在神學院宿舍里,認識了許多年輕的神學生和年輕牧師,他們來自不同的教派和宗教,卻都有激烈的反叛意識。他們吃飯、洗澡的時候,經常一起激烈辯論一些跟文化價值觀念有關的話題,吵的比學術研討會還要激烈。這些爭辯打碎了許倬雲的宗教觀。為此,許倬雲還從他們的口中瞭解到了許多民權運動者的事蹟和美國社會的許多弊病。為了幫助他的舍友們,許倬雲還參與到民權運動當中,抵製美國地方政客的胡作非為。這段經曆也影響了許倬雲的立場取向。

在許倬雲讀完博士之後,他回到台大教書。當時大學里鬥爭十分激烈。在1962年到1970年期間,許倬雲與幾十位大學教授成立了“思言社”。實際上,“思言社”是在模仿英國的費邊社——即英國工黨的祖先,他們希望溫和漸進地推行社會福利體製。但這也給許倬雲招來禍患。

許倬雲夫婦於匹城住宅(1977)。

由於許倬雲不願低頭,他選擇“逃離”去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雖然他再度赴美,但他並沒有從此遠離時事。反而,他變成了半個“媒體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他曾花了大力氣寫時評文章,多次為《聯合報》和《中國時報》供稿。為此,許倬雲笑稱,“幾十年來,我等於是半個記者”。許倬雲的新聞觀也源自他的曆史觀。對於曆史來說,許倬雲不僅把曆史當作史料來看,也把古人當作他的採訪對象。許倬雲曾說過,“新聞是短曆史,曆史是長新聞”。

許倬雲曾感歎和反思,在美國,很少有大學者會在報紙上寫東西,他們的社會責任感非常單薄。這是由於學術專業化而導致的。因此,許倬雲越到後來,越在學術之外,憑著自己的興趣自由發展。

儒家式“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敦促著許倬雲筆耕不輟。在大眾傳媒“半個記者”的生涯,也讓他特別能把握文章的通俗性和大眾性。為了打破學術專業化的壁壘,許倬雲後期在曆史普及上花了很多心思。他曾說,他的《萬古江河》寫得很淺,因為他要把陽春白雪的東西普及給大眾看。他想要在專業學術和大眾通俗讀物中建一座橋樑,盡一名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

許倬雲家庭合影(1969)。

除此之外,許倬雲屢次強調“為常民寫作”,這也跟他的平民立場有關。他認為,在曆史學家的各種著作里,寫作者通常只注意到檯面上的名人。他們講堂皇的大道理,卻看不見老百姓的日子。所以,在許倬雲的許多通俗性曆史著作里,會特別關注普通老百姓是如何過日子的。如在《中國文化的精神》里,許倬雲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安身立命、處事做人的態度出發,並歸納這些平民背後的文化精神。

這種別開生面的出發點和寫通俗曆史著作的方式,填補了中文世界通俗曆史著作的空白之處,也讓大眾對其內容更具親近感。許倬雲雖然身處精英知識分子的位置,但他在大時代動盪下的閱曆,使他比其他知識分子更有能力“接地氣”。“為常民寫作”的背後,就藏著許倬雲這一輩子對中國百姓傳統日常生活的觀察和對曆史傳承深深的責任感。

作者|徐悅東

編輯|張婷

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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