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丨劉國恩:此次經濟複蘇是V型還是U型將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
2020年07月18日22:19

原標題:評論丨劉國恩:此次經濟複蘇是V型還是U型將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

7月18日,在北大國發院MBA在線講壇上,全國新冠肺炎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經濟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大中國衛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國恩以“新冠疫情與經濟危機下各國應對措施的觀察”為主題發表了演講。

劉國恩指出,一般而言,經濟危機(及其複蘇)可能表現為短期的V型下行,很快會反彈,也可能呈U型,會延續相當長的時間。此次危機是V型還是U型將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新冠肺炎疫情本身的動態趨勢,即疫情的規模和持續時長;二是所採取的應對措施,比如高度統一的“一刀切”模式,還是更為精細化的因地製宜、因人而異的彈性手段。

在評估各國政府公共決策合理性前,劉國恩從經濟學角度回顧人類決策理性問題的討論,釐清前提:一是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人們在做決策時會基於自身的利益來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在沒有外界干預的前提下,個人利益最大化會最終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二是凱恩斯經濟學,由於信息的不對稱性和不確定性,個人決策會導致市場失靈,這為政府的干預提供了正當性理由;三是行為經濟學,發現人們在做決策時並非完全理性,包括參照系變更和風險厭惡的原因,導致人們的決策行為與實現自身目標矛盾。

劉國恩回顧了上半年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疫情應對措施,指出“I類放走病毒”和“II類誤傷無辜”兩種類型。而在此之外,國際科學界一直在尋找更好的解決辦法,比如諾貝爾學獎得主波恩·魯默提出的大規模的檢測手段和麻省理工的靶向方法。

科學理性應對

劉國恩總結認為,新冠疫情對經濟下行的特殊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大方面:第一,疫情衝擊造成個人健康受損,直接影響到經濟活動的產出結果;第二,由於個人的風險厭惡,人與人的接觸性服務行業受到巨大影響,醫療服務首當其衝,交通、旅遊、餐飲等行業也受到巨大影響;第三,市場需求下降。

他在演講中列舉了許多國際科學研究成果,以及公共政策和應對措施。首先,根據Chetty研究小組的結果,通過比較2008年金融危機對社會需求的影響和新冠肺炎疫情到目前為止對社會需求的影響,前者對消費影響最大的部分是耐用消費品,降幅達到58.6%,非耐用消費品的消費下降幅度為44.3%,而對服務行業基本上沒有影響。反觀新冠肺炎疫情,它對耐用消費品的影響非常小,有些地方甚至還增加了耐用消費品的使用。此外,對非耐用消費品的影響也不大,而負向影響最大的是人際關係密切的服務業,下降幅度高達67%。

其次,在全球的病死率方面,年初以來的發表論文和科研報告幾乎都一致顯示,新冠病死率的風險和年齡有極強的關係。無論基於最為嚴重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還是觀察韓國等輕症國家數據,平均而言80歲以上的老人都面臨高達10%以上的病死風險;但70-79歲的人群病死率降幅近一半;60-69歲人群的病死率進一步下降了4/5;50-59歲的人群病死率只有80歲以上人群的1/10左右;40歲以下的風險更是顯著下降到1%之下。此外,病死率還和病人自身是否有基礎性疾病高度相關。

第三,如果把新冠肺炎的病死風險與人類長期面臨的其他主要疾病進行對比分析的話,也可以得出很有參考意義的啟示。以全球疾病負擔最新數據為例,人類面臨病死風險的“頭號殺手”是心血管疾病,日均致死高達48739人,其次為腫瘤,日均致死26192人。

劉國恩認為,為了促進政府主導的公共決策和應對措施更加科學理性,以下四點啟示值得重視:第一,與風險共生共存事實上是一種常態,對於新冠病毒而言,需要考慮長期常態管理預案,調整短期急性目標措施,提高長期抗疫的科學有效性和經濟可持續性;第二,守護健康與生命是人類抗疫的核心目標,而實現其目標的重要條件是經濟基礎,如何確保“抗疫”與“經濟”兩不誤是各國面臨的首要問題;第三,防控措施需要的不僅僅是猛力,更重要的是巧勁,高效精準的公共防控行動必定充分體現全國不同地區、不同人群、不同時間的高度彈性與靶向特徵;第四,後疫情時期,相信公共財政和社會資源可能都會加大對健康產業和醫療市場的投入,需要防止大醫院對其增量資源的虹吸效應,避免進一步加劇現有衛生服務體系“上強下弱”的資源配置失衡程度。

推進“分級診療”

作為健康與發展經濟學、國家醫療體製改革以及醫藥經濟學領域的專家,劉國恩再次感慨,新冠肺炎疫情的資源利用表明,2009年以來實施的國家醫改把強基層的“分級診療”作為首要任務,是非常正確而又艱巨的目標。

由於歷史原因,中國現行醫療服務體系本質上是醫院主導的製度構架,雖然多年來國家醫改一直強調分級診療,從而更好促進基層社區衛生的發展,但是在人財物的實際資源配置上與改革目標還有相當距離,尤其是社會力量所能發揮的作用仍有待大幅改善。

劉國恩認為,通過對此次全球性抗疫模式的比較觀察,如果大家能夠更好認識大醫院與基層醫療的互助和製約關係,而中國目前尚存巨大的改善空間,並能夠在進一步的醫療體系的治理改革中加以積極完善,那麼應對未來重大疫情衝擊的能力就會更大,抗疫的綜合成本效益可能更高。

公共衛生服務體系的建設,除了醫療服務機構,還需要疾控系統有更好的配套和銜接,同時加強衛生能力建設。如同國際醫療模式,中國醫療服務基本上服從所謂的“二八定律”,即20%左右的患者可能需要到醫院接受救治,而80%的患者所患的常見病、多發病,絕大多數情況的最佳就診地點應在基層社區診所,不僅更為便捷,也能得到更好的時、空條件的保障。事實上,也只有當現行衛生服務體系能夠更好為80%的常見病和多發病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務,大醫院才有可能為真正需要急症、住院的患者提供及時、溫馨的服務條件,顯著改善大醫院一號難求、一床難進的擁堵局面。

在全國各地的抗疫工作中,一些大醫院成為接收診療後者的中心平台,承擔了幾乎從診斷、治療到康復的全流程工作。相對而言,基層醫療、社區診所的作用發揮得較為有限。因為81%的患者都屬輕症,因此無論是從費用、方便程度還是感染風險上看,社區診所都比在大醫院集中救治這類患者更具效率,同時又為重症患者使用大醫院創造了條件,從而大幅降低醫院床位的擠兌風險。

此外,劉國恩指出,從全球歷史上看,醫療衛生行業在過去若干次經濟蕭條的過程中,都處於“獨善其身”的狀態。因為醫療衛生行業主要是提供醫療服務,無論是經濟蕭條還是經濟高漲,人們都會得病和求醫,甚至在經濟蕭條的時候,可能因為人們有更多的空閑時間而增加就醫需求。另外,大多數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醫療保險,進一步降低人們的個人支出,從而平緩經濟下行對醫療服務需求的衝擊。因此,醫療市場的就業指數可是一直穩步上升,經濟週期對其毫無影響。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對醫療行業和宏觀經濟的影響似乎與歷史趨勢大相逕庭。根據哈佛大學Chetty等幾位經濟學家基於真實世界大數據的研究結果,新冠肺炎疫情對美國各大市場大幅衝擊的同時,醫療服務的消費開支也出現了劇烈下降,在4月達到最低點,近期有一定程度的恢復。由此可見,新冠肺炎疫情對醫療行業和宏觀經濟的影響,已經發生了顯著不同於過去的變化。

(作者: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林芯芯 編輯:洪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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